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庸众，自称“属于我自己的只有高傲的思想。我冷淡地应付一切，我唯一的愿
望是人们少来打搅我。”
老嘎的形象塑造得亲切感人。这个真诚、热情、深沉的青年艺术家，气质上同
真真接近，并且无私地爱着真真。由于父亲在美国开饭馆，他备受歧视，他的热爱
祖国、献身人民事业的感情遭到践踏，心情抑郁地走着一条崎岖的路。正象真真描
绘的那样，纵然两旁是冷漠严峻的悬崖，地上铺满刀尖般的怪石，他总是背起画夹
顽强地前进着。“路是多么长、多么长，多么难，多么难呵！”然而他的耳边回响
着朋友的声音：“无论如何不能中断前进。中断或停顿就意味着消沉，而消沉就是
灵魂的死亡。”于是他更加勇敢地前进了，重新开始心儿的歌唱……
小说就是在老嘎的前进的歌声中结束的。
我们应当感谢年轻的作者们在“四人帮”横行的黑暗年代里创作出这样一部格
调高昂的作品。不管作者塑造的这几个正面主人公的典型还有那么些严重的思想缺
陷和性格缺陷，他们都还不失为思考的一代的真实典型。因为这些缺陷本身也是真
实的，是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和环境的产物。作品的不足之处，首先是作者对于正
面主人公的缺陷并没有清醒地察觉到，特别是对于老久和老邪门这两个主人公的某
些庸人气质和狂诞言论，似乎采取了肯定和赞赏的态度，在他们头上不适当地绕上
了拉斐尔式的灵光圈。
第二点不足之处，是作者未能塑造出思考的一代中更高的典型。真真曾经引用
赫尔岑的一段话，把老久比做“从头到脚用纯钢铸成的英雄”，“自觉地赴汤蹈火，
力求唤醒年轻一代走向新的生活，力求洗净在刽子手和奴才中间生长起来的子弟身
上的污垢。”真真（也可能包括作者）对老久的这种过高评价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从整个作品来看，无论真真和老嘎，或者老久和老邪门，都不是思考的一代中最完
美的典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就是心离人民太远。在第一封信（老嘎致
老久）的末尾，有这么一段话：
“在这笼子似的、静静的山谷里，栖息着十多只异乡的鸟：有北农大的、清华
的、南开的、武大的、川大的……他们生长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却又生活在刀耕
火种的桃花源里，这是怎样一种‘再教育’啊。”
这段话很值得深思。为什么要自比异乡的鸟，而不是水中的鱼呢？当然，林彪、
“四人帮”摧残教育和科学，把大学毕业生驱赶到山谷里去，让学物理的去卖酱油，
让学数学力学的到火葬场去抬死人，荒废所学的专业，这是极端反动的措施。然而
人民群众终究是历史的创造者。知识分子在要成为民族的精华，就必须同人民群众
在一起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和思考。为什么“乡村小镇中学的教书匠，在学生眼中，
在整个社会眼中，是可有可无的可怜虫”呢？即使一部分群众暂时有这种愚昧观点，
难道不可以改变么？为什么不可以运用自己的知识，去做做启蒙工作呢？在这部作
品中，我们看不到青年主人公们同人民群众的思想和感情交流，包括生活在“真正
的底层”的真真，也从来没有谈起过她同人民的心灵的接触。这不能不是一个重大
的缺点。
为什么作者没有能够创造出更高的同人民心连心的知识青年典型？难道在当时
的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的典型么？难道在那个年代不允许青年同人民群众接近么？
并不见得。事实上，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最黑暗的年代里，许多觉醒的男女
青年，通过上山下乡，同中国国土上最广大的农民群众劳动和生活在一起，懂得了
中国的国情的人民的心，他们不但从书本中，而且从人民的实践中吸取思想养料，
思考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更加认清了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迈开坚定的步
伐走上讨伐“四人帮”的战场。这样的人，才是“从头到脚用纯钢铸成的英雄”。
我不是说作者一定要写讨伐“四人帮” 的英雄， 而是说作者塑造老久那样自诩要
“改造社会”的英雄形象时，无论如何不应该把他高高地悬挂在远离人民的九天之
上，而应当把他放在人民之中进行活动和战斗。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们没有让自己
的心灵同底层人民的脉博跳动在一起，无论如何是不可取的。只要是人民居住的地
方， 不管是七十年代的农村， 还是刀耕火种的桃花源，都不应当是新中国青年的
“异乡”。离开了人民群众这个推动历史前进的最根本的动力去思考祖国的命运，
这样的思考只能产生不结果的花朵。
对理想和爱情的探索
大家知道，通过作品主人公们的爱情矛盾或公开发表“情书”来反映社会生活
的重大主题，在文学史上是常见的。列宁赞赏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写
了罗普霍夫和吉尔沙诺夫对蔽拉的爱情。 大家也知道， 鲁迅发表了他同许广平的
“情书”，名曰《两地书》。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正确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
思想内容和丰富多采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也就是恩格斯说的巨大的思想深度、意识
到的历史内容同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
塑造了肩负俄国革命未来使命的新人典型。因此博得列宁的称赞。鲁迅和许广平的
《两地书》，解剖了笼罩中国几千年的黑暗势力，探讨了向旧社会作战的战略，他
们都透过爱情揭示社会关系的本质，因为爱情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关系。
《公开的情书》也是这样，它没有低级趣味，四十三封书信的基本内容，是男
女主人公们对于青年普遍关心的理想、爱情、科学、艺术和祖国未来命运的探讨。
作者正是透过这种思想探讨，揭示出这一代青年丰富的内心世界。至于这些探讨本
身，有正确的部分，也有不成熟、甚至谬误的部分，这是我们要加以分析的。
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毁灭了整整一代青年的理想，这种看法不符合历
史事实。我以为男主人公老久说得对：“动乱的年代提供了比稳定时期更多的机会，
使一批有能力和才智的人迅速成熟了，开始从个人生活小圈子中摆脱出来，清醒地
认识到自己对祖国义不容辞的责任。还有一些人，迅速堕落下去，把整个民族甚至
整个人类的利益当做自己生长的养料，取消了一切道德约束，贪婪地攫取地位和私
利。”就是说，大动乱没有也不可能毁灭一代青年的理想，只能促使青年队伍分化，
使一部分人堕落，使另一部分人更坚强。《公开的情书》的思想意义，正是反映了
在那个动乱年代里，这两部分青年对待理想、爱情和祖国命运的截然不同的态度，
把希望寄托于在艰难的道路上探索前进的新的一代。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上，作者并
没有简单化地去追求他们的外部表现，而是着重揭示他们内在的两种对立的精神境
界，显示出作品的思想深度。
老久、老邪门、老嘎、真真和她的老朋友们，是大动乱中始终保持理想光芒的
那部分青年的代表。对于他们，“有理想和为实现理想而奋斗正是人的本性，人的
天职。”即使在最沉闷、最艰难的岁月里，他们也“从未放松过工作和学习，从未
忘记贫穷、落后的祖国到底需要干什么？”他们的理想遭到过践踏，象真真，“从
小就接受的信仰，在别人高举的皮鞭中被抽得粉碎”了，但这是理想的受难，不是
理想的灭亡。在林彪、“四人帮”的铁蹄下，他们不屈服，不沉沦，把被踩熄的理
想火把重新点燃，勇敢地探索继续前进的道路。
然而，“通往未来的路在什么地方呢？”对于这个重大问题，真真和她那些生
活在底层的老朋友们持比较郑重的态度，没有轻易得出确定的结论。还有老嘎，虽
然意识到必须行动，必须前进，不能停顿，不能消沉，“向前走啊，向前走就有路！”
但也并没有看清目标。自以为看清了目标，自以为手中掌握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
真理，自以为找到了通向祖国富强的道路的，是老久和老邪门，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和为理想而奋斗的旺盛精力，这是值得钦佩的，这部作品所以能够激励青年读者前
进的力量就在这里。然而他们得出的许多格言式的结论，却未必是准确的。
在林彪、“四人帮”践踏科学文化的年代，老久和老邪门坚信科学的力量，高
度评价“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革命的伟大意义”，认识到我们的祖国必须跟上时代和
科学发展的脚步，并且自觉地肩负起掌握和应用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成就
的历史使命。这样的理想和行动是很可贵的。但是真理哪怕在同一方向越过一步，
就可能产生谬误。正是二十世纪初量子力学的新发现，导致俄国一部分布尔什维克
去相信寻神论和造神论。我们从老久和老邪门的某些言论中，也看得出某种“信仰
危机”的反映。
他们宣称要走一条和许多年轻人不同的“在理论上进行探索的道路”。他们把
自己的“理论”思考成果比做“扎在海底岩石之中的柱石，不管风暴多么猛，浪涛
多么大，那些被巨风吹散的船只能靠到这里拴住他们的缆绳。”这就是说，他们要
通过自己的探索创造新的理论“柱石”，去吸引那些在大动乱中失去信仰的人们。
青年人应不应当有这样的勇气呢？我想是应当的。因为这个大变动中的世界，使整
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处于大发展的前夜。这
个发展理论的伟大历史使命理应由新的一代来承担，这是毫无疑义的。问题是理论
探索需要的不光是勇气，更重要的是严格的实事求是精神。
据老久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