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妻王同惠女士，于民国二十四年夏日，应广西省政府特约来本桂研究特种民族之人种及社会组织。十二月十六日于古陈赴罗运之山道上，向导失引，致迷入竹林。通误陷虎阱，自为必死；而妻力移巨石，得获更生。旋妻复出林呼援，终宵不返。通心知不祥，黎明负伤匍匐下山。遇救返村，始悉妻已失踪。萦回梦祈，犹盼其生回也。半夜来梦，告在水中。遍搜七日，获见于滑冲。渊深水急，妻竟怀爱而终。伤哉！妻年二十有四，河北肥乡县人，来归只一百零八日。人天无据，灵会难期；魂其可通，速召我来！*二十五年五月费孝通立。”
费孝通回到北平后，将他与爱妻在大瑶山调查的资料整理成书《花篮瑶社会组织》，署名王同惠，在上海出版。1939年费孝通与孟吟女士结婚后，他们生的女儿取名费宗惠，乳名小惠，就是为了纪念前妻王同惠的。后来费孝通的代表作《江村经济》出版时，在扉页特地注明：“将此书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可见生死之情永铭心间。
苦命鸳鸯成眷属：鲁藜与刘西颖
著名的“七月诗派诗人”鲁藜，生于1914年，福建同安县人。1937年胡风主编的《七月》创刊后，鲁藜经常在《七月》上发表诗歌，成为“七月诗派”的成员之一。虽然他和胡风仅仅在1949年有过一面之交，但在1955年的胡风事件中，仍不免受株连，被抄家、隔离审查和劳改。
他的妻子王曼恬是毛泽东的表兄王星臣的女儿，但这样的“皇亲国戚”也并没有使他免受胡风事件的牵连。鲁藜被隔离审查后，王曼恬为了划清界线，与他离了婚。
而与此同时，一位比他小24岁的女子却时时挂念着他。她就是刘西颖，出身于天津一个普通的电工家庭。12岁时，她父亲去给当时在天津市文联工作的鲁藜家修理电灯，她跟了一块去，见鲁藜家有很多书，就很欢喜地张望着。鲁藜随手拿了本《安徒生童话》给了她。从此，刘西颖经常到鲁藜家借书看，鲁藜也很喜欢这个爱读书的小朋友，对她呵护有加，指导她读书，他们建立了忘年的友谊。
胡风事件发生后，刘西颖因为与鲁藜有过联系，也受到派出所的审查。这种际遇使得刘西颖对鲁藜的命运更为关切，更为同情他的遭遇。她到处打听鲁藜的下落，却如石沉大海，一直杳无音信。到1980年，鲁藜恢复发表作品的权利。有一天，刘西颖从《天津日报》上读到鲁藜的作品，她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嘴里不住地自语道：“他还活着，他还活着！”在一旁的丈夫不知何故，凑近一看，才知道她说的是鲁藜。以前刘西颖不止一次与丈夫说起过她与鲁藜交往的事，也说过自己因为与鲁藜的联系，受到过派出所民警的审查，对他们的这段友情丈夫是十分理解的。
刘西颖到鞍山路找到天津日报社文艺部，问清了鲁藜的住址在军粮城。她就不顾一切地来找鲁藜。刘西颖见到被苦难岁月磨砺得苍老的鲁藜，立时就涌出了泪花。鲁藜向她述说了25年来自己的遭遇，刘西颖也将这二十多年来一直挂念着鲁藜的心事说给他听。他们都觉得彼此的感情距离原来是那么的近。刘西颖回到家，心事重重。几天后，刘西颖对丈夫说：“鲁藜这个孤老头子，生活得很孤单，我想过去照顾他。”丈夫很理解妻子的感情，主动提出分手，以便成全她与鲁藜的感情。这样在1981年11月，刘西颖与鲁藜终于成了眷属。他们相伴走过了18年的婚姻旅程，在1999年，刘西颖送走了85岁的鲁藜。
伴山伴海的情谊：冯亦代与黄宗英
冯亦代黄宗英伉俪情深 著名表演艺术家兼作家黄宗英与著名出版家冯亦代结婚后，曾说过几句十分动情的话：“赵丹是高山，冯亦代是大海。嫁完了高山的人，我只能嫁大海。”赵丹这座表演艺术的高山，是毋庸置疑的，而对于冯亦代这个大海，或许还不为人们所熟知。
冯亦代是我国著名的出版家。和黄宗英一样，都是浙江人。1941年冯亦代在重庆担任中央信托局重庆造币厂副厂长期间，曾牵头组建中国业余剧团，开展进步的戏剧活动。与赵丹等从上海撤退到重庆的演艺界朋友交往很多。因为他性格随和，仗义疏财，在家他又排行老二，所以人们都亲昵地称他“二哥”。当年还只有十六七岁的黄宗英，也跟随大伙管他叫“二哥”。在她的心目中，“二哥”知识渊博，犹如浩瀚的大海一般。她十分尊重这位“二哥”。抗战胜利后，他们都回到上海，特别是黄宗英与赵丹结婚后，赵丹与冯亦代这个老朋友经常联系，黄宗英自然也对冯亦代更加熟悉起来。
1949年冬天，冯亦代调北京工作后，每次赵丹和黄宗英到北京来，都要去看望这位“二哥”。在赵丹逝世后15年的1992年秋天，在一次文化界的聚餐会上，黄宗英又与“二哥”相遇了。他们互相陈述自家的遭遇。当黄宗英得知冯亦代的夫人郑安娜已经过世多年时，她的心为之一动。过了段时间，黄宗英给她的大哥写了封信，表示她要与冯亦代结婚，要是不同意就算她没有说这件事。大哥对小妹再婚并没有意见，只是担心冯亦代比小妹年长12岁，是否合适？对这个问题，黄宗英回答得很干脆：“正是因为他年纪大，身边没有人照顾，我才想到与他结婚的。”既然如此，大哥也就对她的选择给予了支持。
就在这个时候，黄宗英收到了冯亦代的问候来信，从此他们开始了通信联系。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们互通了近500封信。1993年10月底，黄宗英给冯亦代的信说：她要来北京。11月6日这一天，80岁的冯亦代要了辆面包车到机场去接黄宗英。当时，他心里喜洋洋、美滋滋的，但不知见面的第一句话该怎么说？黄宗英推着行李车走出闸门时，冯亦代的女儿给她献上一束红色的月季花。冯亦代笑嘻嘻地呆望着黄宗英，不知说什么好，踌躇了片刻，说了句不着边际的话：“今天早上又写了篇文章。”实际上他们心神互通，彼此了解，朴实真挚的内心情感，都包含其中了。
在他们举行婚礼仪式时，很多文化界的亲朋好友都来祝贺。著名作家袁鹰当场口占一首打油诗：
白发映红颜，
小妹成二嫂；
静静港湾里，
归隐书林好。
袁鹰刚朗诵完这首打油诗，黄宗英就高兴地说：“明年我们就给大家看个胖娃娃！”一句话语惊四座，大家有点瞠目结舌，此时，黄宗英卖了个关子，又补充说：“我们的胖娃娃就是合作的一本文集，叫做《归隐书林》。”
他们结婚后，冯亦代在一篇日记中写道：“我一路散步一路思忖，我的脚步比以前轻盈多了，我自己感到我的心情比之于前完全不一样”，“我做人重新有了一个目标，我感谢你给我的爱，滋润了我衰老的心田，是你用爱情给我的复苏。我真感谢你，你重新给了我青春和生命。”这是冯亦代的真实心声，也是这对老年夫妇心声的真实写照。。 最好的txt下载网
及时救助落难才女：萧军与萧红
萧军与萧红是一对危难中相救扶的恋人。萧军，本名刘鸿森，辽宁义县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与友人筹组抗日义勇军失败而逃亡哈尔滨。为了维持生计，他用“三郎”的笔名投稿，初展文学才华，受到《国际协报》副刊主编裴馨园的重视。后应裴馨园的邀请，协助编辑副刊。
1932年夏天，《国际协报》副刊收到一封署名张迺莹的女读者的求救信。信中倾诉了她的艰难处境：她是黑龙江省呼兰县人，幼年丧母，父亲是个官僚士绅，逼他嫁给一个旧军官的儿子。她逃婚到北京。这个“未婚夫”追到北京，骗她回到哈尔滨与他同居。后来因欠下东兴顺旅店600多元房费，那个男人回家取钱，一去不归。旅店老板要将她卖到妓院抵债。这个写信求助的女人张迺莹，就是未来的著名女作家萧红。
裴馨园读了这封求助信，很同情这位素昧生平的女读者，就让萧军前去旅馆探望。萧军到旅店找到萧红。他所见到的是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面容憔悴，精神疲惫，穿着破旧，同情与怜悯的情怀便油然而生了。
当萧红得知来探望她的青年是经常发表诗文的三郎时，便从心底滋生了敬佩之情。他们谈得很投缘，萧红将郁积心底的悲惨身世，不幸遭遇，一股脑儿倾吐给萧军。萧军见她将自己难言的屈辱，痛苦的经历都坦然陈述，则更加同情这位女士。特别是萧军偶然间从萧红的床上，发现了她画的画和写的诗文，萧军更加同情这位落难才女。此后，萧军经常到旅店去探望萧红，并警告旅店老板不要逼良为娼。
1932年秋天，松花江江水泛滥，淹没了哈尔滨的大部分街道，萧军趁机将萧红接出东兴顺旅店，将她安排在自己的住处。他们同居了，开始了患难与共的生活。萧军为了养活产后的萧红，不辞辛劳，或写稿，或兼职授课，想方设法地赚钱，结果还是经济拮据，只好将新生的女孩送给他人。萧军很器重萧红的才华，鼓励萧红写稿。她就以“悄吟”为笔名在《国际协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从而使萧红迈入了文坛的门槛。
遗憾的是，他们的婚姻并没有坚持多久，1938年他们到延安后，终因感情破裂而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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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沛流离中的伴侣：萧红与端木蕻良
193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