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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书、画家和诗人还特别喜欢酣饮大醉后进行创作。这是炽热致幻一途。黄庭坚诗：“酒浇胸次不能平，吐出苍竹岁峥嵘。卧龙偃蹇雷不惊，公与此君共忘形。”转引自《中国画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2页。陆游诗：“方我服酒时，江山入胸中，肺肝生崔嵬。”这都是好例。在封建社会，几乎没有一个诗人不喝酒的，书、画家差不多也是这样。据说，贺知章“每醉辄属辞，笔不停书”。李白更是如此，他“斗酒诗百篇”；他“醉中操纸，兴来走笔”；他“兴酣染翰恣狂逸”。其他诗人也时常如此。至于书、画家，他们酒后创作的也很多。苏轼诗：“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可为明证。
这样的记载，举不胜举，其中或有夸张，但绝非毫无根据。因为酒醉确有麻痹意识、激发幻觉、亢奋情绪、诱发潜意识，使心理发生变态的作用。必须说明，封建时代的文人多遭遇坎坷，借助酒兴，挥毫抒愤是可以理解的。但一般说来，多数人的作品并非都是醉中之作，而醉中也不一定都能进行创作，这就因人而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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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酒自引人著胜地”（1）
“酒自引人著胜地”，“酒自使人人自远”，“三日不饮酒，自觉形神不复相亲”。这是《世说新语》里的几句话。意思是酒能使人进入美妙的世界。能使人超脱世务，心怀高远。多日不饮酒便没有精神，好像丢了魂一般。生活变得平淡无味，毫无生气。这是因为饮酒改变了身体中的化学性质，造成心理感受机能的失常，使心理和思维变态，从而开拓意识的新维度。古人说：“饮酒之后，忧者以乐，壮者以狂，不知其然而然。”《清诗话续编》479—480页。这正是最适宜艺术创作的状态。因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艺术的目的总是相同的，即完美地表现处于心醉神迷状态的某一独特的美的意境”。《文明》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3页。说醉境造就诗人是有道理的。“英国一位作家说过‘女神带着酒味’”（杨绛语）。尼采说酒神象征情绪的放纵，在酒醉中“整个情绪系统激动亢奋”，“是情绪的总激发和总释放”，“是一种解除个体化束缚复归原始自然的体验”。并指出：“醉的本质”是“力的过剩”是“力的提高和充溢之感”，即“高度的力感”。认为这种“酒神状态”是“对人生日常界限的规则的毁坏”。《悲剧的诞生》。而“常规惯例对思想感情和行动都是一种限制。既然如此，就必然也是创造性和个性的敌人。因而对富于创造性的人或个性突出的人说都是可憎的东西”。《文明》第56页。酒神的力度正可使人突破“日常界限的规则”或“常规惯例”而进入“胜地”。即打破现实生活的逻辑和时空限制，在恍惚迷离中，自由地将非逻辑的、无因果联系的超时空因素组化在一起。对艺术创作来说，缺乏酒神精神处处都讲逻辑、规矩未免太平庸单调，太没意思。醉意是入神入化状态，是一种自由本能。是的，酒后蘸墨挥毫，信马由缰，百无禁忌，行文走笔，种种意象纷至沓来，快何如之。许多作家都有过这种体验。在西藏生活过的诗人阿坚这样写道：“藏族的男女老幼全喝酒。”“不喝酒怎么能唱歌呢？歌就像是船，酒就像是江；不喝酒怎么能跳舞呢？舞就是云，酒就是天；不喝酒怎么能爱呢？男儿女儿若是风，酒就是雨。总之吧，不喝酒怎么能活呢？没有酒，血液仿佛不动。”《流浪西藏》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这是对酒的最好礼赞。有位作家抒发醉意说：“哦！醉了多好，醉了多爽，醉了多么的惬意！我愿常醉不愿醒。因为醉眼好来看景物，醉眼好来观世事，醉心好来品味人生哟！”《上海文汇读书周报·读张俊彪的红菩提·紫橄榄》2007年9月28日。确实，饮酒可以提高个人自信，可以战胜阻力，可以人为地达到一种状态，而这个状态是“常规惯例”生活中不可能获致的。所以罗素说：“从古希腊那时候起直到今天，头脑醉醺醺的，始终都被认为里面有着某种神圣的东西。只要它有着精神陶醉的特性，全然清醒的世界规则始终被认为表现着一种心灵的局限和平庸。”《论历史》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8页。其实，这就是叔本华所说的：“醉酒是引起激情的一种状态，因它促进直觉的表象的活跃，使抽象的思维减弱。”《意志自由论》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版第129页。据现代医学界研究报告，酒精能够刺激大脑的右边（主管想象力，形象化创造力的），却会麻木大脑的左边（主管抽象思维的）。原来醉态是有生理基础的。说酒醉是灵感的源泉并非无据。许多杰作确实是酒后创作出来的。由于饮酒，艺术家的才情和创造力便从日常生活的琐屑和庸俗中解放出来。按某些心理精神病学家的解释：某些创作天才，常常在心理上有种堵塞，必须用酒来开通，使创作灵感能够源源流出。清初学者廖燕也这样说：“酒似无与于文章，然当其搦管欲出时，不得一物以助其气，则笔墨亦滞其难通。”他推断“孔子删述六经与诸子百家之为文，必先尽数斗而后下笔，问何以知之，曰以其文章之妙知之。虽无其事，而有其理，而天下古今之理，遂莫有妙于此著……酒中别有天地，文章中亦别有天地。其欲以酒掩者，又安知不以酒传也。”“则酒实为文章之先驱，有不可诬者，然文章成，只见文章而不见酒之功。酒有功于文章而文章实无负于酒，遂觉诗酒文章中别开一天地。”《廖燕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7—68页。
6 “酒自引人著胜地”（2）
换个角度说，创作需要温度和热度，达到一定热度才会有鲜明的意象，就象人在发高烧时就有鲜明意象一样。而酒醉就是自我燃烧，就可以大幅度地提高人的想象力和机体的敏感性。比如波兰作家霍夫曼的“许多灵感，许多幻象，那些开始只是出自想象、后来越来越认真的错觉（即真切的错觉——引者注），大都是得之于酒。在他的情况下，醉酒实际上可以产生新的幻想的诗歌。每逢在酒精的影响下，他会突然看见黑暗中闪现着磷火，或者看见一个小妖精从地板缝里钻出来，或者看见他自己周围是些鬼怪和狞恶的形体，以各种古怪装扮，出没无常”。但是，“他的心灵在酒馆的气氛中比在森林的寂寞里更感到适宜自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二分册第163页。
心理学家也证实，酒醉后产生的幻觉中以形象生动、鲜明、逼真之幻视最为突出。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阿瑞提描述此种心态说：“无论什么不可见到的人，说不出来的、无法预料的内容都能以各种方式呈现出来，猝然地、意料不到地，就像一道闪光。它们在沉思冥想中，在白日梦里，在松弛状态下，在酒醉和睡梦之中浮现出来。”《创造的秘密》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页。所以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表示：“对我来说，思维具有真正的酒醉的特点，创作高潮具有真正的酒醉的特点。幻想和芳香气味具有真正的酒醉的性质。”《自我认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页。徐复观先生也言及：“酒的酣逸乃所以帮助摆脱（忘）尘俗的能力以补平日工夫之所不足，然必其人的本性是洁的，乃能借酒以成就其超越的高，因而达到主客合一之境。此之谓酒兴相激。酒对于一切艺术家的意味都应由此等处，加以了解。”《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26页。徐先生深谙此中三昧。
饮酒是中国古代文人生活和创作中一个说不完的话题。文人对酒总有一份特殊的情结。酒，能使他们暂时摆脱礼法的拘束，自由地交流思想，宣泄情绪；酒，能使他们淋漓尽致地表现自己的才情和灵性，真切地品味人生。在中国古代的文人生活中，酒与诗、书、画都有不解之缘，他们在酒后往往能创作出一些艺术精品。唐代诗人张悦在《醉中作》中说：
酒后乐无极，弥胜未醉时。
动容皆是舞，出语总成诗。
清代文学家张潮在《幽梦影》中说：“有青山方有绿水惟借色于山；有美酒便有佳诗，诗亦乞灵于酒。”酒助诗兴，灵感得以闪现，信手拈来，便成佳句。比如好酒的苏东坡，他的诗词赋多是饮酒之后的杰作，是酒点燃了他创作灵感的火花，“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就是与友人在湖心亭饮酒后半醉半醒的即兴之作。“夜饮东城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因回来得太晚，“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只好“倚杖听江声”。风一吹，倒使他清醒过来，便发出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感慨。古代文人几乎没有一个不饮酒的，王维举杯送客：“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杜甫“白日放歌须纵酒”。白居易更是嗜酒善诗，有人统计他的3800首诗吟酒诗800首。宋代词人也是“无酒不成句”。辛弃疾的“稼轩词”629首，与酒有关的347首。
6 “酒自引人著胜地”（3）
书画家同样离不开酒。他们往往醉酣兴发，泼墨临池，或作书，或作画，随兴挥毫。《书林纪事》卷二载：
“张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
杜甫曾有诗叹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笔如云烟。”
《唐国史补》载：“旭饮酒辄草书，挥笔而大叫，以头揾水中而出之，天下呼为张癫。醒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
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对张旭草书的创作作过深刻的心理分析：“张旭善草书，不治他伎。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此外，张旭对自然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