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提醒他要履行自己的职责。
五月初，我所辖部队的宪兵司令视察了巨济岛上的战俘营，并向我递
交了一份令人不安的报告，指出那里的管理很不得力。曾发生过好几起战俘
短期扣押联合国军军官作为人质的事件。在某些抗拒最坚决的集中营里，战
俘们甚至不让将提供给他们的食物和用品送进去，我立即给范弗里特发出一
份措词尖锐的电报，提醒他，尽管放弃了调查计划，但仍须保持正常的管理。
而从范弗里特的反应来看，他关心的好象是这样的事情，即宪兵司令竟然在
通知他范弗里特之前就将在集中营看到的情况报告了总部。
根据这份报告，我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对后来很快又发生的惊人事件
就不能有所预见，有所准备。五月七日，共产党战俘扣压了联合国军战俘营
司令弗兰克·多德准将，并且扬言，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把他杀绰。
这位准将是在没有适当警卫跟随的情况下去会见共产党俘虏的。这些
俘虏诡称要与他就一些不满的事情进行谈判。
他们一将他抓到手就宣布说，如果我方人员开枪，他们就结果他的性
命。多德本人则传出口信，要求当晚（当时已是下午较晚的时候）五点钟之前
不要派部队去解救他。范弗里特指示，除非第8 集团军司令亲自批准，否则，
不得使用部队解救多德。因为，问题不单单是多德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一
场大规模的越狱行动好象已迫在眉睫。如果动用部队，看来肯定要在双方引
起一场恶战，在战俘中将会造成严重的伤亡，结果会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
这次危机差不多就是在我预定启程赴欧洲的前夕发生的。我奉命到欧
洲接替艾森豪威尔将军，他当时正准备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活
动。在多德将军遭到劫持的消息传到我这里时，我的继任者马克·克拉克将
军已经到达东京。我立即让我的参谋长多伊尔·希基召集我的主要参谋人员
举行一次晨会（五月八日）来研究这一事件。我准备会后立即启程前往朝鲜。
由于这件事四天之内（我已接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要我于五月十二日
离任）将全部交给克拉克将军负责，所以我要他和我一同前往。但是，我还
是决心自己和范弗里特一起先制定一个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方案，而不想如
此草草地将问题丢给克拉克将军，增加他的负担。
在我们到达东京之前，范弗里特已命令增援部队由釜山开往巨济岛，
并且派美第l 军参谋长查尔斯。科尔森准将接替多德统管战俘营。多德的职
务则被范弗里特正式解除。科尔森于五月八日到达巨济岛，他立即通知共产
党人多德已不再担任战俘营司令职务，并警告他们说，如果在规定期限内未
能不加伤害地释放多德，联合国军部队将开进战俘营以武力解救他。
与此同时，共产党人提出了他们的要求，多德则同意充当中间人的角
色。起初，他们要求对战俘联合会予以承认，并要求在几个营地之间建立电
话和摩托车通讯联络。
当克拉克将军和我抵达朝鲜时，范弗里特告诉我，他打算与战俘就释
放多德的问题进行谈判。这意昧着，问题的解决至少要拖延四十八个小时。
对我来说，这种拖延就意昧着失败，因而是全然不能接受的。但是，我知道，
我们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会影响到停战谈判。
所以我觉得，在下达任何命令之前我都应当首先与我方首席谈判代表
乔伊海军上将进行磋商。我们一行飞到了汉城。在那里，海军上将乔伊真心
诚意地同意我的看法，即任何拖延和姑息都会被共产党人看作是投降的表
示。他还认为，我们应当立即要求释放多德，并以武力来支持我们的要求。
于是，我写信指示范弗里特将军，要他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手段甚至
包括坦克在内，立即在战俘营中建立秩序，并将这种秩序一直保持下去。范
弗里特立刻命令美第3 师的一个坦克营从他们在北部的阵地出发，由陆路行
驶二百英里，然后再由登陆舰输送到巨济岛。如果赤色分子拒不执行我方要
求，或者进行拖延，我就决定开枪射击，而且以最好的效果进行射击。自然，
我明白，我的命令可能会使共中党人将他们威胁要对多德采取的行动付诸实
施。
对这种有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我准备承担一切责任。
我对范弗里特和其他人想拯救一位朋友生命的心情是深表同情的，但
我认为，多德会象每一位其他的职业军人一样，在他决定选择自己的这项职
业时，已经做好了横死．敌手的准备。为了支持我国政府否认对共产党人犯
过什么根本就不存在的罪行，为了支持我国政府坚持我方关于遣返战俘的立
场，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军人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在战争中，一位将军的生命并不比一位普通士兵的生命更宝贵。为了
捍卫祖国的安全、自由和荣誉，要求每一个人随财都得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
如果为了拯救一位军官的生命我们就放弃士兵们所献身的事业，那么我们对
那些把生命托付给我们的士兵就是一种背叛和犯罪。
这不是一般的维护安全和秩序的问题。这些无视战俘营所有合法规章
制度的共产党人显然还认为自己是战斗人员，他们随时准备发起攻击，企图
压倒我们的部队。这是另外一场战斗。这种战斗与那些在过去两年中士兵们
为不使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遭受损害而宁愿每时每刻冒生命危险进行的战斗
是一样的。这些就是当我下达可能使多德将军送命的命令时所联想到的一
切。
然而，范弗里特拖延了命令的执行。坦克营没有按时到达是一个原因，
还有其他我不大清楚的原因。在干完中间人的事情之后，多德从共产党人那
里收到一份指控战俘营管理机构杀害和摧残战俘的长长的罪状。同时，他向
他们承认（据赤色分子称），在某些事件中，战俘营管理机构是有罪的。科尔
森已经指示部队做好准备，如果多德在五月十日上午十时前不能获释，便强
行开进战俘营。当部队和坦克最后作好采取行动的准备时，共产党人又送出
一份比以往提交的任何一份要求都更为苛刻的要求。他们差不多是要联合国
军当局彻底丢丑。他们要当局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
粹所犯的罪行还要野蛮。下面是从战俘提交的译文（译得很草率）中摘录的部
分内容：1．立即停止你们军队的野蛮暴行、侮辱、拷打、强迫写血书声明
的做法、威胁、监禁、大规模屠杀、枪杀和机枪扫射、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
用战俘进行原子弹实验。
2．立即停止对北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非法的、毫无
道理的所谓志愿遣返。
3．立即停止对数千名在武力下处于被奴役地位的北朝鲜人民军和中国
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强迫性的调查（甄别）。
总之，要求联合国军司令部对赤色电台一直针对我们所进行的全部疯
狂的、毫无根据的诽谤表示服罪。这样，板门店的联合国军谈判代表一直采
取坚定立场的遣返政策就等于要被迫放弃。这种失败使我们蒙受的耻辱和损
害不亚于在流血的战争中遭到的任何失败。科尔森与其直接上司保罗·扬特
将军进行了磋商，尔后起草了一份答复，除一条不太重要的问题外全部拒绝
了赤色分子的指控，但同意不再进行甄别。互换信件、起草答复信以及进行
枯燥乏昧的文字翻译耗费了许多时间，所以，当第一次超出时限时我们没有
采取行动。
这时，战俘用粗野的语言提出的新的要求已传到我的司令部。我立即
电告范弗里特，要他制止科尔森对战俘进行答复，以免联合国军的事业遭受
严重损害。同时，我向范弗里特指出，我仍然不能准确而迅速地得到为执行
我的命令战俘营司令采取过何种行动的详细报告。
我还告诉范弗里特，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还没有执行我五月八日关于
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建立并维持秩序的指示。
五月十日下午八时，即“限期”过后十小时，科尔森和多德起草了一
份赤色分子很乐于接受的答复。这份答复的确很容易让对方接受，因为，在
答复的第一段中，前战俘营司令对战俘领导人捏造的最恶毒的罪状之一表示
认罪。
下面就是答复的第一段内容：
“1．关于你方信中的第一项内容，我承认发生过流血事件。在这些事件
中，联合国军使许多战俘遭到伤亡。我可以保证，今后战俘将根据国际法的
准则在本战俘营受到人道的对待。我将在我的职权范围内尽一切可能防止再
发生暴力事件和流血事件。今后，如果再发生此类事件，我愿承担全部责任。”
共产党还想迫使我方作出更具体的表示悔过的答复，因此将摊牌的时
间一直推迟到那天深夜。后来，由于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他们显然认为已经
没有必要再刺激我们使用武力了。
于是，他们在五月十一日下午九时三十分释放了多德。我从羽田机场
启程的时间预定在第二天下午三时左右。很明显，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来彻
底平定战俘营中的骚乱。但是，这需要由克拉克将军作出决定，几小时之后
就要由他来担负全部责任了。于是，我建议在第二天早晨八时将指挥权移交
给克拉克将军，他亦表示同意。
克拉克将军为了恢复对巨济岛战俘营的控制，在以后的几天中采取了
断然措施。他命令海登·博特纳准将（后晋升为少将）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
于是，博特纳迅速而有力地采取了行动。他立即下令让所有的老百姓撤离该
岛，并且改组了战俘营的管理班子。他让工兵重建集中营营地，以便使每个
营地容纳的人数不超过五百人。卫兵们奉命随时准备开进任何一个有反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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