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西汉王朝败亡之谜:庸才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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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西汉王朝败亡之谜:庸才当道- 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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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四,最说明问题的是,吕氏外戚虽然专弄朝政多年,但此次政变时,太尉周勃孤身持节驱入北军(京师两大卫戍部队之一),高呼一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结果全军将士悉数左袒,为刘氏而倒戈反对吕氏。这不仅再次印证了刘氏强大的“民心”基础,更为朝中的开国元勋们提了一个醒——反叛刘氏不得人心。
  其五,此次政变,内有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两位宗室骨干坐镇中央,外有吴、楚、淮南、琅邪、齐、代等六王固守地方。此次政变对刘氏宗室来说,虽然表面上惊心动魄,实际上不可能节外生枝。
  其六,刘氏皇统遭此大变,大臣们只有拥立高帝之子为新帝,才能控制得住天下的局面;而此时在世的高帝之子,只有代王刘恒和淮南王刘长二人。代王年长,且“贤圣仁孝,闻于天下”。因此,大臣们“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没有什么阴谋或危险。
  宋昌的分析虽然入木三分,无懈可击,但事关生死存亡的安危大事,刘恒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他去找母亲薄太后商量,薄太后也拿不定主意。
  刘恒便又找来精通占卜的“高人”烧灼龟甲以卜吉凶,其结果为“横纹”。卜辞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意思是说,“横纹”代表占卜对象将像夏启继承大禹那样,继承“天王”之位。
  刘恒故意问卜者:我现在已经是“王”了,按卜辞所说,我还能做什么“王”呢?
  卜者答道:“所谓天王者,乃天子也。”
  刘恒心里终于有了底。为谨慎起见,他派自己的舅舅薄昭前往长安去会见太尉周勃,了解时局的最新动态,以做到万无一失。
  周勃等人向薄昭详细通报了政变始末及迎立代王的原因。
  薄昭回到中都向刘恒复命。刘恒心里的石头这才算完全落了地,便笑着对宋昌说:“果如公言。”于是便派张武等6人驾驶“六乘传”(六匹大马拉的驿车)先期前往长安通报,自己则在宋昌的陪同下稍后启程。
  行至长安城附近的高陵县(今陕西高陵县)时,刘恒自己停了下来,派宋昌先行进入长安城,侦察时局是否有变。
  宋昌到达咸阳以东的渭桥时,正好遇到丞相陈平率朝中群臣在此迎候。他便马上调头回去向刘恒报告。
  刘恒驱车至渭桥与群臣见面。群臣向刘恒“拜谒称臣”,刘恒谦让不敢当,遂以侯王之礼回拜。
  太尉周勃一看刘恒不肯接受群臣的“拜谒称臣”,便对他说:“请借一步说话。”
  想必周勃此举,是企图私下告诉刘恒不必过于谦让。
  但机敏过人的宋昌却拦着他说:如果太尉是谈公事,就请当着大家的面公开讲;如果是谈私事,那么,王者无私事,还是请免开尊口。
  宋昌如此说,其旨有三:
  其一,树立刘恒正大光明的形象,不给在场的朝中大臣们留下任何猜疑或口舌。
  其二,巧妙地敲打一下周勃,提醒他注意刘恒此时的身份。刘恒以“准天子”之尊,不应该和大臣窃窃私语,即使是位列三公的重臣也不行。
  其三,刘恒与周勃之间此时已经是事实上的“君臣”关系。宋昌要让这位政变的功臣从此时此刻起,便保持臣子对天子应有的敬畏之心,免得他居功自傲,忘乎所以。否则,如果开坏了“头”,今后便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麻烦。
  这个微妙的插曲确实提醒了周勃,他马上跪下,向刘恒呈上“天子印玺”。但刘恒以足够礼貌而又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口气委婉谢绝道:等到了官邸再说。
  大臣们簇拥着刘恒进入代王在长安的官邸,正式恳请他即天子位。 刘恒按照当时的礼仪,连续谦让四次后即天子位,是为文帝。
  文帝当晚便任命宋昌为卫将军,统领南、北二军(京师卫戍部队);任命张武为郎中令,负责皇宫的巡逻警卫。这是他即位后任命的第一批官员。
  这一切发生于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的前九月和后九月。
  这一年闰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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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将周勃的胆战心惊(1)
文帝是西汉王朝官方承认的第3位皇帝。其实严格说来应该是第5位,因为在他之前,高祖吕后(吕雉)临朝称制期间还立过2位皇帝。
  第1位皇帝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汉书》的记载,只说是他是惠帝刘盈的“后宫美人子”。
  惠帝的皇后是张敖和鲁元公主生的女儿,而鲁元公主是惠帝自己的亲妹妹。吕后为了亲上加亲,让舅舅娶了自己的亲外甥女。这样的婚姻关系在2000年前尚处于草创阶段的伦理文化中,并不是件荒谬的事情。
  这位孝惠皇后始终没有生下儿子。她在吕后的操纵下假装怀孕,“临产”前把另一位“美人”的儿子抢过来,偷梁换柱到自己的名下,并立为太子。
  惠帝驾崩后,太子即位,名称“少帝”。少帝4年后才发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被吕后杀了,便愤而放出话来说,要在长大后为生母报仇。
  吕后听罢,大吃一惊。为了避免养虎为患,她便将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幽禁在永巷中,“左右莫得见”,进而杀了他,一了百了。
  少帝死后,吕后便又立惠帝的另一个儿子刘义为帝,更名为刘弘。
  其实这已经是刘弘第2次更名了。他原来叫刘山,被封为襄城侯;他的哥哥常山王刘不疑死后,他继嗣其王爵时便更名为刘义。刘义比他的前任还要年幼,自然也是一个摆设。
  周勃为了证明政变的合法性,硬是说惠帝一个儿子也没有。包括少帝和刘弘在内,都是吕后“以计诈名它人子,杀其母,养之后宫,令孝惠子之”。
  其实这种说法极其荒谬,一点儿也站不住脚。
  史书对刘弘的身世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是说吕后曾经把惠帝的几个儿子封了王或侯,其中便有刘山。少帝则被笼统地说成是某位后宫 “美人”之子。
  西汉初立时因袭秦朝的嫔御制度,把皇帝的妻妾分为皇后、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等8个品级。后来经武、元二帝两次增加,演变成为14个品级。
  “美人”的地位并不低(相当于元帝朝的婕妤),人数也不会太多,她们的行踪,尤其是性生活的轨迹,自然都会在后宫制度的严密监控之中,不太可能发生“红杏出墙”的风流韵事。即便有个别“美人”在吕后的支持下吃了豹子胆,非要“铤而走险”,也不至于胆大妄为到公然产子的地步。何况按周勃的说法,惠帝的几个儿子全部都是野种——果如此状,惠帝的后宫将会是一个多么混乱的局面?
  即使吕后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恐怕也不敢如此去冒天下之大不韪。
  因此,既然承认了少帝及其兄弟们是“美人”之子,那么他们就不大可能是惠帝以外的血统。
  周勃不肯承认其正统地位的原因,正如他本人所说,“今已灭诸吕,少帝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侯贤者立之。”
  “吾属无类”,用今天的白话说,就是“我们这些人都要被灭族”。
  惠帝是吕后的亲生儿子,惠帝之子,也就是吕后的亲外孙。周勃等人所诛之诸吕,都是惠帝一脉的娘家人。这些孩子长大后,很难说不会为他们的舅姨表亲们报仇雪恨。
  周勃等人心里非常清楚,如果真出现那种局面,他们这些“诛吕氏”的功臣们自然也难逃一劫。
  由此可见,说这些人不是惠帝的儿子,显然是周勃自我保全的阴谋之说,其他大臣对此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为了永绝后患,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在文帝即位的当晚便把惠帝的几个儿子悉数诛杀。
  文帝对周勃的说法心若明镜。但他自己是最大的受益人,自然也不会去揭穿,更不会去追究,否则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但文帝因此却对周勃心存极大的警惕,即位后便用“明升暗降”的办法任命他为右丞相,罢了他的太尉之职。
  在西汉初年,“太尉”一职只是帝国名义上的最高军事首脑,原先并不直接统兵,无实际的兵权;但经过这一次政变,执掌实际兵权的吕家人及其党羽被拿下后,周勃这个“太尉”,无论实权和声望便都不可同日而语了。
  周勃其实对自己的作为非常的心虚。文帝给他的可观封赏:1万户封邑和5千斤金。除了不能转让的封邑之外,他把5千斤“金”全部送给了文帝的舅舅薄昭(薄太后的弟弟)。
  “金”在西汉不仅仅是指黄金,还包括白银和铜。因此,这5千斤金实际上是5千斤黄金、白银、铜3种贵重金属的总称。

猛将周勃的胆战心惊(2)
周勃当的这个右丞相,地位在左丞相陈平之上,是名副其实的“百官之首”。但他当得却一点儿也不舒坦。
  文帝即位不久后,曾经当着众臣的面问了周勃两个问题:全国每年决狱(判决的案件)有多少起?二是全国每年的钱粮收支是多少?
  周勃被这两个问题给问住了,一个也答不上来,“汗出洽背,愧不能对。”
  文帝转而问左丞相陈平。陈平的回答却非常精彩。
  他对文帝说:陛下如果想了解决狱之事,应问廷尉;如果想了解钱谷的收支,应问治粟内史;这些事情均各有主事者。
  文帝不客气地说:既然每件事情都各有主事者,那么先生所主何事?
  陈平回答道:我主管这些主事者!丞相的职责是“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
  文帝对陈平的回答非常赞赏。
  这样的对比让周勃非常难堪。散朝后,他抱怨陈平说:咱们俩关系这么好,你平时为什么不教我对答之策?
  陈平笑道:你居右丞相之位,怎能不知丞相之职?况且,陛下的这些问题,怎么可能直接回答得上?
  于是周勃便意识到,要论当宰相,自己和陈平的能力差距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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