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准备演出，戴爱莲每天在练舞厅练舞，叶浅予每天来画速写。在一次休息时，戴爱莲走过来看到了叶浅予的速写，她惊呆了！她从来没有见过画得这么惟妙惟肖的。戴爱莲这才仔细地打量起这位一连几天都在画自己的画家。他们相识了！刚一接触时，戴爱莲一口英语，而叶浅予的英语只有中学水平，遇到了交流的困难。如在往常，戴爱莲极少与不说英语的人交流，但这次戴爱莲对叶浅予的印象不错，乐意与他的乡土腔的英语交流。经过几次接触，叶浅予边说边学，他们大体能够交流了，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戴爱莲的义演是在九龙半岛酒店举行的。为了这次义演的成功，叶浅予就像自己的义演一样，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尽心竭力地忙前忙后。他既是舞台监督，又是服装管理，帮助戴爱莲顺利地完成了筹资义演任务。为此，戴爱莲十分感激他，宋庆龄也对他很满意。孤男寡女的爱情就在这次义演中，悄悄地酝酿在他们的心头。
义演结束后，戴爱莲跟叶浅予说，她想到延安去，不知能否陪她一起去？叶浅予就此提出了确定关系问题。戴爱莲不但没有拒绝，反而高兴地将叶浅予抱住亲了起来。
他们举行婚礼时，宋庆龄应邀担任他们的主婚人，保卫中国同盟、《今日中国》编辑部、驻港的文艺界的朋友，以及戴爱莲的在港亲属等数十人出席了婚礼宴会。几天后，叶浅予和戴爱莲离开香港，经过15天的辗转路程，他们来到重庆。
在叶浅予和戴爱莲临行前，宋庆龄为他们给周恩来写了封信，请周恩来帮助戴爱莲到延安。他们在重庆化龙桥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要他们留在重庆，说是大后方更需要他们开展工作。这样，叶浅予和戴爱莲就留了下来。在重庆，戴爱莲举行了演出活动，使大后方的民众得以一睹她的风采。后来，她到国立歌剧学校、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教，还应教育家陶行知之聘，创办了育才学校舞蹈组。1945年夏天，叶浅予与她一起到川北、西康等地采风，搜集了大量少数民族舞蹈素材，用拉班舞谱记录了七八个藏族舞蹈，还创作了藏族舞蹈《春游》、彝族舞蹈《倮倮情歌》等民族歌舞。叶浅予除了画了很多风情速写外，还完成了四万多字的《打箭炉日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叶浅予和戴爱莲都到了北京。叶浅予当了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戴爱莲被聘为北京舞蹈学校校长。他们的生活开始安定下来，各自都得到了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完全可以携手并进，大展宏图了。可是，戴爱莲却提出了离婚的要求，原因是她已经爱上了一位年轻的舞蹈家。这样他们间的十年婚姻也就宣告结束了。不过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却是在19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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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促成婚，勉力维持：叶浅予与王人美
在叶浅予一生的四次婚姻中，他与王人美生活的时间最长。他们是1955年结婚的，当时叶浅予47岁，王人美41岁。
王人美，本名王庶熙，湖南浏阳人。1926年考入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后跟随哥哥到了上海，考入黎锦晖的歌舞学校学习。毕业后加入黎锦晖的明月歌舞团，与黎莉莉、薛玲仙、胡笳被誉为明月歌舞团的“四大天王”。后来参加演出电影《渔光曲》，一举成名。
叶浅予和王人美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就认识，但涉及谈婚论嫁的事，还是1955年经朋友撮合而成的。他们经过几个月的交往，叶浅予就提出结婚的事。当时王人美正在长春拍片，给叶浅予回信，谈了自己的想法。因为她与著名影星金焰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她不希望重蹈覆辙，只盼新的婚姻能够彼此间有“更深了解，事先考虑、准备如何克服困难，以期达到更好的合作”。可是性急的叶浅予并没有考虑得更细些，在王人美拍完电影，回到北京之后，就在北京的四川饭店花了200元办了酒席，请朋友们聚会一下，就结婚了。
婚后，叶浅予告诉王人美，他已经破产了，他的全部财产只有200元。家里的日用品只得王人美掏钱购买。婚后才一个多月，他们就因一件小事顶撞起来，甚至王人美还提出离婚的事。这就让叶浅予开始慎重了。叶浅予发觉王人美性格急躁，她作为家里的内当家，希望自己有独立处置事务的活动空间，不希望丈夫干涉过多。王人美承认叶浅予是个好画家，却不是个好丈夫，而是个“倔老头”。“*”结束后，他得到补发工资三万多元。家里当时也需要钱，可是他却无偿地捐给了中央美院。到他们搬家需要钱时只得跟荣宝斋借钱。像这样的大事，他都不同妻子商量，王人美对他的这种大男子主义非常不满。本来王人美性格内向，叶浅予又专注于他的事业，彼此间很少交流。有时他们一起到公园去，叶浅予找地方坐下后，就拿出速写本画速写，无暇顾及与她的交流。两个人日子磕磕绊绊，感情不冷不热，直到遇到“*”的磨难时，才终于能互相体贴和关照。
1980年为了找房管所换房，王人美急出病来，患了脑血栓之后，叶浅予只得顺从、忍让，使得他们夫妻过了几年平静的生活。1986年他们所住的甘雨胡同要搬迁，他们家只好暂时分居在中国画院和王人美所在的北影招待所。或许是距离产生美吧，夫妻分居两处，每周互相看望，倒也显得亲近了很多，显得感情甚笃，很有情趣。不料，这一年的冬天，王人美突然摔倒，患了大面积脑溢血。在医院治疗了几个月，不见成效，终于在1987年3月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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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天无据，灵会难期”：费孝通与王同惠
费孝通心中的永远的痛，就是爱妻王同惠的死。
江苏吴江人费孝通从小就志向高远，同情百姓疾苦，树立了救国拯民的理想。他本来在1928年18岁时考入东吴大学医学系，可是他觉得老百姓最痛苦的不是疾病而是贫穷。于是他在1930年转学到北大社会学系，师从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
1932年在社会系的一次聚会上，费孝通认识了比他低两级的女同学王同惠。他对这位河北肥乡籍的女同学，不仅欣赏她的气质、作派，更在切磋学问中感受到了相知的欣慰。因此，他们都乐意在一起交流思想，谈论学问，久而久之自然产生了感情。费孝通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他经常到北大的女生宿舍去找王同惠。有时下大雪，他等在女生宿舍的大红门外也不觉得冷，因此有“红门立雪”的故事在女同学中流传。王同惠每逢星期天都到清华费孝通的研究室和他作伴。他们探讨学问，谈论生活，还有时牵着手到圆明园或颐和园游玩。在他们相爱、相恋期间，合作翻译了英文版的《社会变迁》和法文版的《甘肃土人的婚姻》。这两本译作是他们爱情的结晶，但他们并不满足于此。他们有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要共同写一本著作。
1935年的暑假期间，他们在未名湖畔举行了婚礼。新婚的第四天，费孝通应广西省政府的邀请，到大瑶山考察。此时的王同惠在读三年级，也申请参加了这次考察。因此他们将这次考察也赋予了蜜月旅行的意义，归来后，费孝通就准备到英国深造了。
对于学习社会学的这对新婚伉俪来说，此行是极为难得的。他们饱览了沿途风光和社会风情，一直处于兴奋、幸福的情境之中。到达南宁后，他们与广西国民普及基础教育研究院的人员一起，制定了社会调查方案。同年10月18日，费孝通夫妇在翻译和向导的陪同下，到大瑶山腹地调查。这时的王同惠发现自己怀了孕，但是为了丈夫的事业，她坚持留下来，协助丈夫的社会调查。然而乐极生悲，不幸的厄运却降临在她的头上。
12月26日这一天，他们一行人翻山越岭到罗运乡考察。山路崎岖陡峭，十分难走。怀孕的王同惠走起来十分吃力，费孝通就扶着她坐在一块大青石板上休息一下。不料翻译和向导不知他们掉队，继续前行。这时，夕阳下沉得很快，小夫妻俩着慌了，四处寻找也找不见向导和翻译，心里更是恐慌。费孝通见到远处有个柴门和篱笆，以为是一户人家，就前去求救。不料他刚踏进柴门就听哗啦一声落进深坑。原来这是山民们为捕捉野兽设置的陷阱！王同惠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将压在丈夫身上的木棒、石块逐个搬开，使尽全身力气将丈夫拉出了陷阱。她见丈夫身上多处受伤，不能行走，就安顿他躺在平地上，自己去寻求救援。
费孝通等着妻子，一个小时过去了，不见踪影，两个小时过去了，仍是如此。他痛苦地熬过了一夜，到东方泛白时，他心急火燎地匍匐着去找爱妻。到傍晚时分，一位瑶族妇女上山寻牛，发现了费孝通。她急忙跑回寨子，喊来两位青年将费孝通抬回寨子。通过寨子的一个小商贩的翻译，他们才知道了费孝通夫妇的遭遇。他们将这个消息报告给当地政府，当地政府立即组织附近寨子的男青年，四处搜山，寻找王同惠。经过六天的寻找，搜遍了周围的山峦、沟谷，都不见王同惠的踪影。
费孝通思念王同惠，心神不宁。一天夜里他梦见爱妻掉进水塘里。他就将这个梦告诉给寨子的头领。当地村民随即到一处悬崖下的水塘寻找，果然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估计是她寻人救夫心切，失足落下悬崖，掉进水塘，因无人救助而罹难的。当时她只有24岁，与费孝通结婚仅仅108天。
当时，费孝通准备将爱妻的遗体运回老家安葬，但因气温炎热，送葬船行到梧州时，爱妻的遗体已不便继续运输，费孝通就在梧州白鹤山将爱妻安葬了。费孝通为爱妻竖了座石碑，并亲自撰写了碑文：
“吾妻王同惠女士，于民国二十四年夏日，应广西省政府特约来本桂研究特种民族之人种及社会组织。十二月十六日于古陈赴罗运之山道上，向导失引，致迷入竹林。通误陷虎阱，自为必死；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