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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此事与袁崇焕毫无关系，戍兵哗变，是由辽东巡抚毕自措置失当造成的，三个月后，袁崇焕才到达山海关，着手处理了善后事务。他以抚为先，罢斥了几个有责任的将领，斩处了十几个破坏性最大的肇事者，毕自引罪自杀。由此看来，周延儒的分析完全是自作聪明，毫无根据。
时隔不久会推阁臣，周延儒与温体仁早已觊觎入阁，但由于资历较浅，未被推荐，二人心中十分不满，便相互勾结，结成政治联盟，先由温体仁发难在先，继之以周延儒从中协助，旧案重翻，借题发挥，矛头所指，集中攻击钱谦益，使崇祯疑心此次会推掺有结党营私之嫌，从而否定了全部会推名单，并罢黜了钱谦益。通过此次事件，周延儒又进一步取得了崇祯帝的好感，不到一年，周延儒被“破格”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准许参与机务，从此挤入了最高决策层。
但是，野心勃勃的周延儒并不以此为满足，为了达到独揽大权，夺取首辅地位的目的，他又施展了一系列的阴谋诡计，竟然可以不顾国家的利益，勾结温体仁，利用皇太极的反间计杀害了大将袁崇焕，其真正的目的在于除掉权势居于自己之上的钱龙锡、成基命等人，以便夺取内阁首辅的荣耀权位。
果然，袁崇焕一案了结后，周延儒的异己力量也被消灭。不久，他被加官晋爵，当上了太子太保，阁阶由东阁改为文渊，最后到武英殿大学士，真可谓一路顺风、青云直上，崇祯朝廷的大权，尽在周延儒手中。
周延儒一朝大权在握，便迫不及待地引用私人，安插亲信，他所荐用的大同巡抚张廷拱、登莱巡抚孙元化等人都属私亲之流。他还让自己的哥哥周素儒冒籍锦衣卫，并授以千户之职，周延儒还荒唐地把家人周文郁委任为副总兵，这简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周延儒在政治上玩弄权术，在生活上腐化堕落，他又奸又贪，是个酒色之徒；秽行丑闻，几乎人所共知。连同他的子弟们也近墨者黑，在家乡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欺压百姓，万人指背。
周延儒当上内阁首辅后，只顾沉湎于权力所带来的快乐，而忘乎所以，自以为老谋深算、位高宠固，不成想被他亲手提拔的温体仁一脚踢翻，贯于玩弄权术，耍弄阴谋的周延儒栽倒在另一个更为奸诈阴险的厚黑温体仁手中，在这出黑吃黑的丑剧中，周延儒灰溜溜地卷铺盖回了老家。
几年后，随着温体仁的垮台，周延儒又靠着阴谋手段东山再起，官复原职，再度把持朝纲。遂使朝政一误再误，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就在周延儒机关算尽之时，崇祯帝终于发现了这个误国奸臣的真实面目，于是将他逮捕入狱，最后降旨赐死。
控局之道做一个耐心的垂钓者
控局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不露锋芒，既有效地掩饰目的，又能达到目的，不仅要说服对手，战胜对手，而且要不显得太张狂太咄咄逼人。
但是，到了该出手的时候，一定要杀伐决断。胡林翼曾力劝曾国藩不可专学诸葛亮的谨慎小心，还曾一再敦劝曾国藩要有不怕包揽把持、放手去干的勇气，这些特点，正是曾国藩缺乏而胡林翼所特有的。
设局需要谋略，而控局则是艺术。什么是控局呢？也就是牢牢地控制局面，控制节奏，把握最佳的出手时机。时机不到不要急于收网，时机成熟要当机立断；在与对手博弈时，要外松内紧，不可打草惊蛇。控局需要灵活性，更需要成熟稳健的心理素质。
欲擒故纵
袁世凯在谋权的时候，该进时进，该退时退，欲擒故纵，把载沣等满族权臣玩弄于股掌之中，的确手法老练。
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死后，年幼的宣统帝即位，由其父载沣摄政，以载沣为首的满清贵族痛恨袁世凯，对他的野心也心知肚明，于是以袁世凯“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为由，令其“开缺回籍养疴”。从此，袁世凯开始了闲居生活。有些不适应的他，那颗不甘寂寞的心又开始起博了。
他开始频繁地与亲戚故旧通信往来，通过这些渠道，外界的信息纷至传来，袁世凯能随时捕捉其中任何一个有用的消息。他想出山了，但机会还没来。
1911年（即辛亥年）10月14日，清廷发布的上谕送至他的手上，任命他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
清廷这么做，是出于无奈。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声势越来越浩大。前往解救的陆军大臣荫昌所率的两镇陆军，大部分是袁世凯的北洋旧部，荫昌指挥不灵，形势严峻，清廷不得不考虑请袁出山。
与袁世凯有密切关系的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也瞅准机会，再次向载沣提议起用袁世凯，并以身家性命作担保。载沣开始显得很不情愿，这不仅仅是由于他曾签令辞退袁世凯回家，而是由于他对袁世凯的为人太了解了，恐怕这样做会引起更加不可收拾的后果。但环顾清室文武百官，竟没有哪个能担当得起镇压的使命，为了解眼前之急，才不得不说：“姑且照你们的办，但你们不能卸责。”
许多人满以为袁世凯定欣然应命，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竟发回一个推托的奏折，称自己“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袁世凯以足疾被撤职回乡，这次他以足疾为由推辞，颇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味道，既达到了讽刺对方的目的，又让对方不好发作。但他很狡黠，没有把话说死，说足疾稍好即行赴任。
奕劻不知袁世凯胡芦里卖的什么药，即派徐世昌前往彰德劝驾。徐与袁本是一伙，两人密商后，袁世凯这才打出出山所要满足的六张牌：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与以十分充足的军费。此六条缺一不可，否则决不出山。袁世凯向清廷所提的这六条可不是什么小东西，囊括了所有内政外交的大权。这么大的胃口，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嫉袁的亲贵们的反对，大骂袁世凯乘人之危，漫天要价。连对他已有点屈从的载沣也难以接受。可袁世凯毫不在乎。
但是形势的发展出乎意料地快，全国各地都爆发了起义，响应武昌，革命党人的胜利在不断地扩展，而清政府的军事则毫无进展。这与袁世凯遥控军队有关，他授意冯国璋要“固守”，“慢慢走，等等看”。这样荫昌指挥起来就很困难了，要想取胜谈何容易。
面对眼前岌岌可危的形势，载沣一筹莫展，只得再次向袁世凯屈服，批准袁的奏请，任冯国璋总统前线第一军，段祺瑞总统第二军，均隶属于袁。对于载沣来说，这可是付出了血本了。
可袁世凯并不买账，他看到只是兵权到手，还差一项呢，于是又电奏推辞，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哪管你载沣是急死还是急活。
三十一日，南昌新军起义，成立了军政府。清王朝四面楚歌，摇摇欲坠。为了救倒悬之急，载沣一连颁发了四道上谕：其一是实行宪政；其二是迅速起草宪法；其三是革除亲贵秉政，一旦组织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其四大赦国事犯。这实际上是对袁世凯所提出的六条要求的答复。
某甲经乱失去，阅十余年忽归，则衣服华美，行李豪奢。自言，乱时转展至南洋各埠，为人伙友，渐至丰裕，现为某富人倚重。特派至江南，经营盐业。某出巨款买盐票，赫然为盐商矣。数月之间，于各店肆赊购珍奇，已数万金。一日，忽来一友，与甲语颇款洽。且扬言曰东翁某日将至，嘱为预备一切。既而甲约友出饮酒肆，将至大门，言体中觉冷，令仆返取半臂，比及仆出，则甲与友均不见。至各酒肆询之，均无有。急至江干，向沿江店肆及各船查询，并详其衣貌。或曰，两点钟前，见有此状人登一舟离去。综计某前后骗去约三四万金。
袁世凯看到“愿者已上钩”，才匆匆离开彰德，到信阳进行交接。清廷即准，并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着其即行来京，组织完全内阁。袁世凯接到诏旨后不禁发出会心的大笑。但他还不着急，又故意电奏辞谢，吊吊载沣的胃口。至此，已经是第三次推辞了。载沣知其虚伪，没有允许，再三促其进京。于是袁世凯提出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声称前命不敢奉诏。11月8日资政院开会，正式选举袁为内阁总理大臣。他这才大摇大摆，神气昂扬地进京组阁。至此，清朝的内政外交大权，已完全落在袁世凯的手里了。
袁世凯活灵活现地表演了一番欲擒故纵的把戏，三吊载沣的胃口，终于把想得到的东西全部拿到手中。如果他一开始就答应出山，那就是卖便宜了。袁世凯的精明就在这里。
双方的较量往往是在比耐心
关于袁绍及曹操在官渡之战的胜败原因的探讨有很多，这里仅就作战双方在博弈中的“耐心”和“耐力”来讨论，除了领导者的英明神武外，从属下的心理状况来分析，也可以得出结论。虽然战前已有十胜十败的经历，但是曹操军队在前线苦战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战况相当激烈，打得难舍难分。袁绍采用土山制高点广射箭海，使得在曹操营区内行走都要使用厚盾遮住箭雨；袁绍挖地道想要奇袭，曹操也挖濠沟对抗。由此看来，谈不上谁占优势谁占劣势。这是一个双方僵持的局。鱼竿伸得很长很久，而鱼却迟迟不动。
后来曹操的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