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房大，把两个兜兜加大了，却忽略了欧洲女人的肩背也宽，兜兜虽然够了，可是扣不上。
吴霞又傻眼了。
小玉也急了，说：“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自己没什么偏做什么。”
一听小玉竟说出这话，吴霞的眼泪哗哗落下。
他们重新开始了练摊儿生涯。
要说过得舒心，还是要属侯玉花。
神经刘能干又听话，除了喋喋不休以外，也挑不出多大的毛病。他们两个的分工是女主外，男主内。但凡外面的事，哪怕是一双袜子破了要降价，也得侯玉花点头；而屋里的事，像煮饭刷碗洗衣扫地擦桌子……侯玉花一概不管，当然也不干，听由神经刘全权处理。
有了权力就要行使，神经刘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随心所欲地处理内务。首先为了方便搬家去掉了床，两个床垫子铺在地板上简直比日本人的榻榻米还舒服；其次天天几乎都要喝猪蹄子和花生米煮的汤，以至于后来侯玉花只要一看见猪蹄子就要呕吐；再次是只要一回家神经刘便打开录音机听评弹，那种娇嗲柔媚的吴侬软语是不折不扣的靡靡之音，侯玉花听得浑身难受，而神经刘则舒服的摇头晃脑。他本来要在汽车里也听评弹的，被侯玉花严厉地制止——“我主外！”侯玉花大声提醒他。
我曾经问过侯玉花，神经刘做的上海菜是否可口？
她一本正经地说：“不是人吃的味儿。”
我相信侯玉花的话，首先因为她没有幽默感，其次我也亲眼看见过神经刘为侯玉花如何准备晚饭。那是一个下午，我和汪虹去他们家玩儿，侯玉花出去了，只有神经刘一个人在摇头晃脑地听评弹。见我进来，挺高兴，便关了录音机，打开了他的话匣子。整整一个钟头，我愣没插上一句嘴。看着他那口沫横飞的样子，我琢磨不知道什么地方能买到哑药？
趁他换气儿的时候，我说小刘你呆着吧，我们要走了。说着就起身。
神经刘哪儿舍得让我们走啊，赶紧说：“别走别走，晚饭我做红豆沙给你们吃。我自己做的，又糯又甜，清凉去火，你们谁牙疼？吃了包你好。田力你疼吗？不疼？汪虹你疼吗？不疼？”
我说我们谁的牙也不疼，再说了，牙疼我们吃药。
他说：“牙不疼也不要走，你们先看看我做的红豆沙，看一眼就馋了，我保证。好不好，看一眼？”
他几乎在恳求了。
我说好吧好吧，看一眼。
他高兴了，带我们走进脏乱不堪的厨房，揭开一个锅盖骄傲地说：“看吧，怎么样？”
我先闻到一种怪味儿，再一看，哪里有什么红豆沙，是绿糊糊的一片。
汪虹比我先看明白了，说：“呀！呀！小刘，你的红豆沙长绿毛了！真恶心，快倒了吧！”
神经刘低头一看，又用手扒拉扒拉，说：“咦，真的耶！天太热了。不过没关系，把绿毛刮掉就好了。”说着便伸手去刮，连手也不洗。
汪虹认真，吃惊地说：“你还要吃吗？会吃死人的！”
神经刘一边刮绿毛一边说：“哪有的事，侯玉花最爱吃了。”
他们的同居在布拉格堪称典范，所有费用——房租、汽油、手纸、三餐，两人分担；自然，练摊儿的利润也是两人平分。谁也别吃亏，谁也别占便宜。有一年侯玉花回国上了一柜健美裤，回布拉格后她对我说，神经刘把他自己在布拉格这两个月的费用加大了。
“孙子，不老实。”侯玉花说。
我说那你怎么办？
她说：“我每条健美裤加十个克郎，看谁能治了谁。”
如今，在捷克的中国人已经不多了，但还能看见侯玉花和神经刘开着装满了货，顶上绑着练摊儿用的铁架子的破车，在布拉格附近的公路上飞驰。
黄文玉以旅游者的身份获得了美国签证，是老申帮她签的。如今她黑在西海岸一个中国人的农场里。许多原先在捷克的上海人都以同样的方式陆续获得了美国签证，他们逐渐聚在一起。我相信，杀人越货的事件很快就会发生。
老申回到了中国，没有工作，当然也没有收入，靠老婆养着。烟瘾依然很大，说话依然啰嗦，他经常给左邻右舍讲述欧洲故事，害得大家纷纷要凑钱跟他出去跑单帮。直到给老婆痛骂了一回，并威胁要停掉他的伙食费，他才不敢再乱讲了。只是眼睛经常直勾勾地望着白云深处，心中思念着那位上海丑姑娘。
唐静姝带着己呈老态的西门大官人也离开了布拉格。没人知道她去哪儿了，但她没有回国。
西门大官人也没有回国，他太太曾向我打听他的下落，我只能把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情形告诉她。
我在巴黎又遇到了卢曦，确切地说是又感到了卢曦，或者说是卢曦遇到了我。我和朋友来巴黎游玩，晚上在十三区一家中餐馆里吃饭。菜挺地道，餐馆装修得也满有品味。吃饭的时候，我看见几个人从包厢里出来，其中有一位个子高高身材窈窕的中国女子，穿着一袭紫红色金丝绒旗袍，肩上披一件华贵的土耳其大披肩，环佩叮咚的走在前面。她缓缓地向这边瞥了一眼，然后走到门口。
门童恭敬地为她开门。
她俯在门童耳边说了几句话，只见门童不住地点头。
看不见脸，但那身材似乎有点熟。
吃罢饭结账时，领班客气地说有人已经为我们结过了。
我吃了一惊，在巴黎我没有到这份儿的朋友呀？便问：“是不是搞错了？谁替我结的？”
领班笑着说：“没有错，是Helen小姐为先生结的。”
我更懵了，“Helen小姐是干什么的？”
领班为我的无知而惊讶，“先生您怎么会不知道Helen小姐是干什么的？她是一家大公司的总裁，经营着好几家餐馆和旅馆，我们这家餐馆也有她的股份。”
“但是她为什么要给我买单呢？”我问。
领班耸耸肩，一副欧洲人的样子。
我心里忽然一动，问领班：“是不是刚才走出去的那位穿旗袍的小姐？”
“对呀。”
“江苏人？”
“对呀。”
我笑了。
朋友问是什么人？
“一个多年以前的朋友。”我淡淡地说。
辛佩瑶真的带着妈妈和纳纳去了科特迪瓦。她们没有去首都，而是去了非洲著名的旅游城市阿比让。
那天，我正在去德累斯顿的路上，接到了她从遥远的西非打来的电话。我把车停下，专心听她讲话。她告诉我她们三口儿一切都好，科特迪瓦人对中国人十分友好和尊敬，没有一点点歧视，心情舒畅极了。这里生活指数很低，她们租了一个大HOUSE，每个月才200美金。还雇了一个黑女人做佣人，能干得要命，什么都替你做，一天到晚不闲着，每个月才5美金。唯一不便的是语言，这里曾经是法国殖民地，法语是官方语言，人人都会讲，但英语就很少有人懂。这里与欧洲的不同还表现在贫富悬殊上，城里的富人区跟欧洲城市绝无二致，车水马龙，纸醉金迷。夜总会、卡西诺、妓院栉比鳞次……但城郊的贫民区就完全是另一幅景象了，人们住在低矮的没有卫生设备的小房子里，连电都没有，家家都是靠蜡烛照明。
我问她你在那里做什么呢？还经营纺织品吗？她说经营纺织品可不行，气候炎热，只有拖鞋和文化衫可以卖。我现在改做味精生意，从上海用集装箱运味精。这里老百姓的饮食都很单调，所以他们非常喜欢中国的味精。下一步我打算办两个小工厂，一个生产蜡烛，一个造纸。原料当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几乎等于白给。等我从国内把简单的设备运来，厂子就可以开工了。
我预祝她成功，她邀请我来阿比让玩儿。我说好的，等你厂子开工的时候，我一定前往祝贺。
我问她，为什么他们对中国人十分友好和尊敬呢？是不是由于毛泽东时代我们国家对非洲的大规模援助，给他们留下了非常好的记忆？
佩瑶笑了，说：“你可真能想，哪儿对哪儿呀？告诉你吧，他们以为我们是白人！”
我叹口气，又驱车上路。录音机里是韩磊那苍凉的歌声一一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
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看夕阳，落下去又回来，
地不老天不荒岁月长又长。
一路走，一路唱，一路黄昏山岗，
一个人走在这路上，默默地向远方，
不知道走到哪里，有我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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