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没有，是他打了我，他认为我说他是驴教授。
他说：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院领导的关注，我今天本来不想提，既然你已经说了，我就实话告诉你，你的麻烦大了。
我说：我并不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已经调查过了，不管怎样，你作为一个新来的同志乱说乱动就是错误的，不仅不反思自己，还向老同志报复，你真行啊，先回去写一份检查来。
我说：我为什么要写检查？
他终于发了火：就为了你这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的态度。
我发现一切辩白都是枉然，便愤愤地回到教研室，吕教授不在那儿，我不知道他已经去了院长办公室。
60
第二天我一大早就到了办公室。提水、拖地、打扫整理屋子。
吕教授进来的时候正好8点，他似乎并没有记我的仇，哼着不知名的曲子，满脸轻松，我轻声问候：主任来了？
他斜了眼睛看看我，高兴地说：书记请你去一趟，哈哈，有好事情了。
我就去了书记办公室，唯唯诺诺地问：书记，您找我？
娄书记冷冷地说：坐吧。
我说：不坐了，您找我有事？
娄书记直了直腰，两个胳膊撑住椅背和桌子，转身面对我：院党委让我给你下一个通知，从今天起，你停职检查，什么时候上讲台还要看你的表现。
我有些蒙：停职检查？
娄书记：根据我们在学生当中的了解，你的思想的确存在着某些问题，你是不是还说过让同学们把大学生活过得浪漫一些？
我说：是啊，我说过，怎么了？
他叹一口气，抬起一只手指着我：你啊，你真够可以的，啊？什么叫浪漫？现在的学生你不说他们已经够浪漫的了，你还鼓励他们，惟恐天下不乱是不是？
我莫名其妙：浪漫怎么了？
他以为我是装疯卖傻，站起来，一手叉着腰，一手举起来指着门口，这姿势一定经过了千百遍反复练习，居然与伟人的动作极为相似，不过说出来的话却不同：去去去，好好反思检查，真拿你没办法。
回到教研室，吕教授不在，杜梅闪烁着泪光的眼睛看着我：你呀，怎么这么冲动？
我说：我需要一个清白。
吕教授走进来，她转过身去。吕教授好像跟我前嫌尽释地带着笑，但话一出口分明又带着刺：年轻人，做事情不要不知天高地厚啊。
我不出声。吕教授迈着四方步走到自己的桌前，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多行不义必自毙，玩火者必自焚啊。
我非常生气，却不敢表现，只是望着他的背影，双目喷火。
等吕教授继续拿出恶臭的墨汁开始练毛笔字的时候，她写了一张字条递给我：晚上8点到我家去。
整整一天我都在反思自己的言行，找不到任何错误，我便把事实情况汪洋恣肆地写了几千字交给了娄书记，希望通过这种申诉给自己一个清白。
晚上8点，我去了杜梅家。她早已经把飞飞送到了父母那里，一袭粉色的睡衣挂在丰满的身上，我一进门，她就抱住我靠在门上吻着，间歇处喃喃地说：好孩子，受委屈了。
听到这话，我的眼泪就汹涌而出，真像一个委屈的孩子接受着她的爱怜。
她拉我进了卧室，慢慢脱去我的衣服，然后把自己的睡衣象蜕皮一样地一下子脱掉，我们就赤裸着滚到床上……
我似乎是想把心底的一切愤怒都倾泻给她，做得凶狠而又疯狂，这反而激发了她的情欲，不时地发出欢快的呼喊，我就在这呼喊中一次次冲向高峰，在高峰的最高处得到灵魂的释放。
最后，我软软地躺在床上，她趴在我的胸前，撮起嘴轻轻地吹着我的脖子，说：发泄了吧？
我说：谢谢你。
她笑：这是什么礼节？做完爱说谢谢？
我说：我轻松多了。
她说：你还年轻，不要火气太大，在这个环境里，只有一个字：忍。
我说：这不是我的性格。
她轻轻地说：你一个新来的大学生还配有性格吗？
我无话可说。
她又问：你的检查写得咋样？
我说我根本就没写检查写的是辩解书。
她摇摇头说：不行，你必须按照他们的想法写自己的罪行，这是认识错误的态度好，不狡辩，然后就是用最极端的词语说自己坏，并且按照他们的思路把思想根源挖掘到不注意思想政治学习、不严格要求自己，最好是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侵蚀，这样就是认识深刻，才有可能过关，否则，你的错误会越来越严重。
我说：你还真油滑。
她说：我父亲是一位老右派，因为耿直，因为认死理，差点把命送掉，一生的苦难就总结出这点教训。
我说：我不管了，爱咋地咋地，反正我有你就有了一个天堂。
她叹口气说：别这么想，你还年轻，还要考虑自己的前途。
我说：谢谢你。
她笑：又说。
说完笑着起身去拿一本《笑林广记》给我看：一个老头想偷他的儿媳妇，儿媳妇不答应，告诉了婆婆，婆婆说：这老乌龟，跟他的老子一样，都有这个毛病。儿媳妇这才明白这家是世袭，就顺从了公公。做完了那事，老头跟儿媳说：多谢娘子美情。媳妇说：爹爹不要这么客气，自己家里现成的东西，又不费事，哪里谢得许多。
我看了之后哈哈大笑。她说：你终于笑了。
我说：谢谢你。
说完我们忍不住大笑。
那个晚上我第一次住在她的家里，一边翻那本书一边反复对话：多谢娘子美情。自己家里现成的东西，又不费事，哪里谢得许多。一边反复地笑，一边继续莋爱。也许是因为太久的寂寞，杜梅始终蓬勃着激情，年轻的我就在她的诱导下经历一次次波峰浪谷，我们就像面对世界末日的两个疯子，无忧无虑，无所顾忌。
61
我的“驴”教授事件一时闹得沸沸扬扬，那些教授们纷纷义愤填膺地到院领导那里请愿，让学校想办法换回他们的尊严。我进入了一个四面楚歌的境地，只有杜梅能够让我的灵魂暂时歇息。
后来读到了许多关于“文革”期间知识分子问题的文章，我终于明白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两极分化最严重的，那些正直的人往往是真理和原则的坚定守卫者，任何环境都不会改变他们的思想信念，因为他们有自己独特的的思考和认识。许多人则带着一种强烈的知识武装下的小农意识，既会见风使舵，又会装腔作势，他们在损人利己方面有着特殊的才华，但在更多的情况之下还是损人不利己的。
娄书记见到我的申诉以后严肃地跟我谈话：你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我说：我可以改。
他说：现在的形势对你很不利，你已经引起公愤了。
我说：我重新写检查。
他说：年轻人啊，不要太自以为是，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你倒好，大放厥词不算，居然敢对我们的老教授下黑手，这是什么性质嘛？啊？我们是高校，都是有知识有修养的人群，怎么容许这种流氓习气出现？啊？
我压抑着心里的愤怒，诚恳地说：我知道自己错了。
他说：光知道错还不行，一定要深刻地挖掘思想根源，我知道你在大学里就不是一个好学生，应该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对不对？破罐子破摔是不行的。啊？
我的眼泪涌出来，其实是委屈的泪水，娄书记把它当成了忏悔，似乎看到我流泪便达到了初步的目的，说：好了，知道错了，说明还有医治的希望，毛主席说改了就是好同志嘛。回去重新写你的检查吧，学校的意思是先看你的检查态度再决定处理意见。
年轻的我难以抑制彻骨的委屈，哭着接过那份写满真心话语的“检讨”。娄书记看我哭得伤心，居然拍了拍我的肩膀：行了，别哭了，怎么像个孩子一样？
这时候我有了一个新的发现，他们的心底都有一种规划，就是希望你忏悔悲伤，然后拼命作践自己，就如同让你从一个山顶滚落下去，直到体无完肤。假如你申诉，那就等于抱住一块石头不肯滚落，就是逆潮流的行为，当然不会得到任何的理解和同情。
领导的意志就是真理，不顺着那条路走下去，自然就是谬误。
工作了十几年的杜梅比我更了解这个环境，在她的帮助之下，我以一种悲壮的心情写下了洋洋万言的检讨书，在这里边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深受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侵蚀，不注意自己的文化和思想修养，变成了一个仇视领导、嫉妒教授的恶棍，然后是极端的自我批判，把自己说成一个猪狗不如的东西，请求领导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我把这份检讨书送到娄书记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和一个学生谈话，他示意我坐在边上等。那个学生穿着简朴，蓬头垢面，但眼神里带有一种坚定的光芒。
娄书记说：人家躲着你呢，你看不出来？怎么学得这么没脸没皮的？
学生说：我要听她一句话，不过，即使她跟我说不接受我，我也有权利继续追求。
娄书记：你你你简直无可救药嘛，妨碍人家学习你知道不？学生的天职是学习，你倒好，拿着父母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跑到学校来追女孩子，像话吗？
学生说：我不管，我要成功，我坚信她是对我有意思的。
娄书记：好了好了，你先回去好好反思一下，写一份检查来。
学生起身向娄书记深深地鞠了一躬，一瘸一拐地出门。
娄书记像是得到了什么重大秘密一样地兴奋，跟我说：这学生就是有病，旷课几天，你猜怎么着？步行几百里路去追女朋友，把脚都磨烂了。
他的执著让我想起了我和雅迪的往事，却不知道对眼前的学生该如何评价，娄书记问：你写好了？
我把检讨递给他，说：我思想觉悟低，您看到哪里不合适帮忙指点一下。
他显然对我的这句话很满意，带着笑容接过去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