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曹操要率大军出征，曹丕与曹植都前去送行。临别时，曹植作了一篇洋洋洒洒之文，极力称颂父王功德，并当众朗诵得声情并茂，使得曹操和他的左右文武大臣万分高兴。曹植也因此受到众人的夸奖。曹丕怅然若失。这时，他的谋士吴质悄悄建议他做出流涕伤怀的样子。等到曹操出发时，曹丕什么话也不说，只是泪流满面，趴在地上，悲伤不已，表示为父王将要出生入死而担忧。他一边哭着一边跪拜，祝愿父王与将士平安。曹操及左右将士都大为叹息。
这样一来，形势大转。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曹操和左右大臣都认为曹植虽能说会道，但华而不实，论心地诚实仁厚却不如曹丕。一番考察和鉴别之后，曹操最终把曹丕定为太子。
虽然都是矫饰，都是向父皇争宠，有的做得巧妙，有的做得矫情，文饰不如情饰。这里面的道理值得事奉上级者品味。
好话说到心坎上
在南齐高帝萧道成的辅佐大臣中，王俭是受宠最深的一位。这不仅因为他曾多次为萧道成出谋划策，更是和他巧谀巧佞分不开的。
靠军功起家的萧道成早年曾师从名儒受业，“治《礼》及《左传春秋》”，后来虽然辍学从戎，但仍然喜学好读，“博涉经史”，不仅文章写得好，书法也不俗，颇有儒将风度。
王俭出身于名门世族，少年时期就以“专心写字，手不释卷”而闻名，算是一个博通古今的饱读之士。刘宋末年他投靠萧道成后，很快就发现了萧道成有文墨之好的特点，便投其所好，答问谋议，每每引经据典，把满腹经纶用作逢迎的工具。
萧道成称帝后，在宫中设私宴款待几位亲信大臣。席间，他一时高兴，便吩咐每人表演一个节目以助酒兴。几位大臣不敢怠慢，纷纷使出拿手好戏来取悦皇上，有的弹琵琶，有的抚琴，有的唱歌，有的跳舞。萧道成的爱将王敬是个粗俗武夫，也乘着酒兴脱光膀子，跳起了武人所擅长的“拍张”之舞。虽然雅俗俱有，热闹非凡，但萧道成却意有不满。善于揣摩主子心思的王俭一语惊人：“臣无所能，惟知诵书。”说罢便跪倒在萧道成面前，高声朗诵起《封禅书》。
封禅是古代表示帝王受命而有天下的典礼，凡是认为自己功德无上、事业鼎盛的帝王，都要到泰山举行这种告祭天地的盛典。《封禅书》是一篇为汉武帝歌功颂德的谀世之作。王俭咏此，显然是借古颂今，向萧道成献媚：既把萧齐的建立说成顺应天意之举，又把萧道成比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一石双鸟，不谄中有谄，不谀中有谀，可谓恰到好处。萧道成听了很高兴，夸赞说：“儒者之言，可作万世之宝。”
萧道成和魏晋以来借“禅代”之名篡取天下的统治者一样，试图以提倡孝道来掩饰自己忠节有亏的行为。他又令人吟诵《孝经》，便是这种用心的一种表露，但其中又另含深意。他虽然不忠于刘宋王朝，但却希望臣下效忠萧齐，诵书之令正是这样一种暗示。王俭对此心领神会，借诵书向萧道成表白忠心。以诵争宠原本是谄媚之举，竟被王俭做得如此自然体面而风雅，也确实不易。
开局之需不急于明确表态
在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面前，不作明确表态。此亦是之，彼亦是之；不即不离，不偏不倚。貌似公允之至，实则圆滑至极。此种手段，既是庸官俗吏不可离身的“护身法宝”，又是野心家们常用的投机手段。
当争斗双方势均力敌、争斗前景尚不明朗之际，介于双方之间的第三者常常从明哲保身的意图出发，采用“首鼠两端，模棱两可”的手段，力图避免过早陷入是非纷争，以便保留充分的选择余地。汉武帝时期，丞相田汀蛩皆构瓜菔频慕喾颉９喾蛑盐浩浜铖加ぜτ人Ｔ诘敝谕⒈缡保加ぁ笆⑼乒喾蛑啤保锿‘则“盛毁灌夫所为横态，罪逆不道”。汉武帝询问朝臣：“两人孰是？”御史大夫韩安国极尽“首鼠两端”之能事，做出了一番“模棱两可”的回答。他首先重复了窦婴的发言，然后表态说：“魏其言是也”；接着他又重复了丞相田汀姆⒀裕俅伪硖担骸柏┫嘌砸嗍恰保蛔詈笏职选捌で颉碧呋馗何涞郏毫饺搜跃闶牵拔髦鞑弥薄Ｔ谥泄糯分校补嗟脑不倭疟缺冉允恰！ �
他们从容身保位的私利出发，对于政治风向极为敏感，在没有确定胜负前景之前，绝不肯将“赌注”轻易押向任何一方。
“首鼠两端，模棱两可”的政治态度，往往与政治投机行为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当争斗前景趋于明朗、争斗双方的实力对比产生明显差距之后，那些貌似公允的人便会改变不偏不倚的立场，极力挤入胜利者或强盛者的一方，政治“天平”也就开始出现明显的倾斜。例如那位“魏其言是也”、“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的韩安国，在丞相田汀季萆戏缰螅⒓锤谋淞四＠饬娇傻奶龋唤霾辉偌岢衷吹牧⒊。一锿‘出谋划策、主动参与了陷害窦婴和灌夫的活动。在实际政治斗争中，“首鼠两端，模棱两可”往往表现为政治投机行为之前的准备与过渡阶段。经过窥测风向、掂量轻重、观察事态之后，态度暖昧的过渡阶段便会过去，终将作出立场明确的政治抉择。
万历四十一年（1613），春闱大试刚刚落下帷幕，参加会试的四方学子焦急地等待着考试结果，发榜后，名列榜首的是宜兴才子周延儒。按照科举规定，接下来便是殿试，这位周延儒又独占鳌头，由皇上钦定为头名状元。当周延儒披红挂彩、身骑高头大马游历京城、招摇过市之时，人们方亲眼看见这位状元郎的风采，竟是位二十来岁的少年书生。
周延儒少年得志，机敏过人，他本人也自视甚高，一心想在官场中混出个名堂来。他的仕途也还一帆风顺，天启年间，周延儒被派往南京掌管翰林院，他为人机巧，善辨风色，在处理与东林党和阉党的关系时，他左右逢源，两面不得罪，虽与东林党人时有往来，却从未受到阉党的排挤，因而乌纱帽一直稳戴头顶；就是后来的东林党祸和阉党逆案，他也都圆滑地逃过了。
熹宗在位只有七年，便短命而死。崇祯皇帝登极后，坚决查处党私之徒，整顿朝纲，在惩治魏忠贤逆党之时，唯恐网疏有漏，凡是与魏忠贤集团有过一两次交往的人，一概连坐罢黜，一下子牵连进去百十余人。由于阉党一案惩罚的官员过多，造成朝官严重缺员，于是，崇祯将南京的一大批官员调回京都，各派其职。就在此时，周延儒也被召进京，升任礼部右侍郎。地位改变了，官职提高了，使他有机会能够接触皇上，他便利用这绝好的机会，察言观色、伺机而动，积极创造条件，为实现其夺取朝中大权的野心做准备。
崇祯元年（1628）的冬季，锦州边防军发生哗变。抚臣袁崇焕闻讯调查后得知，因军官们层层克扣粮饷，士兵们忍无可忍才采取这种过激行动，以引起朝廷的重视。袁崇焕在奏章中详细汇报了事件的起因、性质和危害性，建议朝廷从速补发粮饷，以解燃眉之需。
边地军心不稳，自然事关重大，崇祯皇帝紧急召集朝中大臣，在文华殿论证此事，商议办法。大臣们一致赞同袁崇焕的建议，请求皇上速发内帑，以解救边地之急。听了大臣们的意见，崇祯脸色阴沉，只是一言不发。崇祯虽然雄心勃勃、励精图治、致力于振兴朱明王朝、一心做个贤明君主。但是，他生于王朝的末世，从小在钩心斗角的皇宫内长大，目睹了一出出夺权争宠的丑剧，心里留下了浓重的阴影，从而养成他敏感多疑、刚愎自用的性格，加之他初登帝位，年纪轻、阅历浅，不善识人，所以处理朝政时往往失于明察，但他却偏要自作圣明。此时此刻，崇祯对锦州边防兵闹事的成因仍然疑窦丛生。
有京卿恶其子之不肖，而逐之者。其子不知所之。后京卿出为方伯，入庙行香。其时府县以下，伺应者数十员，突有衣冠破烂者，至方伯前，长跪号哭。自称情愿改过，任凭父亲处治。方伯细察之，非其子也，大怒，叱曰：“何处匪徒，敢冒吾子，殊属胆大！”饬役加以缧绁。面交首府问罪。首府带署讯之，诘其家世，言之凿凿。试以学问，亦能成文，信其为方伯之逐子也。问其志向，则再拜涕泣曰：“愿回籍应试，冀得科名，以赎前愆。无旅资奈何？”众怜其志而哀其遇，集金送之去。后闻家人言，始知实非方伯子，然已被骗去多金矣。
周延儒最是老谋深算，他非常了解崇祯的脾气，见崇祯对大臣们的意见不表态，早已揣摸透了皇上的心思。于是，他不慌不忙地站出朝班，发表了与众不同的意见，阴阳怪气地说：“朝庭设立边防，旨在防御敌兵。不想，如今敌兵未犯，边防先乱。宁远哗变，连忙发饷，锦州哗变，又急忙给饷，倘若各处边关都来效仿，该当如何是好呢？”崇祯一听周延儒说出了自己所想，大为高兴，便问他有何上策，周延儒只回答道：“此事有关边防安危，粮饷不得不发。只是，须得谋求一经久之策。”细想周延儒的话中意思，也不过是赞同发饷以息兵怒，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高见。不同的是，他提出了一个“经久之策”的说法，就显得与众不同。其实，那个没有一点实际内容的说法，不过是他哗众取宠的借口，就这样，周延儒骗取了崇祯的好感，在皇上心里留下了一个急公负责、站得高看得远，能处置事情的好印象。崇祯当场褒奖了周延儒，而责怪了众朝臣。
过了几天，崇祯又把周延儒召到宫中单独密谈，商量给饷一事。周延儒再一次替皇上分析说：“军饷首先是粮食，而山海关并不缺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