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我住的这里是公社革委会所在地，占前一排房，只有革委会主任、副主任、一位秘书、一个抓药和送信的通讯员、一个兽医，再一个就是那聋哑伙夫，大都是老头。后一排房是学校，公社准备办个中学，从各村小学招收学生，但当时闹文革，孩子们都无心上学，所以房子全空着。革委会主任说：“你自己到各村去动员吧，动员来一个就教一个，没有学生来你就没事儿。”他见我很为难，便说，“你去胡柴沟找一位联区校长，他姓王，他说咋办就咋办吧。”
我心想找到这位王校长就找到明白人了，跑了二十多里山路摸到胡柴沟，一见这位王校长，心里的感觉马上改变。他个子很矮，下巴满是胡茬，两眼凶凶瞪着我，好像对我这个北京来的大学生有种透入骨干里的仇恨，先给我一个下马威说：
“你的情况我早听说了。你主要任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捎带办一所中学，自己去动员学生。”
除此他二话没有，似乎看我一事无成才好。这么大的公社我怎么去动员学生？幸亏公社秘书热心，撕块纸，拿笔划个草图，我就按这图在完全陌生的荒野荒村中像个流浪乞丐，挨个村子串，上门动员。没等我动员来一个学生，县里忽来紧急通知，全县六百多教师立刻都集中到县里办学习班，搞清理阶级队伍。灾难又要迎头重来。
十五
清队运动来势凶猛，我大概很难逃过这一关，索性去找县武装部政委，他直接管教育系统的运动。我从头到尾把我的事说一遍。这次不同于在燕北专署那次天真地向组织交心，而是很清楚自己处在任人宰割的境地，反而无所畏惧，索性好歹全兜给他了，要整死我最好快一点。出乎意料地是他眼里流露出这世上难得的同情。我便问他：“我这些事在学习班里该不该谈？”
他说：“这不是你个人问题，可以谈，也可以不谈，但谈不谈都和我们县没直接关系。”
我明白，他不能不这样说，实际上是暗示我可以不说。有这个大人物的态度，我心里轻松多了。但到了学习班如进了绞肉机，我不说那王校长总拿话敲打我，尤其整别人时，打得很凶，故意做给我看，吓我。我想，再不能吃天真和认真的苦头了，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这种穷乡僻壤斗起人来比大城市野蛮得多。有时把县长、县委书记们弄来批斗，用铁丝拴上几十斤的大粪桶接在脖子上，一边斗还一边往桶里扔石头，粪汁溅得满身满脸。有的人熬不住就自杀；找不到自杀的家伙，便在吃饭时把筷子插进鼻孔，把头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穿进脑子；还有的跳粪坑活活憋死。半个月后在王校长操纵下，矛头明显转向我，气氛紧张得叫我天天犯心跳。一天，大家正在屋里学习毛主席著作，我坐在炕上，王校长突然对我喊一嗓子：“站起来！”
我立刻在炕上站起来。
王校长说：“你敢站得这么高！好大胆，比墙上的毛主席像还高！”
我从炕上跳下来，顶他一句：“是你叫我站起来的！”
王校长一脚把我踢到门口。不知为什么，我马上想蹿出门跑去找那政委，好像那政委是我的保护人。王校长一把抓住我说，“你想跑？”这就要大开杀戒了。
我不知打哪儿来的勇气，说：“咱们的最高领导不是武装部政委吗？好，你去问他，他叫我说，我就说！”没想到这一来，他怔住了。他们不摸底，其实我更不摸底，谁知政委会不会保我。我只和他见过一面，他不过流露过一点同情，说几句模棱两可的话。那时代同情是种多么软弱和不可靠的东西呵。我的命运全押在政委手里了。
他们到县武装部去问。我更没想到政委对他们说：“她的材料没来，能搞出什么事。”
居然把我保住了。后来学习班里一些没问题的大学生们被派下去劳动，政委也叫我去，这便使我意外地从一个滚滚而来的巨轮下逃脱出来。我当时对这位好心政委抱着无限感恩之情，把他当做天下第一好人，哪里知道他另有目的呢。
十六
我回到丁家窑公社后，天天奔走于荒山野岭中各个村子间，去动员学生来上学。一个小小女子在旷野独行，既怕人又怕见不到人，见到人怕是坏人，见不到人怕迷路。有一次我竟糊里糊涂从山西一直走到内蒙，被内蒙那边人当做特务困了一天。冬天大雪盖地，野兽出来寻找食物，常常能在雪地上看见狼或豹子的脚印。我就不停地大声唱歌为自己壮胆，有时唱着唱着哭了，我不知自己为什么这么干……可是，也许被我的诚心和辛苦所感动，居然动员到二十八个孩子来上学。他们都住校，立时把我生活的孤单冷落全驱赶走了。我既是校长，又是教师，上课摇铃也是我。天天早上四五点钟我召唤他们起床。大山中间的早晨空气清酗，第一件事是带着他们站在空场上，高举小红书，向着太阳开起的地方对毛主席请示。这感觉也挺神圣的。崇拜？我说不清了。反正我需要一种精神支持自己，鼓舞自己，把自己装满，否则你怎么活？这段时间我还算快活，眼瞧着这些穷孩子学习成绩突飞猛进我高兴，有时批作业，备课，搞到更深夜半，惹得黄鼠狼下来了“嚓嚓”撕窗纸，吓得我打哆嗦。孩子们教给我说，只要听到窗纸响，吹灭油灯，黄鼠狼便会走开。我和孩子们处得感情融洽，他们见我吃得很苦，一起到野地里挖甜草根时，就拾些野鸟蛋塞进我口袋里。一次我伸手掏手绢，手指碰到一个粘糊糊、肉乎乎的东西，我惊得大喊大叫。原来一个鸟蛋在我口袋里孵化了，小肉鸟破壳而出，孩子们全咧开嘴笑了……他们给我多大的安慰和欣悦呵。
五月端午节；二十八个学生每人从家里端来一碗用土豆、豆腐和羊肉蒸的黄糕送给我吃。这时又搞起“急整顿”运动，王校长带领各材小学教师来我这里开会，看见这些黄糕，王校长当面点我说：“现在没有直接的反革命，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笼络学生，搞成他的接班人，这就是阶级斗争新形势下的反革命活动！”
我没别的出路了，就提出下到村里去教小学，王校长马上同意，并通知我要去的那村的贫下中农革委会警惕我的一举一动。
我再没劲儿了。我发现，一个人，打起精神也是活着，心灰意懒也是活着；一次我从一面小镜子里看见自己满面灰尘，马上洗过，再看，依旧灰蒙蒙，无光，眼睛竟然也没光泽。
可是我这时才二十四岁呀！
十七
突然一天，喜从天降，县里下调令，调我到县中学教化学。但到了县中学不久。武装部政治科一位干部对我说，调我来县中学是政委的决定，然后吞吞吐吐半天才说，政委有个内弟在大同煤矿当工人，一条腿有残，光棍儿，希望我能嫁给他。一下子我才醒悟，在清队时受到这位政委特殊保护的真正原因。我感到我命运中的一切幸运，都是以双倍的牺牲为代价的。刚刚为自己逃脱开王校长的控制而庆幸，转眼却落入政委更有力的手掌之中，绝难逃脱。清队时那次不过把我从笼子里放出来，这边却早下一道网了。幸亏县中学校长是山西大学六五届学生，为人正直，经历也有一段坎坷。很同情我，便仗义牵线把我介绍给另一个县的小学教师——也是由外地分配来的大学生，经过许许多多曲折，我嫁给这位大学生并因此调出O县，去往K县，虽然彻底得罪了那个政委，却从此也了结了我这长达十年、不堪回首的苦难。
十八
我这男人老实厚道，待我很好。但我对于前夫的那种感情却很难再现。那不仅是初恋的纯情，更是一种崇拜才有的圣洁，以及全部生命的投入。一个人只能有一次这样的崇拜，一旦破碎，永难复生。特别是文革结束后，我前夫被落实政策开追悼会的消息传到南通，不到十天，他母亲便死去。我对人生才算真正的大彻大悟，此生此世不再可能崇拜谁了，因为我经过崇拜的毁灭和毁灭的崇拜。我能在这两种毁灭中活下来，是我平生最大的幸运，当然也是最大的不幸！
***被崇拜者搞垮崇拜者，是一种心灵屠杀。***
伟大的受难者们
1969年17岁男
H省菜农场某团某连副连长
1969年第一个报名支边——当干部带头吃苦——一封非常革命化的家信——妹妹在农村被强奸——忍辱负重终于入了党——写血书发誓留在边疆农场——79年知青大返城最后一个离开——今天的沉思
我今年三十四岁。“文革”开始时我十四岁，结束时二十四岁。您多半会想，我不像有些入那样，“文革”一完，巳经满脑袋白发；也不像有的人虽然刚过半百，一生最好的时光却全搭进去啦。我还蛮不错，是吧！可是，即使我活到七十岁，我也会认为，这十年就是我的一辈子。
要想讲充分，几天几夜也不准够小我这个经历就特别浓缩了，行吗？
我着重说我在黑龙江支边那段经历吧。这以前我在学校，虽说也有不少感触，那算嘛呢？
跟我到黑龙江，在社会里一滚，这一比分量就差多了。人生在社会里——这是我的体验。我喜欢文学，文学教绘我理解别人和自己，认识社会和人生。但我也恨文学，它叫我太明白了，心里的负担也就更重。
我总想，为什么下乡这段在我或者我们这代人身上占有特殊的重要位置呢？它不是单纯的劳动，它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特定的历史背景上，在上山下乡独特的运动中，我们的命运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关系。虽然我们每个经受是完全不同的波折遭遇，可是我们每个人也都能代表这一代的成长经历。可以这样说吧？不过分吧？这也是我的体会。
我是68届学生。初中一年级赶上的“文革”。那阵子，也算挺懂事了，也算嘛都不懂。
我出身在一个普通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