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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日本提出，中国需要赔偿白银一亿两赎回辽东半岛。经过中国的力辩和三国的反对，日本后来又主动降为五千万两。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最后三千万两成交，日本还提出必须在三个月内交清，随后日本军队才从辽东半岛撤回。
按照约定，清军陆续收回海城、凤凰城、岫岩和旅顺、金州、大连湾，1895年底，辽东半岛全部收复。 只可怜，在这个精彩的“三国干涉还辽”大戏中，清廷只不过是个任人摆布的小角色。
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俄国人出了力，当然得要有回报。1896年6月，李鸿章前往俄国，访问期间签订《###》（又称《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俄国修建一条穿过东北的大铁路，无论战时平时，俄国均有权使用该铁路运送兵员、粮食和军械，日本要是入侵俄国远东或中国、朝鲜土地的话，中国所有口岸均向俄国兵船开放。换句话说，中国的东北变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对于俄国的虎口夺食，日本引以为奇耻大辱，伺机要报这一箭之仇。1904年，日俄爆发战争，战场仍旧是辽东半岛，战争的最终结果是，战败的俄国将所有权益全部转移到日本名下。可怜的清廷又做了一次相公，居然还恬不知耻的划出战区，宣告中立，供他人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如此不争气的清廷，已经逐渐丧失了作为国人代表的资格。
一战爆发后，日本也没有忘记当年德国给自己的羞辱，趁着德国快要战败之际，突然宣布对德宣战并出兵占领了中国的青岛。当时的德国，从三国干涉还辽后，已经在青岛和山东半岛经营很长时间了。
有个电影台词说，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军国主义下的日本，终究撑不了多久，二战结束后，它获得的所有侵略权益，全部都乖乖的吐了出来。但是，它给那些受害国和本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却不是轻易能够抹平的。
5．10、英雄抑或狗熊：甲午战争中的群生相
近年来对甲午战争中争论最为厉害的，莫过于济远管带方伯谦是否冤杀这桩公案。
方伯谦在大东沟海战后被正法，军中哀之，洋员不服，连敌军主帅都颇感惊异。被杀理由，是方伯谦在丰岛海战中逃跑时，除挂白旗外，还悬挂了日本国旗，着实可恨之极；大东沟海战，方伯谦不顾大局，率舰先行脱逃，岂为国法所容？
如此故事，经过经典名片《甲午风云》的大肆渲染，方伯谦作为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的形象，几乎是妇孺皆知，深入人心。如今其后人和学者想要翻案，有点困难。
但是，笔者忍不住要叹一声，以文学创作取代学术考证，这本就是历史学的悲哀。有冤情并不可怕，比冤情更可怕的，是不许喊冤。
就在方伯谦被正法后不久，就有人以《冤海述闻》为方伯谦喊冤鸣屈，这桩公案到现在都不能平息，这本身就很蹊跷。到底方伯谦是贪生怕死、死有余辜呢，还是李鸿章或者小皇帝红笔一钩、一怒使然，让方做了替死鬼？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事实的本身。
方伯谦，字益堂，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福州船政学堂一期毕业生，和刘步蟾等人同学，并一起被公派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校留学，回国后任济远舰管带。战争爆发前，方伯谦屡次上条陈给李鸿章，奏请速添快船，改善装备，将舰队聚零为整，“有事则全队出北洋游弋，若遇倭船，便于邀击”，如此人才，大清帝国找不出几个。
丰岛海战中，济远以一敌三，虽有广乙相助，但广乙不过一国产的千吨级小舰，自顾不暇也不堪一击，很快就丧失了战斗力。就单舰而言，敌方三舰无论在吨位、速度还是炮火指标都在自己之上，一舰尚且不敌，何况三舰乎？济远接战后，舰上人员伤亡非常严重，包括大副、二副在内，已有五十七人死伤，伤亡惨重。
诚然，济远是不敌对方三舰而向中国方向撤退，甚至在被敌舰追击的过程中悬挂白旗，继而加挂日本旗，但被众人有意或无意忽略的一点，那就是济远在整个撤退过程中，甚至在吉野见济远已挂白旗，发出“立即停轮，否则炮击”信号后，仍旧疾驰不已。这不是投降，而是逃命。
如真想免于击沉而投降的话，济远就应该停船俯首，象炮舰操江号一样。济远仍旧疾驰不已证明其并非真心投降，悬挂白旗乃至敌旗乃迷惑敌方之逃生手段，以期摆脱对手追击并免于被击沉的命运，何况最后还因此麻痹对手，终用尾炮击伤吉野，迫其退却并挂上大清龙旗逃跑，而济远也得以保船回归。若不论方式方法，单纯的从结果来看，方伯谦不但无罪，反而有功。
在黄海海战中，方伯谦见致远沉没，加上济远已经受伤，炮不能发，便率舰先于全队撤出战场，而这也就成了临阵脱逃的铁证。李鸿章在海战后参奏逃将称：“兹据丁汝昌查明，致远击沉后，该管驾方伯谦即先逃走，实属临阵退缩，应请旨将该副将即行正法，以肃军纪。”方伯谦随后被押至旅顺黄金山下处斩，时年四十二岁。
方伯谦率济远先于全队撤出战场，这是事实，但是临阵脱逃还是合理撤退，就值得推敲了。海战有海战的特点，倘若己船的确受伤无法再战，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允许退出作战海域甚至投降的，而并不是一味的非要全船尽毁方为报国。这种观念，既不符合海战的实际，也不尊重理性和人的基本生命权。如果战场上被俘是必然，这是势不可为，也不是件丢人的事情。
《冤海述闻》倒提到，方伯谦回港后屡次提请验船，丁汝昌和刘步蟾均不予理会，而船是否受伤却是判定是否临阵脱逃的最重要证据，考虑到方伯谦是在“军中无法”的情况下被“从速”处决，而按照大清的潜规则，黄海海战的失利必须要有一个人来承担责任，以振士气。如此一来，方伯谦的确是最佳人选了。
事实上，在黄海海战中，日本舰队也有几艘军舰受伤后先行撤离，北洋舰队也有军舰起火后撤出作战海域扑灭大火的，如平远舰；也有因敌不过敌舰围攻而暂时退避到浅滩的，如靖远和来远。而方伯谦见致远被击沉后认为自己再不撤退，济远即有可能遭受致远同样命运，这个决定固然是为了保船，但其作战精神不强，也是事实，靖远和来远受伤程度不比济远差，但也只是暂避敌锋，而不是直接回基地了。
若不撤退即被击沉，倘若方伯谦的判断是对的，方无罪。但说真的，从国人的心理来说，济远还不如被击沉了。击沉了至少可以算是杀身成仁；而没有被击沉的结果是，后来威海卫陷落的时候，济远被编入日本舰队，后来还参加了侵占台湾之役呢！国人痛恨方伯谦，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同样情况的高升号上千名士兵，却大部分壮烈殉国了。在丰岛海战时，高升号运兵船和运输舰操江号不巧经过作战海域。高升被日舰浪速追上并完全控制。英国船长高惠悌在此情况下只得承认被俘虏，并准备跟随浪速而去，但这遭到了船上清军将士坚决反对。
在敌舰大炮对准高升号的时候，清军将士只能用步枪还击敌人的军舰，不到半小时，高升号全部沉没。船上官兵一千一百一十六人中，有八百七十一名壮烈殉国；船上工作人员七十四名，只有十二人得救。
在我们的记忆里，投降是可耻的，是罪恶的，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决不应该鼓励一艘载满步兵的商船去对抗一艘全副武装的军舰，这不是明智之举。我们不应该对那些将士再说什么，包括赞颂在内，我们更应该问的是，高升号为什么没有本国的军舰护航？
再说操江号。操江本是一艘木质的旧式炮船，当时已经被改作运输舰使用，基本没有战斗力。日舰秋津洲追上操江号后先放空炮一响，命操江号立刻停驰。操江仍旧加速西驶，秋津洲猛追后发实弹警告立刻停船。
无奈之下，操江被俘虏并被押送到日本佐世保港，清军官兵八十多人，一直关押到1895年8月才被遣返回国。对于这些官兵，笔者找不到他们后来际遇的记载，但如果是现在，我们应该对他们的回归表示真诚热情的欢迎。即使他们不是英雄，我们也无权对他们进行指摘。
最可恨，莫过于一些将领的无能和指挥失当，譬如叶志超和卫汝贵之流。牙山敌众我寡，守不住是正常；平壤敌强我弱，守不住也情有可原。但是，胜有胜法，败也有败法，即使是撤退，也要有撤退的章法，这叶志超和卫汝贵之流，对平壤溃退的严重后果是负有全责的。这次无组织的撤退，导致清军死亡一千五百多人，被俘六百多人，平壤城外，尸首狼藉，近五个营的兵力被白白葬送（详见前文）。
这种灾难性、无组织的大撤退，在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中再次发生，总指挥是立下军令状的某唐将军。平壤失利后，叶志超被械送京师，定斩监候；卫汝贵则因纵兵抢掠被斩决，算是罪有应得。更可笑的是，卫汝贵听从其妻“善自为计，勿当前敌”的妇诫，遇敌则逃，被日本人传为笑柄，并作为教材警戒国人。
在陆路战场上，虽然清军是一路溃退，但也有可歌可泣的英雄将士，譬如平壤城头朝服战死的回族将领左宝贵，白发将军宋庆，守卫旅顺的将领徐邦道和英勇顽强的淮军将领聂士成、马玉昆等，那都是英雄好汉，中华的好儿郎。
比陆军更为壮烈的，是那些海军的将士们。据查，北洋舰队14名管带中，致远管带邓世昌、经远管带林永升、超勇管带黄建勋和扬威管带林履中，均在黄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