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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很少针锋相对地反对。只见她首先缩起身子，就像缩小了似的。
女友杜拉斯（12）
“对曼斯菲尔德来说，忧郁多于好奇。所有的女人都学会了重复。”
还有一次，她很合作。谈话中她会这样，她知道如何保持这种合作，并再次加以利用。我为《电影手册》特刊就《蓝眼睛》采访她，她搜肠刮肚，对我说：“所有的女人都学会了痛苦。”
痛苦的重复还是重复的痛苦？我的生活越深入，她对我说的话便越得到证实。就像她说的另一句话似的，那是一个夏日，我在公园里跟她谈起我的孩子们：“毫无办法，孩子们甚至能骗取旧日的秘密。”后来，她写下了这句漂亮的格言：“家庭是难言之隐的守护者。”她说弗洛伊德阐明了性这个问题，让它走到光天化日之下。从此以后，小说就无法读了。
有一天，我们刚在一起看了一个关于弗朗西斯·蓬热1的节目。她想得很深，对我说：“你知道，我就站在那边。和他在一起，站在语言一边。电影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种诱惑。”
她经常向我列举她所喜欢的电影：《奥尔代特》、《猎人之夜》、《小偷和巴尔塔扎尔国王》。她说：“都是布莱松2的。”但她没有全部看过。她习惯以点代面。事实上，她很少去电影院，直到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当她出现在电视中时，她才看一些电影。
她公开对电影说一些报复性的语言。除了雅克·塔蒂和让…吕克·戈达尔，她看不起所有活着的电影人。对她的同辈作家，她可一点也不宽容。“萨特，那不是一个作家。”“萨特过于聪明。”至于西蒙娜·德·波伏瓦，“太过分了，你知道，她曾问一个刚开始写作的小伙子：‘你有什么要说的？’”她直截了当，大大地嘲笑波伏瓦，漂亮的牙齿闪闪发亮：“写作，与有话可说相反。如果知道的话，就没有必要写出来了。”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他成功地出版了几本书，她表示怀疑，大声地说出了心里话：“他在写，是的，所以人们说他是个作家。以为是在写作，这就够了。”她像命令似的建议我：“我希望你别相信评论家。只有出版商读那些东西。”
几年后，她对扬说：“因为你是个作家，所以你不写作。”对她来说，这是一种恭维（就扬来说，这也许是一种解脱）。
我也有些朋友，他们不写作，但他们是作家。他们明辨事非，有点羞怯。但他们的深刻、他们对词汇的爱，他们总能准确地触及事物焦点的目光激发起人们的灵感。这些沉默的作家有的不经意地漏出几行字：比如说米歇尔·古尔诺。另一些满足于他们摩尼教式的骄傲：要么完美无瑕，要么一无所有。他们贫瘠的精美好像与玛格丽特多产的平淡刚好相反。她承认：“我有这种庸俗。”她以此创造了一种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要写作就必须平庸。”注重实际，天真？“不应该提出结果这个问题。”
她喜欢克制也喜欢放纵。尽管她个人生性放荡，但她有此奇才。总知道有所保留，保留隐私。人们以为她暴露无遗，喜欢训人，夸大，其实她只揭开冰山一角。
她不读新作家的作品，除非他们是她的朋友，或者是朋友向她推荐的。所以，她对罗贝尔·兰阿尔的《工作台》大为恼火。我把罗贝尔请到诺弗勒。她又喜欢起他来。显然，她想让他知道这一点。在言谈方面，她每天晚上都这样说：“兰阿尔让人感到了工作的压力。在这一点上，谁也比不上他。”在文字方面，她在《解放报》写了一篇文章。她想让别人分享她喜爱的东西，这种强烈的愿望使她遭到指责。她的宽宏大量变成子虚乌有。她的行为举止只让人感到她的权威。一种称霸的欲望。
她感到很为难。她在一个爱群居的世界中自由行动。她不遵从任何规矩，任何模式（“他们甚至试图在‘新小说’中跟踪我，因为我老跟罗伯·格里耶开玩笑。”）。她甚至对她选择的一个出版商不忠。总是多变。
她以孤独作为自由的代价，并最终以此作为她那个王国的标志。她独往独来。永远独往独来。她只知道自己。为自己做决定，给自己颁奖章，所以，当大家都认为《工作台》是一部了不起的书时，她对此一言不发。兰阿尔“退场”。她喜欢上了当时默默无闻的莱斯里·卡普兰的《过分——工厂》。她用完全一样的话评价道：卡普兰让人感到了工作的压力。在这一点上，谁也比不上他。
玛格丽特不人云亦云。她本能地提防这一点。就像犹太教法典上的那个法官，赦免陪审团一致认为有罪的那个犯人。只有1984年例外，当时《情人》出版，她的孤独得到了补偿，但她很快又开始写不那么清晰的东西了。她的下一部小说《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再也得不到大家的交口称赞。《艾米丽·L》情况更糟，其实那是她最好的书之一。评论家们认为她写得太多了，她在重复自己。在她这种年龄，取得了这样的成功之后，应该搁笔了。这就像对她说她应该死了一样。
我把在一份杂志上读到的东西告诉她：96岁的萨默塞特·摩根1每天上午还在写作。对玛格丽特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她说：“这很正常，习惯一朝形成便不易改变。”
我问她，为什么我写信写文章不费吹灰之力，而要写一部可用来出书的东西却那么难。
女友杜拉斯（13）
“因为在一本书中，面面俱到，选择十分重要。”
她有时悄悄地提醒我：“假如你要写发生在威尼斯的事，就别去威尼斯。”她在提出这种劝告时，总要加上自己的经验：“假如我回到越南，我就不可能写我的童年。对一个作家来说，那是与童年一刀两断的机会。”有时，她似乎又自相矛盾：“一个作家，决不会与童年一刀两断。他从中汲取一切。”
她的建议，以“你”相称，没有通常的那些格言、警句：“当你开始写作的时候，作品已经在那儿了。你得快，它很快就要消失。有时，手太慢，赶不上。”她也说，有时，她坐在桌前，几小时毫无灵感。“那没什么，一个作家，甚至睡觉时也在工作。”
我不觉得她在说教。她知道经验是不能分享的，她还说，对作家来说，唯一的命令是没有任何命令。然而，她有时还是会不经意地下命令：“一本书中总有一段是绕不过去的。必须允许犯错误。”她谈论写作，往往是突如其来，好像在琢磨一个刚刚产生的想法：“要写作就必须很强大，比作品更强大。大家都怕。我可不怕。”但她说，写作就是冲向死亡，呆在死亡之中：“你得与孤独斗争。没有孤独就没有作品。”她说在生活与伟大的作品之间有一种历史悠久的敌意。
她仔细地看着我：“你，你热爱生活。”
这是一种指责，还是一种恭维？是不令人愉快的证明？热爱生活……她也如此，像大家一样，因为她没有自杀。但怎样才能不自杀呢？写作，写作，伟大的作品。或者像我一样，奔跑，奔跑，什么都碰，没别的需求，除了自我麻痹。
她假装羡慕我：“你有许多男人，伟大的生活。”我不明白她说的这个“伟大的生活”指的是什么。也许与伟大的作品恰恰相反，奢华，成功，我从事记者这一职业所达到的、她矛盾地加以蔑视的东西。她对“伟大的生活”怀有一种单纯而轻佻的城市少女所有的那种幻象。她爱接近它，然后加以抛弃。她在童年时代远远地瞥见了美好的殖民世界，她的兄弟被这个世界接受了，因为他玩网球。她总是用她童年的目光望着这个世界。她说：“你是个漂亮的女人，身材高大。我，我很矮小。这种困难影响了我一生。”她还说她很平凡：“在大街上，谁也不会回头看我。”
70年代，她还没有消除这种遗憾，除了酒精，她用别的方式克服过这种秘密的羞涩吗？
她突然对我说：“你像伊丽莎白女王。”她也许想恭维我。有时，她觉得我更像蓬皮杜夫人（这两个女人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吗？）。我似乎对这种比较感到痛苦，但我习惯了：我在家里常常被认为是个丑小鸭。我的鼻子、耳朵和下巴都必须动手术。人们说我像厨娘玛约里，那是个丑八怪。
玛格丽特很喜欢听我的家史。我们一起去凡尔赛的特里亚农宫。她喜欢看我小时候度假的地方。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假期里，我孤独地呆在像林肯一样长着白花花的颊髯的犹太籍爷爷身边。我爷爷生在纽约的一个德国人家里，20岁时逃离了美国，因为他在曼哈顿一家餐馆的门上看到这么几个字：“犹太人与狗不能进。”欧洲的犹太人开始在美国寻找庇护所时，他来到了欧洲。玛格丽特很喜欢我爷爷。
在特里亚农，她每次都要让我讲我爷爷42岁时，如何一点法文不懂，住在宫殿里，用电话与阿姆斯特丹和约翰内斯堡做生意。
玛格丽特喜欢听我讲述童年时代所住的宫殿。如同向别人描述贫困一样，我跟她讲述有关富裕的词汇和情景：“宫廷侍从官”、“电梯”、喝茶时演奏音乐的“精彩”乐队，用皮带牵着狗的“轻佻的女人”，她们解开拴狗的绳子，让我在公园里遛狗。我对她说：“我小时候住的宫殿简直不是人住的。”她赞同地说：“是的，穷人的生活更丰富多彩一些。”
另外有一次，我得去居·德·特希尔德家，他住在多维尔附近。玛格丽特一定要陪我去。我进去采访时，她在旁边的一家咖啡馆里等。当我从男爵家里出来的时候，她不厌其烦地问我里面的陈设、接待和点心。她提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问题：“里面有仆人吗？”“花瓶里有什么花？”“男爵他穿得怎么样？”
问完之后，她下了这么一个结论：“富人无非如此而已。富人家里一切都很肮脏，穷人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