穿得怎么样？”
问完之后，她下了这么一个结论：“富人无非如此而已。富人家里一切都很肮脏，穷人家里却相反。不，我讨厌社会等级。”
我们闯入罗特希尔德家里之后，她在特鲁维尔的餐馆要了一些油炸鲐贝，并跟侍应和邻居聊天。与卡特琳娜·曼斯菲尔德相反，她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她说：“作家们的生活十分贫困。准确地说，是那些真正写作的作家。”她经常强调这种区别，但她承认自己没有与外界隔绝，也不缺少对世界的了解。“我做不到无动于衷。这是介入社会政治所给我留下的影响。”
有些晚上，她会把餐馆变成政治集会的场所。她把一切都混杂在一起，甚至是买干酪。“你必须去买些莫1干酪。那里只有莫干酪。”玛格丽特感到失望，痛苦，但并不忧郁。她更多地与乔治·桑相像，富于行动，能够一本接着一本写书，不放弃对男人、植物、艺术、食物、迟归的晚会的热情，然而又抱怨说被这部吞食了她的作品吸引了：“我还没有见过夏天。”但扬嘲笑她：“那咱们就走吧，你会看到一切。”
真的，她甚至去看那些尤其是黑暗、肮脏的东西，看所有那些人们一般不愿意看见的东西。她有时又无耻地说一些相反的语言：“要写作就必须低贱”或“写作就是耻辱”。
女友杜拉斯（14）
她反对学习：“大学教员绝对当不了艺术家，也当不了作家。”同时，她又抬高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综合工科学校毕业生的身价。她提到他们的头衔，就像自豪地宣称自己学过数学一样。她认为学问不能代替知识，但她又打听孩子们的入学情况，喜欢那些干活的人：“我曾是个好学生，这当然要归功于我那当小学教师的母亲。”不过，她写了艾尔内斯托的故事，那个孩子不愿上学，因为在那儿学的是学不懂的东西。她说学校里教的是条条框框，必须拒绝条条框框。她提醒道：“你的女儿们是第一流的，这显而易见。”我不知道她是恭维还是表示遗憾。她说：“我过去很守规矩，总感到很满足，不越雷池一步。”她发起火来：“我生来是要关闭那些学院的。”当她发觉自己太过分时，她又缓和下来：“我不在乎夸张，乌托邦中有些东西还是好的。”
她坚持说：“现实主义毫无价值。你看，就像客观的新闻报道。毫无意义。新闻报道应该有激情，不要管客观事实。”
她经常试图让我失去冷静，但我觉得她说的总是既不错也不矛盾。人可以强大而自杀，低贱而傲慢。人可以主观地写一篇文章，表现更多的真相而不是保持中立。她促使我思考。最好的道路由我独自选择。玛格丽特让她的交谈者担心起智慧来了。
有一天，更为可怕，她不露声色地把我逼到墙角：“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能忍受我。一个作家是不能忍受另一个作家的。”
我过了一会才明白和理解她话中的潜台词。为什么她要让自己处于一个让人不能忍受的境地呢？我最后终于明白了：假如她能忍受我，那是因为我不是一个作家。
假如我像她一样，认为写作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不够的话，这种打击会是非常厉害的。我也是把杠杆放得很高。当我翻阅某些书的时候，我觉得写还不如不写。相反，我承认“伟大的作品”，她罕见而神奇的才能。我在二者之间顽强而大胆地前进。玛格丽特详细解释道：“写作，是致力于了解别人将要写的东西，假如别人写作的话。人们事后才知道这一点。事先知道那就太危险了。”
也许我还没有开始写作？第一个字不是，最后一个字也不是？我继续努力，希望有一天能写。亲爱的玛格丽特，她不太相信这一点了。
也许我得指责她的无情，认为她坏？但我觉得她特别真诚。而真诚永远不会伤害我。也许我们是朋友，因为我们对真实的要求同样狂热，有时甚至伤人？因为我们都还有点孩子气，就像青少年朋友一样，互相发誓决不隐瞒。
从真诚到无情，这一步跨得很快，但不怕伤人的人也有好的一面：当他说你好话的时候，你可以肯定这不是奉承。
我把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给了玛格丽特。她读了以后很高兴，感谢我说：“你，至少直觉是对的，你知道什么叫文学。”接着，她又补充道：“文学，我不喜欢这个词。这个词无力。文学作品，那是什么东西？”
“哪个词更好？”
“啊，作品，是的，写作就是这么回事。”
她经常坦白道：“写作，我谈得很多，但说到底，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我有时记下这些短句：
“假如书中没有音乐，那就不叫书。”
“当作家意味着自我毁灭。”
“我发现书就是我。书中唯一的主题，就是写作，而写作就是我。”
她有一天还给我一个建议：“小说的唯一问题，你应该问自己的问题，是‘谁在说？’”
我向她引用马蒂斯1的这些句子。那是我刚从她的故乡卡多…康布莱西的一个展览会的墙上读到的：
“我急于工作，受到一种不知什么东西，受到一种我今天发觉对我这样一个正常男人的生命来说十分奇特的力量的驱使……
“在旺斯小教堂的创作中我才醒悟过来，我明白了，我一辈子勤奋工作都是为了这个人类大家庭，必须通过我的中介作用，让它得到一点新的美。
“所以，我只是一个中介人。”
她说：“对我来说，这也一样。有时，我重读自己的着作，会不禁落泪。我问自己这是怎么回事，我是怎么写出来的。怎么可能这么美呢。”
在这一点上，她也是真诚的，而且也确实很谦虚：“在一本书中，不仅要有言外之意，而且要懂得不要什么都想知道。”
女友杜拉斯（15）
“你知道，培根1也这样。他像马蒂斯和我一样，他不知道是谁在画他的画。”
玛格丽特刚遇到弗朗西斯·巴松，为《文学半月刊》采访他。
“培根和我谈的是同一回事。画家和作家能相通。他也是，刚好落在他头上，就像一场事故。他也需要喝酒。他对我说，安格尔2作画前会哭上几个小时。尤其是画肖像。我曾问他谈论‘作画的幸福’是否跟谈论‘写作的幸福’一样蠢。他答道：‘一样蠢。’我们一起大笑。”
我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她谈论弗朗西斯·培根，甚至忘了她曾跟他有过一段友谊。玛格丽特很少提及她所认识的艺术家或作家。她不炫耀与知识分子的任何非凡的友谊。她更乐意讲述与某个对她来说不同寻常的人，或某个有钱人、有权人的交往：电影制片人，银行家。当我问她过去与作家们有什么联系时，她总是含糊其辞。当代文学界的人士似乎对她也不怎么感兴趣。除非当她想出一个好句子，想嘲笑他们。有时，我试图唤起她的回忆：“乔治·巴塔耶1呢？”
“对，那是个朋友。我不像他那样喜欢萨德2。但《被咒部分》是部重要的书。”
“但巴塔耶的小说，读来不能不发抖。”
“啊，使你发抖了。《母亲》也许……”
她没有再说下去。她喜欢谈论普通人。对于思想家和作家，她常会暴露自己的秘密，或充满敌意。她不愿意跟任何人平起平坐。大名人，是她。为什么还要提别人。
她知道自己是大名人，远在写作使她家喻户晓的《情人》之前。用她自己的术语来说，是“世界性作家”（她反对用“国际性”这个词，认为太滥了，太普通了）。
1981年，我们一起去罗马。她被邀去梅迪希别墅。到了以后，她拒绝住在那里：“一个用来创作的地方，使人想逃。”她让人安排住在酒店里。尽管如此，让·莱马里，梅迪希别墅的经理还是与别墅的原经理、画家巴尔蒂斯为她组织了一场晚宴。宴会期间，话题跳到了巴尔蒂斯厌恶的蓬皮杜中心上。对他来说，蓬皮杜中心是一种异端：艺术应该因个性而流行。让它能被众人接受，那是一种荒谬的堕落。蓬皮杜中心是个旧货集市。
对玛格丽特来说，蓬皮杜中心妙不可言：人们可以成群进去，就像进教堂一样，里面有给人以启示的东西和三王来朝。总之，人民接受这种艺术。
谈话变成了争吵。在场的老巴尔蒂斯年轻的日本太太、让·莱马里、一个朋友、我的金发小女孩卡罗利娜、玛格丽特的儿子乌塔，大家都不说话，不敢介入。任何意见都会引起对方的攻击。
饭后，大家平静下来，开始休息，但玛格丽特马上表示要走。咖啡一吞下，我们就不礼貌地成群走了，孤零零地留下有点精神失常的让·莱马里和巴尔蒂斯夫妇。
在大街上，玛格丽特哈哈大笑：
“得快走，否则巴尔蒂斯也要离开了。”
“那又怎么样？”
“明星总是第一个离开的。”
那次罗马之行，玛格丽特风趣幽默。她尽情地傲对他人、嘲笑别人。但按照我们追溯的时间，还没有轮到讲述这趟旅行呢！
女友杜拉斯（16）
70年代初，冬天的一个夜晚，夜幕降临的时候，我在巴黎的王子先生大街拐角遇到了玛格丽特。对她来说，那已经走得够远了。她很少离开圣伯努瓦大街。我差点认不出她来。那天晚上，她不再像一个小女孩，而更像一个女乞丐，像一个在城里迷了路的乡下女人。她疲惫不堪，挎着一个古怪的草编提包。我从来没有见她提过什么东西，哪怕是一只手袋。她把草编提包拉开一点，让我看见一团乱七八糟的纸张。也许是草稿，一份手稿……她说：
“里面的东西，谁也不放在眼里。”
她用了粗俗的词，而不是常用的词汇。一切都使她厌烦，蓬皮杜，比比皆是的蠢事，她本人。她一再说感到很厌烦。她想象不到人可以如此厌烦。她说得很小声，几乎听不见，好像我们被特务盯梢似的。我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