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是一位弄权的高手，完全可以在天子的大树下过得非常自在。——他的能力结构并不适合于做帝国的“一把手”。
但他却看不到这一点，不仅仅是他，所有沉迷于权力与利益角逐的官场中人，大概也都看不到。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权力，只关心如何摄取更多的利益，正如某些商人只关心金钱，最后却被金钱所俘虏，身陷囹圄或命丧黄泉。
王莽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天子的宝座，以“巨藤”之躯，占据了原本属于“擎天大树”的位置，他怎么可能不失败？
公平地讲，王莽也并非像《汉书》所说的那样，从一开始便是个居心叵测的大坏蛋。他在发迹之前是朝野上下公认的“杰出青年”。当然，这主要是指他的“道德形象”而非“治国能力”。
步入官场之后，是一路亨通无阻的宦海征途把他人性深处的欲望一层层地激发了出来。这好比一个年纪轻轻而又精力旺盛的漂亮寡妇，被流放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没有了周边环境的道德压力，可以成天出入于纸醉金迷的“蒙面舞会”，需要多大的定力才能使她坚守空洞的贞洁而不越雷池半步？
因此，王莽并非天生的怪物，他只是时代或体制的产物。王莽的一生，不过是从“贞女”到“荡妇”的过程。仅此而已。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逝去的岁月不可能再回来。不像兜里的钱，花完了还可以想办法再去挣。为“藤”还是为“树”，都是每个人自己的人生选择。
我们今天读史，自然要站在历史进程或天下公理的角度去审视其间的人和事，但历史只是一种结果，不是先验的目标。作为历史的“局内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以这样的高度去指引自己的一生。
因此，如果仅从个人的角度来讲，“藤”与“树”之间其实并没有孰优孰劣或孰高孰低的可比性。
姑且抛开道义或良知的成分不说，仅仅从纯粹个人化的角度来讲，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做“藤”就要比做“树”容易得多。
做什么都需要有“过人之处”，才能做得游刃有余。小人有小人的艺术，庸才有庸才的法则。一颗天生的“树种”，如果想“退而求其次”，甘心去做一棵“藤”一般的庸才，未必就可以所向披靡。
贾捐之便是这样一个例子。
他本来就不是做“藤”的料，却非要往这条路上去挤，到头来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丢了小命不说，连个好名声也没有留下，实在是“冤枉”极了。还不如自始至终坚守内心的原则，做一棵堂堂正正的“树”要好一些。
贾捐之是文帝朝的大才子贾谊的曾孙，其文采虽不如曾祖父，但也算得上一流的才子。在元帝即位之初，他便因上书言政，颇得皇帝的欣赏与信赖，令他“待诏金马门”，等待分配工作。
是时，宦官石显专权，天下为之侧目。贾捐之以文人特有的迂直和豪迈，数次在元帝面前揭石显之短，以为可以让天子警醒于“宦官弄权”之害。
但他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元帝自己布的局（本书第2章将专题探讨这个问题）。
于是，不识时务的贾捐之非但没有得到重用，甚至连皇帝的面也很少见得到了。
贾捐之有一个好朋友叫杨兴，时为长安县令，是公认的“倾巧之士”。杨兴见了这种状况，便给贾捐之出了一个馊主意，劝他和自己一起，在元帝面前一反常态地称颂石显，建议赐封石显为关内侯（侯爵中的第二等，第一等为列侯）。
首楔：两种人的舞台（4）
石显的马屁还没有拍出味道来，贾捐之竟然又迫不及待地再次上书举荐杨兴为京兆尹。京兆尹是京师“三辅”之一，级别与郡太守相同，但地位尤甚之。
贾捐之的这点儿猫腻哪里蒙得过石显的眼睛？
于是石显反过来在元帝面前告了他一状，说他“欲得大位”，欺君罔上，泄露宫禁机密。
贾捐之被斩首弃市。石显却在元帝面前博得了个“不阿私”的好名声。
“藤与树”是本书的主题。
全书的主要素材源自《汉书》，间接参考了《西京杂记》等“野史”的材料作为佐证。
全书的时间轴线则基本以《资治通鉴》为参照。但《资治通鉴》对个别时间的判断显然存在问题，比如刘邦灭项羽是在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年底，次年五月便有两件事情：一是刘邦解散了多余的部队，“兵皆罢归家”。二是在洛阳南宫置酒，与群臣宴饮。在这场宴会中，便有了刘邦那段著名的感慨：“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但《资治通鉴》和《汉书》均把这两件事算在了高帝五年。项羽未灭，刘邦是不可能解散部队的，更不可能和群臣一起总结项羽“失天下”的原因。因此，本书将这两个事件的时间放在了高帝六年五月。
以上仅为一例。还有其他类似的情况，不再一一赘述。
全书正文部分共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共分4章，分别叙述西汉帝国的文帝、元帝、成帝、哀帝四朝。如此安排主要基于三点考虑：
其一，西汉王朝的治理理念，以及刘氏皇统的许多传统做法，都是文帝开创的先河。因此，需要把文帝朝的事情做一些简单的交待。
其二，本书的主旨在于呈现西汉王朝落日余晖之全景，而元帝朝是公认的“由盛及衰”的分水岭。因此，在文帝朝做背景式的介绍之后，随即转入元帝朝。
其三，哀帝驾崩后，年仅9岁的平帝刘衎不过是个摆设。帝国的权柄随后便落入王莽的手中，同时也意味着刘氏皇统失去了对帝国的最高控制权。因此，把平帝朝的叙述，索性纳入“下篇”。
“下篇”共分3章，叙述王莽从崛起到灭亡的全过程。
王莽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猴子，他的一切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通过“上篇”的叙述，我们便不难发现，王莽身上许多匪夷所思的想法和做法，同样是他身处的时代使然。比如他著名的“托古改制”，实际上不是在“托古”，他是真诚地想要“复古”——企图通过表象的复制，来实现存在于当时儒生们心中共同的“圣朝愿景”。
王莽那些在我们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做法，在当时的儒生们中间，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它们绝非王莽一个人空穴来风式的奇思妙想。
换言之，王莽可以算得上是儒家学说之最彻底的教条主义者，他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讲，应该是儒家学说“是古非今”的结果，也可以看作是儒家学说本身的失败。
因此，只有结合那个时代的大背景，我们才能对王莽的所作所为有更真切的理解和反思。
在完成对王莽的全部叙述之后，还安排了一个“尾议”。目的在于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在西汉王朝的最后50年，那么多匪夷所思的“荒谬”人与“荒唐”事的背后，到底存在着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
我的看法是：这里面都有儒家学说惹的祸。
一家之言而已。权当这样的妄议，是不惜抛出“陋砖”，引出读者朋友心中熠熠生辉的“美玉”。如果能够为读者朋友带来一些启发，哪怕是窃笑，我的所有努力，都可以算得上是有了丰盛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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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降大任（1）
上篇：树根藤苗——刘氏皇统的家风与国运
《庸才当道》第1章 参天大树
天降大任
当太尉周勃等人派出的代表一路驱驰赶到偏远的中都城，风尘仆仆地突然出现在代王府时，代王刘恒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些人竟然是来迎接自己去长安登基的。
事前一点儿征兆也没有。将信将疑的刘恒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局弄得且喜且惧，一时真假莫辨，吉凶难测。
他迅速把代王国的核心臣僚们召集起来，共商应对之策。
中都城位于今天山西平遥古城的西部，是代王国的都城。中都与长安，两地相距遥远，即使在今天直来直去的铁路交通，也有500多公里的路程。
代国臣僚们虽然对长安刚刚发生的政变——吕氏外戚集团被悉数诛杀——略有所知，但对朝局最新的具体情况却并不十分了解，更不清楚周勃等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更重要的是，此时控制帝国权力中枢的大臣，如周勃、陈平等人，都是一些当年随刘邦出生入死的虎狼之辈。如今刘邦、吕雉已逝，权倾朝野的吕氏外戚集团悉数获诛，已经没有人能够镇得住他们了。
——万一他们生出难测的祸心，首先遭难的便是刘氏宗室的子弟。作为刘邦的亲儿子，刘恒更是首当其冲。
因此，以郎中令（负责王宫警卫）张武为代表的绝大多数臣僚一致认为此事凶多吉少。他们担心在所谓“迎立新君”的背后，是“请君入瓮”的阴谋，因此建议刘恒谨慎从事，假装生病，拖延时日，以静观其变；一切要等到时局明朗之后再做计议。
但中尉（负责都城治安）宋昌独以为“群臣之议皆非也”。他力陈如下六条理由，认为此事并无凶险：
其一，刘氏为天下之主，是大势所归、民心所向，是历史的必然潮流，绝非少数几个人就能扭转得了的。
其二，高祖当年所封诸位刘氏子弟的侯国，占据着帝国的各个关键区域，以“犬牙相制”之态，共同形成互为犄角而又互相制衡的局面。这样的布局坚如磐石，即使发生异姓叛乱，也不容易被破解。
其三，汉兴以来，“除秦烦苛，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刘氏政权已经深得人心。
其四，最说明问题的是，吕氏外戚虽然专弄朝政多年，但此次政变时，太尉周勃孤身持节驱入北军（京师两大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