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需要的不光是勇气，更重要的是严格的实事求是精神。
据老久说，他们的理论探索道路，是“从立志学科学，到文化革命中思考现实，
又由现实思考到理论、探索到哲学，最后又回到科学。”而这个循环，是在学生宿
舍里沉溺于书本和抽象讨论中进行的。结果是“思想上一个接着一个的突破”，他
们把理论的“突破”看得太轻易了，似乎既不需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以往理论的
历史发展，又不需要广泛地、深入地考察当代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就可以凭“灵
感”和“激情”宣布“这个时代已经把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抛到后面了。”
“真正的科学思想”在他们自己手中！
老久他们的理论探索的结论是：“只有掌握和应用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思想和科
学成就，用它们来考察以往和目前的一切事变，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在他们看
来：以往的哲学和社会科学都过时了！不能解释以往和目前的一切事变了！这里用
得着二十世纪现代科学伟大先驱爱因斯坦的话：“从我自己痛苦的探索中，我了解
前面有许多死胡同，要朝着理解真正有重大意义的事物迈出有把握的一步，即使是
很小的一步，也是很艰巨的。”中国的年轻一代要攀登理论高峰，应当既勇猛，又
虚心，要敢于冷对那毫无道理的诽谤攻击，又善于向先驱者学习，象鲁迅提醒的那
样：“不要只用力于抹煞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
比前人更加高大。”
老久说：“走向虚无主义是当代青年的思想潜流。”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问题上，老久们自己也或多或少受到这种潜流的影响。产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虚
无主义，不能完全责怪青年，这里存在历史的原因。除了林彪、“四人帮”高举的
皮鞭以外，象真真的哥哥那样的僵化思想，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反动，说
什么“《马克思传》，其他伟大人物的传记，还有鲁迅的杂文，已经净化了人的灵
魂”，还不是把马克思和鲁迅变成“牧师”，把他们的著作当成符咒和经文了么？
真真这样的青年就是由于高举的皮鞭和僵尸的说教对过去的信仰产生了动摇。要克
服这种“危机”，只有通过创造性的深刻研究，用新的见解，新的知识，新的事实
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解答现代实际生活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 应当被
“抛在后面”的，不是马克思和鲁迅，不是生气勃勃地同新时期的伟大实践一道前
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真真的哥哥这类荒唐的“传教士”！对于“历史上最伟
大的科学家、思想家”的观点是可以探讨的，但是，为了严肃地进行这种探讨，还
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分析能力。而为了提高思想分析能力，除了学习现代科学
以外，还必须学习前人的理论和科学成就，学习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只有这样，
思想理论的探讨才能够结出丰硕之果。
在年轻人的精神生活中，理想和爱情常常联系在一起。有多么崇高的理想，就
有多么纯真的爱情。《公开的情书》正是透过对于理想和爱情的不同的追求方式，
分出了两类人。真真、老久、老邪门，老嘎是一类，童汝、石田是又一类。作品通
过真真同童汝、石田的感情决裂，反映了两类青年世界观的根本冲突。
童汝是在文化大革命动荡中趁势飘浮上来的渣滓浊沫，一个把理想、事业挂在
口头，不择手段地追逐名誉地位的“精神流氓”，他可以为了不断地满足私欲出卖
一切。参加搞整人的专案使他获得地位，伪装同情又使他骗得被害者真真的感情，
最后无耻地要求真真去同她根本不爱的石田结婚，然后和他保持一种谁也不知道的
情人关系。这样一个虚伪、肮脏的灵魂一旦暴露，当然要遭到心灵纯洁、真挚的真
真的切齿痛恨：“恨不得我的每一个字都变成一支利箭刺向这个恶棍，一切便宜都
要让他占有：他要占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同时又要秘密地占有我的感情，
并让我把自己出卖给我不爱的人——为了他更彻底、更稳妥地占有我。实在可恶！”
石田和童汝不同。他没有童汝那样的政治野心和欺骗手段，而是一个自私庸俗
的市侩。他“爱”真真，却不爱她的理想，不愿牺牲一点自己的利益来分担真真的
苦难。他不愿意同真真一起去底层生活，选择了参军的道路，为的是“军人政治地
位高，只有穿上军装的大学生，才是最吃得开的，再也没有人敢骂我臭老九了！”
他要真真靠拢姨夫，为的是获得那笔补发的工资。他工作顺利，但是随波逐流，没
有对革命事业和祖国命运的责任感。正象真真说的：“他的生活理想完全可以在一
个安分守己的姑娘和一条笔直的裤缝上得到满足”。
真真同童汝的决裂是简单的，因为这个恶棍太下流！太无耻！至于石田，虽然
真真早就认识到，同这个“俊美的外貌掩盖着一颗多么空虚、多么丑恶的灵魂”的
市侩“苟且凑合”，是“生活的镣铐”和“感情的酷刑”，但是长久不能跨出决裂
的一步，因为他比那些恶棍们有较多的“人性”，总能用“悔过”的泪水来打动她
善良的心。只有当真正的爱情在心中觉醒的时候，她才再也不能原谅自己的“苟且
凑合”，认识到同这样的人在一起“就象一只生不着火的炉子，只会冒烟，污染空
气”。她终于向石田发出决裂的最后通牒，宣告“即使我已经和你结过婚了，我也
要和你离婚！”
这种没有共同理想的“爱情”的决裂，显然是合乎道德的，而“苟且凑合”是
不道德的。真真的哥哥指责真真，“背信弃义”“朝三暮四”，是毫无道理的。按
照真真哥哥的逻辑， 石田这样“一个大学生， 在部队受到领导的好评和重视”，
“说明他有前途”，把他“甩掉”，就是“不道德”。这个庸人根本不幢得真真需
要的，不是一个人的“出身、经历、相貌”，而是基于共同理想、共同生活目的、
相互吸引的真挚感情。她需要一个真正打动她的心的人爱她，也需要把自己的有无
私地献给他。当这样的人出现的时候，她作出了勇敢的抉择，在市侩和战士中间选
择了战士。这样对待爱情的态度是严肃的、负责的，完全无可非议。
作者还借了真真的老朋友的信，指出了“今天的诗人、文学家如果只会描写那
些鸳鸯蝴蝶式、卿卿我我式、齐眉举案式、一见钟情式的爱情，那不管写得怎样出
色，他们都将愧对十八世纪写出了《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除了迎合市侩、庸夫
俗子的口味外，这样的作品在今天是不会感动人的，是没有生命力的。”而新时代
的爱情是为了新思想、新道德的诞生。“这个爱情法则要求双方思想的基本一致。
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志向、共同的斗争才能使共同的生活充满乐趣，才能使人生和
爱情的意义得到体现。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爱情才是崇高的、纯洁的、动人的。”
我们应当在青年中提倡这种崇高的、纯洁的、动人的爱情，使他们脱离某些浅
薄的爱情作品的庸俗口味的影响。
《公开的情书》中关于爱情问题的探索，并不是没有缺点的。比如老久，虽然
自称“考察、研究了生活中大量存在的爱情问题和婚姻问题上的不正常现象”，并
且宣称“今天为了爱，我们必须去斗争，必须同偏见和社会习俗斗争”。可是恰恰
在老久自己和他的朋友老邪门身上，并没有摆脱小私有者的“偏见”，女性应当处
于男性从属地位的思想烙印，还深深地刻在老久和老邪门的灵魂里。他们主张不需
要在思想上和他们“匹敌”的爱人，只需要爱人的“激情”来刺激他们的科学思维！
在老久对待真真的态度中，确实存在某些家长和救世主的气味。真真曾经一度察觉
到这一点，发出过反抗的呼声：“我既不需要救世主，也不需要恩赐！不要，不要，
半点也不要。”“我抛掉了一副枷锁，不愿再戴上另一副了。”然而后来真真还是
被“强大”的老久所吸引，没有选择平等地无私地爱着她的老嘎。真真和老久见面
以后，她得到的将是精神的解放还是精神的枷锁，取决于两个人爱情生活的未来发
展：或者老久将不断地成熟起来，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抛弃对女姓的不平等观念，
同真真一道获得精神的解放；或者真真将不得不再一次挣脱奴隶的枷锁。
在爱情生活中完全摆脱家长制和私有观念的影响，需要经历许多世代的漫长斗
争，需要整个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极大提高，但这不等于说，我们的年青一
代就得屈服于旧的传统观念的枷锁，无权去追求理想的、平等的，无私的爱情。恰
恰相反，青年既然是创造未来社会的新的一代，就应当去创造最大限度地摆脱了私
有制精神枷锁的、合乎未来社会新的道德标准的新的爱情观念。
向更高的精神境界攀登
恩格斯在评论哈克纳斯的《城市姑娘》时，一方面充分肯定成绩，指出这部作
品除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 以外， 还表现了“真正的艺术家的勇敢”，对那些
“自满的庸俗人物的观念”提出了尖锐指责；另一方面也分析了缺点，指出作品中
的工人阶级形象显得消极。他满怀期望激励作者，“也许您有充分理由先描写一次
工人阶级生活的消极方面，而把积极方面留给另一部作品”。这样的文艺批评是多
么令人信服！只有采取这样既严格、又热情的负责态度的文艺批评，才能够有益于
作者和读者，才能够推动文学艺术的前进。
近几年青年作者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有一些接触到比较尖锐的社会问题和思
想问题，写得比较深刻，同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