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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叫受害者为“圆木”。我们不愿承认自己在夺取人的生命。所以，我们让自己深信，我们所做的事情就像砍树一样。
日本人更想把自己当作战争受害者，甚至一名和平运动者，但我不能让这段历史残留在黑暗中。
松本博，南京1644部队卫生兵，1943年入伍，接受六个月的卫生兵训练后到南京1644部队看管在押的“实验材料”。7号楼是1644部队的中心建筑，四楼房间按“松”、“竹”、“梅”等字样编号排列，尽头有处置室和焚烧炉。松本负责“松”字室。“松”室里放有七个像鸟笼一样的的笼子，长、高、宽各一米，一个笼子关一根“圆木”。所有的人入笼后一律裸体，为的是防止他们自杀。因笼子很小，只能抱膝靠在笼子里，既不能伸腿，也不能站立。笼子里有个罐子当便器，每天倒一次。笼子底部是五寸方材，用螺栓固定，每当“圆木”伸手取陶制食罐时，螺栓就一点点松动。
松本博证言
“圆木”关入笼子两三天后，就开始注射细菌，军医来注射，可能有霍乱、鼠疫、破伤风、瓦斯坏疽什么的，有时拿来装在试管里的鼠疫跳蚤，放在“圆木”的肚子上，让它们吸血。
亲历老兵复原历史（2）
我见这些人年龄比我还年轻，如同孩子，他们对我没有攻击的表现，我也表示一点点意思。我不吸烟，有时悄悄把配给自己的烟给他们吸，如果被上司发现是要受严厉处罚的。他们很是理解，为了不让烟飘出去，一点点吸，然后吐到便器内，另外，不能大家一起吸，一个人吸完后轮下一个人。
当然，这些人总会一天天衰弱下去，根据菌种的不同，进行三四个月的观察，军官或军医判断生菌已经在“圆木”体内发生作用后就实行采血。
采血的日子给“圆木”戴上黑头巾，带到处置室，让其躺在处置台上，手脚都用皮带固定，然后在头巾上滴几滴麻醉剂，让他数一、二、三，一会就发出鼾声睡过去。接着给大腿消毒，军医切开腹股沟部位，用钳子拉出动脉，插进针头，一头是大口的瓶子，采血就这样开始。
最初，血汩汩地向外流，以后血流慢慢变细，“圆木”遂产生很厉害的痉挛，连固定身体的床都嘎吱嘎吱地响动。更残忍的是，这时会有人穿着皮靴去踩“圆木”的心脏，于是，吸管里出现血泡，这是最后的一滴血，采血这才结束。采后的血放到哪里，也许是培养室，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这级士兵不可能知道的。一个人的血液大体有四到六杯左右，尸体就丢进处置室旁边的电气焚烧炉烧掉。烟从烟筒冒出，外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臭味是闻得到的，油也滴在外面的马路上。剩下的骨灰在军官学校对面挖坑埋掉。
松本在这里服役十个月，亲见有四五十人被全部采血，以人体作为细菌制造器，然后“收获”污染的血液，再用这血去培养更多的细菌。
原731航空班队员八十岁的松本正一直接参与了多次细菌的飞机撒播。航空班班长是石井四郞的女婿增田美保，先后有八名飞行员参加细菌对中国的攻击。这些人后来或因飞机失事而死，或因感染了细菌而死，只有松本正一活了下来，并把战时的许多照片保留至今。这一天他向法庭提供了一个多小时的证词。
松本正一证言
1940年夏秋，我被派往杭州，航空班有三分之二的人乘97式重型轰炸机、97式单引擎轻型轰炸机从哈尔滨来到杭州。干部们把这次行动叫作“杭州作战”，用的是国民党在笕桥的机场。
1940年秋，增田美保驾单引擎97式轰炸机，卫生兵今村为轰炸手，把两箱染过鼠疫的跳蚤放在机下撒布到衢州。“衢州作战”只有一箱撒布成功，另一箱撒不出去，在途中把箱子扔了。后来在“宁波作战”中吸取了这次教训，把装有跳蚤的箱子做成小的流线状，把跳蚤分装在五层扁平的箱子里，投下时靠电磁石打开箱子的前后方，靠风使箱子里的跳蚤飞出落下。
有一次在攻击作战时，准备将染过鼠疫的跳蚤用飞机撒布下来，但箱子后部打不开，里面的跳蚤成漩涡状落不下来，只好返回。可是飞机在机场停稳后，箱子突然打开，大量跳蚤飞了出来，于是急忙进行消毒处理，结果连飞机都烧掉了。
1941年秋后，我在南京待了大约六个月，我所在的航空班去了30多人，所有的97式单引擎和同型的双引擎轰炸机都去了。另外山口班队员也来了很多，与在南京的南京1644部队合流。我记得南京细菌攻击进行了三次。平泽驾97式单引擎轰炸机，把从哈尔滨搬来的鼠疫跳蚤撒在了湖南常德的街上，后来听说效果不错。
1945年8月，我又回到哈尔滨，11月前后，长官命令部队转移，航空班可以马上离开，因此让我们销毁证据。我们把机要库、宿舍、破飞机全部烧掉。
从活体解剖、细菌制造到细菌攻击，几个亲历的老兵将一幅幅历史的场景复原展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是1931年到1945年发生在中国的真实而黑暗的历史。没有这样的复原和讲述，谁能够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没有这场细菌战诉讼，有什么方式可以让这世间大恶面对人性的审判？
在这种时候，法律的判决已经不重要了，在讲述的那一刻，已经有了判决，这判决永远都无法更改和抹杀，因为这是人类良知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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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需要向世界诉说（1）
8月6日对日本来说是一个永远都不会忘记的特殊的日子，这是日本的受难日。这一天广岛受到了原子弹的袭击。8月9日，又一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日本人几十年来一直以一个受害者的形象向世界言说。
原子武器在瞬间将这两座城市夷为平地。但在长崎市的浦上教堂一尊女神的雕像却神奇地保存了下来，1976年日本将这尊雕像送给了联合国。这尊被命名为“长崎天使”的女神眼睛望着没有目标的远方，成为见证过原子武器杀戮的象征。
8月6日是王选的生日。王选觉得她的出生和原子弹爆炸日同一天，是一种冥冥中的安排。“在我每年过生日的时候，日本都在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日本人用各种方式向世界讲，自己受到了怎样的伤害。”
有一年的8月6日，王选在广岛参加一个纪念活动，她在发言中说：8月6日是日本民族的受难日，但是你们知不知道对中国人来说，这一天也是受难日？1940年8月6日，日军开始对中国的浙江进行细菌战攻击！中国受细菌战之害的人远远高于广岛的原子弹，中国的二十多个省一百万人死于细菌战。
8月6日，一个黑色的灾难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发明了两种骇人听闻的杀戮方式：原子武器和细菌武器。原子武器是瞬间的毁灭，细菌武器是长久的对所有生命，包括人类、动物、植物等一切生命的慢性的灭绝。但是当今世界没有人不知道原子武器的危害，但细菌武器的危害为大多数人所未知；原子武器受害者的声音为世界所闻，细菌武器的受害者却被整个世界所忽略。
1996年12月王选在美国演讲，她说：“今天我站在这里，是要给世界带来一个信息，这就是，我们是人！我们整整沉默了五十多年，但今天我要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些成千上万死得痛苦、肮脏而屈辱的中国人，那些甚至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的细菌‘试验体’，曾经在地球上尊严地活过。”
中国人为什么整整沉默了半个世纪之久？当中国人试着向世界诉说的时候，才发现整个世界对这段悲惨历史的淡忘和漠然，对于很多人来说那是一段早已过去的旧事，对于更多的人来说，细菌武器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人们全然不知其中的残酷和可怕。不仅仅是世界，还有中国人自己。除了那些战争亲历者和受害者，更多的人对于曾经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大黑暗，也所知甚少。
中国人需要向世界诉说，中国人需要让世界倾听，但是中国人怎么才能让世界倾听？怎样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应该问问我们自己
2001年12月5日，王选带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吴世根和731老兵筱塚良雄参加在香港举办的“日军暴行见证会”。一次在报告会上，有人问日本律师：“如果我们的官司一审输了，二审又输了，我们还应该告吗？”
王选一把抢过话筒：“这个问题不要问日本人，应该问我们中国人。中国是受难者，讨不讨公道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应该问问我们自己。很多人说这是一场永远打不赢的官司，我说，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世界知道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有人说我们是弱势群体，我问你，什么叫强什么叫弱？手里有正义就是强大的，邪恶才是弱者，他们心虚才不敢出来认错。”
中国20多个省受到细菌战攻击，100万人死于细菌战，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让人动容的数字。但是相对于中国受难的情况来说，细菌战受难者诉说的声音还是太微弱，可以诉说的渠道还是太少。
世界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