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也跟着晚。看来人的一生，工作和婚姻，都不能太迟。只可惜，这是才明白过来的道理。有些事情，还真的凭自己拿主意，不能任凭世界误导。
第二天，红玉来了电话，我回老院时，父母告诉了我。说玉红买票买到了二十五号，下午一点多的车。我心里觉得遗憾，四十年一场大典，她已经赶不上了。不过我的内心仍然很喜悦，这份喜悦表现出来，黑仕就谄媚地在院中和我打斗。这时有人敲门，先敲了两下，又按了门铃。我就一声“嗖”，黑仕像箭一般奔射过去，随后就唁唁几声。门外轻喊，“黑仕、黑仕，不准叫。”我一听就知道是另一位好友。开了门，朋友樊满面春风地推车进来，黑仕就绊了他的腿儿。他说，“洪义，我一猜你就在这儿。这不，我给咱爸咱妈买了点水果，来瞧瞧。”我上前就从车筐里抢了一个桔子，剥了往他嘴里塞了两瓣，然后说，“完了到街上走走。”他说，“好嘛，咱们去哪？”我说，“哪都行，反正走走，给银川人民留个印象。”他说，“你好久都没顾上留印象了吧，我前几天也下岗了。”我一怔，“你们不是干得好好的么？”他说，“现在又不行了，已放了三个月的假。”我说，“好，真是难兄难弟，我干啥你就干啥。那准备干点啥？”他说，“我也不知道，到时候再说吧，干啥都行。”我说，“走，咱们到金三角贩毒去？或者拐卖儿童？”他说，“这多没意思，还是拐卖妇女好。对了，你们红玉回来没有？”我恍然大悟，一拍他的肩头说，“我知道怎么回事了，你是来看红玉的，她曾说过要把她的同学张珍介绍给你，原来你们已经开始做贩卖妇女的勾当了。”他笑笑说，“哎，真的，来了没有？”我看着他说，“真的想知道？”他说，“想”。“真的不怕失落？”他说，“当然不怕失落。”我随意一个身旋儿，说，“那就请君问询某次列车吧。”朋友这才叹了一口气，“这么说，人还没来？”然后提了水果就进屋去了。黑仕已置我于不顾，紧贴着他。
过了一阵儿，我俩就上街。街上的大姑娘们被十月的阳光一照，艳丽得像花朵一样。但若近看了，就不行，虽然现在世界开放到没人给你翻白眼了，相反还会对你微笑，但许多人的相貌或多或少地存留着缺陷，并不姣好。朋友也说，“这些女孩长的和你老婆差多了。”我说，“红玉说过，那个张珍长的也不行。”他说，“那我不管，只要是你们介绍的，就是好的。”我就轻叹一声说，“君真是只在此中迷，不解此中味呀。”我又诡谲地说，“女人有什么好？相思不自由，自由不相思。”他轻叫，“你这个人呀，真无聊。”我许多时候是无所顾忌的，这是一种自我减压的方式，也是一种内心对世界的无奈。我得不到我想要得到的，我也做不成许多高尚并赋有理想的事情，那么我只有轻视我需要的事情。其实世界不就是如此简单吗？它还能迷惑住一颗饱经沧桑的心灵？
我们进城去了书店，却最后一本书都没买。我前段时间曾对自己说过，我现在已经不需要读书了，我厌倦了读书。但我的这位好友樊却不同，他也不读书，但他藏书。可能也是开始顾忌未来的生活，他这次也没再买书。我由此而感，一出书店的大门，就笑了他。他说，“不是，是忘带钱了。”中午我们又去那个老饺子馆吃的羊肉饺子，我请的客 。还喝了两瓶啤酒，桌面上我狎意地对他说，“你知道，女人对男人*，叫什么？叫吹箫。和世俗现在所说的吹啤酒或对瓶吹，是一个意思。你就知道现在的有钱人倡导的世俗文化，无耻到何种境地。还有香港传来的‘靠’，什么意思？现在竟成了内地女大学生的口头禅，其实这个字的含义，你到河南一问就知道。”朋友樊说，“你懂的真多，是不是你想歪了？”我说，“歪不歪，只有鬼才知道。”我喝酒从不脸红也不醉语，若喝到轻度或中度，就会意气风发，神采飞扬。但只有遇到朋友才这样。我精神疲惫时，喝酒就醉，醉时便会默然无语。但是我最厌恶女人喝醉，尤其是刘楠的那一次。我这人宽厚仁达，从不会把件事情当成一个因素，但那次成了例外。我的所谓的妻子，不但没帮了我，反而贻害了我，就像她蜜月里帮助别人在自己的家里，实现了一场阴谋。 。。
第十章 第二十节
我俩下午回来的时候，好友樊在车站取了车子，不愿再与我同到楼上来。但他答应二十六日的中午和我接红玉或许还有那个张珍。我酒足饭饱地回来，在北边的楼角处就发现了一辆摩托和两个人。他们在留意我，又故作若无其事。我当下就明白，这人与那肇事的人有关。其实在我的生活里，任何一件小事，你无意他有意，就会发生盯梢和跟踪。有时想起来，这些货色竟比当年白区的地下斗争还疯狂，可我生活在早已文明开来的世纪之末。或许有人会说我神经质或精神过敏，但对于一个真实、丰富、成熟的心灵来说，那种愚蠢的行为只会让我发笑，甚至连笑都懒得一笑。他们奈我不得，这是铁的事实。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内心就是丑陋的，思想就是狭隘的，人性就是卑鄙的，他们其实是在自寻烦恼。我回到家里，心情格外平淡。从阳台看西侧的贺兰山上的夕阳，也显得散乱。众多的红霞竞相开放出它们自身的红艳，但随着那轮夕阳坠落，那火焰般的红色又尽被天地吸收干净了，剩下的是裸露着本色的青云。
二十三日或者二十四日，中央的代表团来了，住在今年刚盖起来的四星级的栖霞大酒店。栖霞取自古意，但今人有几个通晓古意的？现在不都讲江湖二字么？见个人称哥称姐，几乎是一夜之间就风传起来的，再客气一点陌生一点，就称先生称小姐。本来这样叫起来也是一个办法，一是溯源和历史取得了联系，二来解放后新生的两代人，还没有品尝过那先生和小姐的美意，可偏有地方有人多事，说先生倒也罢了，就是这个小姐的称谓，由于太美气了，全国人民不小心，竟被人间的*篡了去了，显然就脏了许多。这该如何？况且这平庸的年代又新生不出文字大师来，一时天下年轻靓丽的女人们便没了称谓。但无论如何，“同志”是不能再称了，那词太陈旧太死板太乏味。你没看政府、法官和军队都不用，你布衣百姓又有什么资格用？再说了，你平平庸庸一个人，谁和你同志？老板会说，“闭上你的乌鸦嘴，和你同志，意思让我少挣钱？”官员说，“和你同志，你算老几？”法官说，“我这法律森严，你可不敢胡说。”乞丐说，“我可不敢和你称同志，我不吃不喝，要的钱也比你多。”
在大凡过于清闲和无聊的时候，我常常会被一个随意的概念引起，胡思乱想一通。我在以前的许多年里都有这样的毛病，而且除了这个，我再无别的人生毛病。或者说我即使在悠悠的岁月中派生出了什么毛病，我的心灵都会坚决地将其制止和纠正。从这一点上看，我还真不是个有病的人。前面说的我是银川的病人，那只是情绪上想有那么点潇洒，因为看过书柜里摆的一本小说的名字叫《英国病人》，事实上我根本不想去读那本书。我时刻都按着世界的自然逻辑，按着社会的主流规范去做，而且不践涉支流和末端。我从来也不会被异化和变态，除了死后或精神失常之后是什么模样，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却是一个思想激进的人，通达地对待事物的人，孜孜以求文明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在过了青春年龄之后，我仍然还是一个诗人。我钟爱这个世界的正义和文明，我钟爱这个世界的五彩、五音和五色，我钟爱这个世界奇异的事物，也钟爱大众的普通的事物，我钟爱着这个世界的一草一木。
中午的时候，司仪打来一个电话，说他们也要放八天的假，我笑着说，你们是揩了大庆的油。司仪说，“本来厂里也是光想找机会放假的，连八月份的工资都没发，没有钱。”我说，“那咋办？我还等着买米下锅呢，锅里的水还开着呢。”司仪说，“我听人家都说，在申请政府救济贷款，批了才能有钱发这两个月的工资。”我说，“司仪同志，那就让咱们一起等着吧。”我又说，“再让我猜一句，现在库房肯定又空了。”司仪说，“你咋知道的，可不是嘛，库房里只剩下一堆烂纸卷，前几天还让我们各班都处理着呢，是最开始生产的那些纸卷。”但我又对司仪说，“等着吧，小姑娘，我又准备上班了，不过你可不能对任何人说。”司仪说，“欢迎大哥来，我们又可以战斗到一起了。”
跟司仪打完电话，又给红玉打。连打两次传呼才回话，问她正忙什么，她说，正在汽车上，这才刚下车。我听到我钟爱着的那份声音，内心又怜悯起来，又叮咛了红玉一番。红玉说，“义子，你放心吧，为了我要吃好睡好，听见没有？不准你不开心。我明天就上车了，好好地等着我吧。”我只能嗯嗯，内心有些堵塞。我忽然又想起好友樊问张珍之事，红玉说，“我没联系上她，她可能换地方了。”我说，“那可让我的朋友失望了，他明天还专门来接你呢。”红玉说，“告诉他，这次没办成，还有下次。下次我一定帮他物色个更好的。你先打电话给他，我回去后还要给他说。”于是我又打电话给我那朋友樊婉转地说了，好友说，没关系，我知道了。然后又重申明天下午来接红玉。
我闲静下来，看上了老爹的那个葫芦，便想管老爹要。老爹说，“今年就结了这一个大的，还要留种的。”我说，“我不给你弄坏，只是挂在床头比较喜庆。”其实我内心有种寓意没有说出来。我出门时，见巷子那头又围站着几个妇女，有高有瘦有美有丑，手里都打着编织。这是最近几个月里出现的人物，像群*，但又看上去很正经，因此我也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