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多个省受到细菌战攻击，100万人死于细菌战，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让人动容的数字。但是相对于中国受难的情况来说，细菌战受难者诉说的声音还是太微弱，可以诉说的渠道还是太少。
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是个国际性的民间组织，由世界各地五十个草根基层团体联合组成，成立于1994年，宗旨是保存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历史真相。
当王选知道了史维会时，就找到了史维会的电话号码，将电话打到了美国：“我是王选，是中国细菌战受害者，我们在和日本打细菌战的官司。我们掌握大量日本细菌战的证据，你们史维会开会，怎么不叫上我们？”
就这样，王选和史维会取得联系，为中国受害者在世界上发出声音打开了一条通道。
1998年10月12日至18日，史维会在多伦多召开第三届大会，王选作为日军细菌战受害诉讼的中国原告代表参加大会，并就中国细菌战受害和细菌战诉讼作了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闻黎明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他第一次认识王选。闻黎明说：
王选在这个会上并不是中心人物。当时对日民间索赔问题在北美的呼声很高，但影响最大的是慰安妇。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中国内地、台湾和韩国的几个慰安妇。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张纯如和她写的书《南京大屠杀》。
王选的个子很小，双肩背着一个大包，见了人就说细菌战，不管别人爱不爱听，说完了就从她的大包里拿出材料分发，也不管别人要不要。有的材料是油印的，很简陋。她用英语、日语、中文在众多的陌生人里自己介绍自己。
每见一个人她都毫不吝惜地重新说一遍，每一次讲都很激动，充满激情。她的语言能力使她无论什么人都能说上话。
来参加史维会会议的有中国内地和台湾两岸政府人士，有来自美国、日本的和平人士，有战争的受害者，来自中国、韩国的慰安妇、劳工，还有受德国法西斯迫害的犹太人。会议涉及了两岸三地，在有些问题上大家还有分歧，但对待历史的大问题上大家都是一致的，都是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人需要向世界诉说（2）
1998年被看成是中日关系转折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时中日关系从友善到出现了恶化的苗头。
闻黎明说：“我们觉得这是一场没有希望的诉讼。王选和中国的原告们在走一条没有底的路，细菌战诉讼开始已一年多，基本上是处于无依无靠孤军奋战的状态。但他们自己不觉得。”
1998年，史维会邀请以土屋公献为团长的“日本暴行见证报告团”前往多伦多、温哥华、纽约、华盛顿、旧金山举行报告会，王选带着筱塚良雄等侵华老兵前往作证。
报告团从芝加哥进入美国时，王选带着的日本老兵筱塚良雄、东史郞等被美国海关以不欢迎战争罪犯为由拒绝入境。虽然一再申诉他们来美国是揭露战争犯罪的证人，但还是不能入境。
王选在这次报告会上是一名演讲者，也是一名组织者联络者，还是一名翻译。
创造奇迹
在王选的努力下，史维会带着“被遗忘的浩劫”图片展来到中国，在义乌、丽水、宁波、衢州、江山、常德之间传递展出。中国的受害地又将自己有的图片加进去。
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郞说：这是一场持久战，从目前情况来说我们是弱者，我们就是要一边打官司一边扩大影响，让对峙的双方力量能够变化，你动员了更多的人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日本政府才会害怕，才会重视。
王选说：
一开始我被允许去大学演讲时，谁也不知道细菌战，我就使劲讲啊讲，讲到大家稍微有点感觉为止。……2000年4月，我到南京，去了荣1644部队细菌战基地。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原址上建了一座大型的现代化医院，里头还保留着几栋过去的旧建筑。我和几位一起去的同伴想到医院里面去看看，被门卫拦住不让进。于是，像喜剧里发生的情节那样，我的同伴和我走过几个街区，绕到这座医院的后面，见没有人看门，我们就进去了，认出了当时的一些建筑，进入当年的“副楼”，一层一层寻旧，那里已经改为资料储存室，没有发现任何南京1644部队及它过去的痕迹。
南京大屠杀以美丽的仪式被纪念，还有一座纪念馆，收藏着震撼人心的大屠杀的实物。但是南京没有细菌战受害者的纪念仪式和纪念物。一天晚上，我在南京市区外的南京师范大学新校园给300多名学生演讲。学生们第一次听说荣1644部队和它在南京犯下的暴行，非常震惊。不知多少学生和我说，他们以前从来没有接触到过相关的知识。
可是今天就有这么多人知道南京的细菌战了。我们创造了奇迹。
中国在细菌战受害半个世纪后终于有了自己的纪念日。
宁波是10月27日，这是宁波被鼠疫菌攻击的日子；
江山是8月18日，日军的霍乱投放到江山的日子；
常德是11月4日，鼠疫撒播日。
王选的家乡崇山村是11月18日，这是日军烧毁村庄的日子。
1998年12月21日，日本东京地方法庭细菌战诉讼第六次开庭时，王选将中国崇山村纪念大会的情景，作为法庭陈述，带给了日本的法官和民众们。
11月18日，义乌的四十六个乡镇的人们集中在崇山村。来自美国、日本、中国浙江、湖南的受害者、受害者联络会、调查会和和平人士寻着当年日军撒播鼠疫、放火焚村的路线，走进日军进行鼠疫患者活体解剖的林山寺祭奠亡灵。随着亲历者的讲述，人们仿佛听到了当年被剖腹解剖的冤魂的悲惨哀告。沉淀了56年的血泪记忆一下子复活了。
这是五十六年来崇山村死难者的灵魂第一次得到祭奠，第一次被更多的人关注。这也是义乌四十六个乡镇1070名死难者第一次被人们集体回忆，他们生前是极普通的农民、市民，是生活得安安静静、无声无息、平安自足的生命，活着的时候他们的名字也不为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死五十六年来没有被提及，没有人想到他们应该拥有的生命的尊严。现在他们的名字被用大大的黑体字书写，镌刻在石碑上，他们以另外一种形式在五十六年后得到重生。
“田野小道上，抬着花圈追悼者的队伍望不到头，组成这个队伍的是跨越国家、民族、年代的人们的身影。写着受害村镇名字的花圈挽联在风中飘抖颤动，这个景象是永驻我心中的记忆。”王选在法庭上的描述理性而又动情，把发生在中国一个小村子的民众对往昔受害的追忆，对死亡者的祭奠，对自己寻找自己权利和尊严的强烈愿望带到日本的法庭。王选的发言有了一种象征，王选的形象有了某种抽象而形而上的意义，这个发言已经不是发自一个人的身体和灵魂，而是众多灵魂在言说。
一个中国农民一生当中的十分钟
王晋华，崇山村的一个普通农民，今年七十岁了，十一年前王晋华参加诉讼的时候才六十岁。记者见到他的时候，他赤着脚刚刚从地里割麦子回来。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很瘦，脸被太阳晒得黑红透亮。生活的艰难从他的衣着和家里的摆设上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妻子几年前中风瘫痪，丧失了劳动能力。王晋华在种完地之后，要回家给妻子做饭，晚上给义乌的乡镇企业糊纸盒补贴家用，或者将蔬菜挑到镇上去卖。就是这样的一个从没出过门的中国普通农民，穿上了鞋子——一双下田从不舍得穿的黄色解放鞋，1997年8月11日向日本法庭递交诉状的时候，站在了日本的法庭上，讲述自己家族在细菌战中的悲惨遭遇。
。。
中国人需要向世界诉说（3）
王晋华家的遭遇在崇山村具有典型意义。
日本军队细菌战攻击义乌的时候，王晋华只有七岁。当时他的四十岁的伯伯在义乌火车站做搬运工，感染鼠疫发着烧回到了崇山村的家。伯伯是家里第一个死的，接着伯母感染而死，死时只有三十八岁。九岁的堂兄也死了。伯伯一家人在五天之内全部死光。1942年11月，王晋华的叔叔王樟高也染了病，无奈之下去塔下洲找到在那里做酿酒生意的爷爷，希望找医生医治。但崇山村流行怪病的消息早为塔下洲所知，人们拒绝叔叔进入村子。爷爷无奈只好背着叔叔到一个破庙里住，当晚叔叔就死在破庙里。鼠疫没有放过塔下洲，叔叔带去的疫病引起了塔下洲鼠疫流行，结果一个村死了103人。
王晋华因为寄养在姑姑家，逃过了一劫。而同样寄养在亲戚家里的王晋荣却死了，起因竟是为了一口吃的。当时奶奶去寄养的亲戚家里看他，亲戚拿给奶奶一点点心吃，而没有给在跟前的王晋荣，晋荣就认为亲戚对他不好，一定要缠着奶奶带他回去。结果回来后三天就受感染而死。
当时崇山村人都希望逃到附近的亲戚家里去，但逃得晚了就去不了了。邻村的人都拒绝崇山村的人进入。王晋华父亲家族兄弟三支，最后只剩下父亲这一支。
王选在崇山村插队的时候，王晋华做大队长。王晋华只是在农业学大寨的时候，去过一次上海，除此之外，再也没有离开过义乌。这一次他被选为到日本出庭的代表，要办出国护照。“费了好大的力气的。”他说。他还特地去照了一次像。这对他来说，都是很大的动静。
临出去的前几天，他突然不想去了，家里种的小稻要灌水了，再不灌水就要晒干了，再加上想到要坐飞机，要在那么多人面前讲话，他害怕了。一连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他找到原告团秘书长王培根，说：“我不去了，换个人吧。”王培根说：“换人怎么能来得及？田里的小稻是你一家的生计，但诉讼是全村人的大事，哪个轻哪个重还想不清？”
王晋华出不起路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