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用了粗俗的词，而不是常用的词汇。一切都使她厌烦，蓬皮杜，比比皆是的蠢事，她本人。她一再说感到很厌烦。她想象不到人可以如此厌烦。她说得很小声，几乎听不见，好像我们被特务盯梢似的。我寻思她是不是喝醉了，但她的满脸愁容又表明并不是这样。我觉得她无精打采。她说年轻人崇拜她，乌塔的伙伴们欣赏她最新的两部小说：《阿巴恩沙巴纳戴维》和《爱情》，说着，她的心安定了一些。评论界的沉默使她感到痛苦。这两本相继出版的书都没有受到欢迎。甚至没有《广岛之恋》出版后所受到的嘲笑和《劳尔·V·斯泰因的迷狂》出版后所受到的抨击。她说她讨厌孤独，讨厌与她的母鸡一道生活，讨厌诺弗勒。
她的眼镜反射着店铺的灯光。我不相信她哭了，要么是寒冷冻伤了她的眼睛。我们不能耽搁。我没想到建议她去咖啡馆喝上一杯咖啡或掺热糖水的烈酒。我也跟她一样觉得不知所措。每当人们夸赞她有点过分或笑她笑得有点离谱时，我便想起那个草编提包、眼镜上的反光和降临在王子先生大街的夜幕。
我想让她振作起来，但那天晚上，我的哀伤更加重了她的哀伤。我们漂亮的朋友伊莱娜，阿兰·卡瓦利埃的妻子刚刚在汽车中自杀。70年代开年不利，我们要“改变生活”的冲动艰难地冷了下来。
我们一心要改变我们的生活。玛格丽特不是一个甘心失败的人。她在寻找新的斗争。女权主义者的斗争有段时间与她有关。在诺弗勒，在她家里，人们只能见到那些奉承她的妇女。她颇有分量地对男人进行一些诅咒，声称聪明才智是女人所特有的：“在这一点上我为男人们感到遗憾。但女人更深刻，更活跃，更清新，只要她们不人云亦云。”她宣称，每个男人身上都沉睡着一个伞兵。她回想起他们纠正她的语法错误时，要她干得更多更好时对她的捉弄。（在《痛苦》中，她引用她儿子的父亲迪奥尼斯·马斯科罗的话说：“所有的蠢话、傻话，你都说了。”后来，在《诺曼底海滨的妓女》中，她又引用扬的话说：“你碍手碍脚。”）
我对男人没有个人的心理学理论。我更关心妇女所承受的社会压力。我在巴黎郊区，在热内维里埃参加斗争，为堕胎争取权利，但我不把男人当做敌人。
玛格丽特提醒我说：“他们奉承你，所以你觉得他们不伤人。”她经常问我是否产生了感情。当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后，她又表示怀疑。我很少向她解释。不是因为喜欢保密，而是我所经历的浪漫史似乎达不到她想象的高度，讲起来会很乏味、平淡。我觉得她可能会对别的妇女跟她讲述的原始细节感兴趣。我没有告诉她我很痛苦，哪怕是我提及一段痛苦的感情，她也觉得我总是洋洋得意的（英国女王或蓬皮杜夫人！）。她总是这样下结论：“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有一天，她十分直接地问我对金发小姑娘们的父亲的感情，当时我与他一起生活。“你爱艾里克吗？”我向她描述了他使我产生的所有爱情和温情，结果我看到她脸上露出了一种怜悯的表情，一半是同情，一半是厌恶。她叹道：“温情，天哪！”她说，“温柔”是她从来不用的一个词。比“梦”字用得还少。“我不做梦，我思考。”她说爱情并不存在，只有热情还值得。我笑着说：“总算还有值得的东西。”
她没有笑，我满足于像温情这样平庸的感情，她对此感到由衷的遗憾。
女友杜拉斯（17）
我与艾里克同居，过着平静的日子。在这期间，玛格丽特对我不怎么感兴趣。她讨厌没有堕落或狂乱的女人，痛恨我的一个长得特别漂亮、大家都喜欢的女朋友。当我问她反感的理由时，她回答得非常干脆：“那是个狐狸精。”
她见我目瞪口呆。对我那位因单纯自然而迷人的女友来说，再没有比这更不合适的词了。她又补充了一句：“美，是不刻意寻求自己所没有的东西。”
“一点没错，”我说，“我的朋友正是如此。”
“那她太随便了。”玛格丽特理亏了，最后说道。
她很难忍受满足现状的人。对她来说，诱人的女子只有引起悲剧才显得可爱。在重罪法庭，她们很讨人喜欢。
玛格丽特不时地问我：“艾里克能满足你吗？”她的目光紧盯着我。无法避开她。我对她说艾里克是个靠得住的男人，他的爱鼓舞着我。她很快就改变了话题，但下次会重提此事，态度同样粗鲁：“艾里克不骗你吗？”她问得那么严肃，我不禁笑起来：“你觉得他会骗我吗？”“啊，不！”她气恼地说。
对玛格丽特来说，想在爱情中休息是完全错误的，甚至是可怜的。然而，她对我又有些宽容。也许是因为她猜想我的生活不那么平静，也许是因为当她感到太孤独的时候，我家中的热闹使她感到开心（“地理上的需要”）。也许是因为我一半是犹太人，所有与犹太人有关的、有点关系的、关系密切的东西都使她入迷。她常说，她宁愿是犹太人。当我回答说：“我可不干。”或“为什么？想进集中营？想到基布兹1去生活？”或说其他笑话时，她感到很不高兴。
这时，她会严厉地打量着我，虽然坐着，却也显得很高。她说贝京2是个“圣人”，因为他握过纳赛尔3的手。她说犹太国是个王国。有时，当她谈起犹太人时，她会古怪地停下来：“瞧我瞎扯些什么呀！”有时，她说些骇人听闻的东西，但荒谬得使人总以为她是在讲笑话。比如她说：“阿拉伯人很蠢。全世界的人都穿着西装时，你会看见他们穿着衬衣而不脱裙子！”她不想象如果这样概括犹太人的基本特点，可能也会使某些犹太人感到震惊。对于我，她说：“你有犹太人的性情和忧郁。”她表现出一种宽厚。她说我们讨厌同样的东西。有一天，她在饭桌边列了一张单子：偏见、制度的压迫力，对大自然的破坏和对动物的残杀，遗忘边缘人（那时还没说“被排除的人”）心满意足。
“破坏大自然，残杀动物”，在这一点上，我让步了。70年代，我对自然环境漠不关心。玛格丽特感到很气愤，描写了一个悲惨可怕、将无法居住的世界。她触及了神圣的事物：“如果你看不到这场灾难，你就什么都看不到。”今天，她的预言被具体化了。
我们在饭桌边的那场谈话，我已记不大清楚了。但我们谈过好多次。有时，借着酒劲，我们一个接着一个开玩笑。有天晚上，她讲述了她与法国电力公司的争吵。她学着约瑟芬·贝克尔“我有两种爱”的曲调，唱道：“我有两个电表。”饭后，大家一齐唱起抱怨法国电力公司的许多歌曲。第二天，她把歌曲寄给了管理部门。
在那些年头，谁是“大家”？总是乌塔的同一些朋友，电影院的同一些朋友：男技术员、女技术员以及他们的情人和孩子。毫无例外。毫无外交礼节。一点也不赶时髦。夏季的周日，我们到处走动，公园的长桌边，可能有二十来个人甚至更多的人不断轮换：在“人民战线”见面后，又在36号的纪录片电影院相遇。玛格丽特端坐桌子一头，这种“第一次有薪假期”的气氛使她心花怒放。她坐下来时，短裙撩到大腿上，露出善于爬山的腿肚子。她微笑起来的时候很美，可以看见她漂亮的牙齿。她光彩照人，耀眼夺目。她很兴奋，尽管她自己否认这一点。任何作家（也许除了乔治·桑，又是个女的）都没有这种生命的威力和创造的力量。况且她还有重要的作品，又如此慷慨好客。
男演员、女演员，在一个时期当中，参加聚餐的，总是同一些人。
比尔·奥吉埃代替了德尔菲娜·塞里格。比尔的丈夫巴尔贝·施罗德当厨师，他就像个首领。有天晚上，他做了白斑狗鱼。玛格丽特叫道：“啊，这条白斑狗鱼，我把它记下来。”我由此知道她记下一些参考数据和断句。我也开始学她。
也有些赴会者来一次或数次，然后就不再来了：一个德国女歌手，一个意大利女裁缝，一些舞蹈家，一些美国的“博士论文准备者”，人们到布莱西尔火车站去找他们。他们一到，玛格丽特就对他们进行测验。
“你觉得我家怎么样？”
那些笨头笨脑地回答说“漂亮”的人立即就被淘汰。
“漂亮，啊不！恰恰相反。”
对那些找到一个不那么平庸的词来形容的人，她说：“还可以。”
我记得有一次在花园里吃饭时，她指责一个朋友阴险毒辣。我从来没有参与公开指责人。由于她的指责包含部分事实，这位朋友的尴尬和我自己的尴尬使我终身难忘。
女友杜拉斯（18）
我记得有一次在厨房里与我们的哲学家朋友弗朗索瓦·勒尼奥一起吃饭。席间，她声称我们都是种族主义者，说必须承认这一点。她还举例说，她就不愿意怀黑人的孩子，她不可能爱他。当她提了这样让人为难的大问题时，我们扪心自问。我愿意成为一个黑人孩子的母亲吗？弗朗索瓦·勒尼奥拒绝做这样的假设，太离谱了：应该完全否认自己身上的种族主义思想，拒不理解种族主义，哪怕是自欺欺人。玛格丽特表示要讲事实，固执己见。那天晚上，大家争论得迟迟不休。
为了真实，她会去杀人。“不该撒谎，所有的人都想杀人。我翻开报纸，我想杀人，我和纳粹法西斯分子的区别，在于我知道我有这个能力。我也知道我能纠正自己。纳粹的幼稚之处，在于他们相信自己有权杀人。”她还说：“写作，也是对鲜肉、屠杀、消耗力量的渴望。很盲目。”
这么大的力量，太大力了，哪怕是在她敲桌子的时候。我发觉她在克制自己，她紧紧地抓住桌边。我后来只看到她坐在桌后，有时坐在扶手椅上，但从来没有坐在长椅或沙发上。她几乎从不站起，除非当她又唱又跳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