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到了这等地步，王明看了电报，不得不于9月15日前来延安。
这样，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从9月29日起在延安召开。会议开了四十天，到11月6日才结束。王稼祥担任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秘书长。会上，由王稼祥详细传达共产国际文件和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指示。王稼祥所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使王明颓然失色，从此失去他的“王牌”——来自莫斯科的“尚方宝剑”！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印象（3）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实际是毛泽东战胜王明的会议。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而中共的这一领袖的更换，在当时尚未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共产国际，又称“世界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宣布自己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领袖的更换，照理是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遵义会议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召开的——中共和红军处于危急之中，而当时又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不经共产国际批准而自己选择了自己的领袖。也正是由于缺乏共产国际批准这一组织手续，毛泽东一直让张闻天担任中国共产党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因为张闻天毕竟是在苏联学习过，受到共产国际直接培养。
到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情况就大不一样：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走出了最困难的境地，赢得了很大的胜利，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一致公认，而且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毛泽东在面临王明的严重挑战时，共产国际明确支持了毛泽东。从此，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完全巩固——尽管这时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名义上还是张闻天。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时，曾高度评价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起的作用：
“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
“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
朱仲丽向我讲述的第二件事，是王稼祥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
以前我一直以为，“毛泽东思想”是刘少奇同志最早提出。朱仲丽给我看了新出的《王稼祥文集》，内中收入王稼祥1943年7月8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重要文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文中明确指出：“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提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正因为这样，建党七十周年时关于党的知识测验题中，大都有一道“谁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的题目，答案是“王稼祥”。
朱仲丽向我详细谈及王稼祥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过程……
最早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概念的是中共的一位理论工作者，名叫张如心。他在1941年3月出版的《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提出党的教育人才“应该是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1942年7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以醒目的标题刊出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
社论是由社长兼总编邓拓亲自撰写的，他提出了“毛泽东主义”这一概念，但是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认可。
一年之后，在中共二十二周年诞辰即将来临之际——1943年6月下旬，王稼祥和妻子朱仲丽刚吃过晚饭，听见警卫员前来报告“毛主席来了！”
毛泽东住的窑洞和他们的住处离得很近，他和江青朝这边走过来。王稼祥和朱仲丽赶紧迎上去。王稼祥的窑洞门口，有一张石桌四个石凳，四个人就在那里坐了下来。
据朱仲丽回忆，那天四个人聊了几句之后，毛泽东便说明来意：“建党的二十二周年快要到了，抗战六周年也快到了，你能不能写一篇纪念文章？”王稼祥当即一口答应下来。于是，毛泽东跟王稼祥谈了起来，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谈抗日战争，谈了很久。
毛泽东和江青走后，王稼祥就开始忙起来。朱仲丽记得，王稼祥那几天一直在思索，在写写、勾勾。大约经过一个星期，王稼祥终于写出一篇七千多字的文章，标题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印象（4）
王稼祥的文章，详细回顾了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年的历史，指出这“也是寻找、确定和充实中国民族解放正确道路的历史”。论述中国共产党的二十二年历史，大致上就是毛泽东那天跟他一起研究的内容。
然而，王稼祥对这二十二年中###史加以概括，明确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已不再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也不是“毛泽东主义”。王稼祥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加以论述：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提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克主义。
“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
王稼祥写毕，把手稿交给警卫员张志，送到毛泽东那里。
又是傍晚，毛泽东从他的窑洞，来到王稼祥那里。依然坐在石凳上，谈及了对王稼祥文章的意见。
在两个月前，毛泽东在给凯丰的信中，曾说过“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此时，由于王稼祥的坚持，他还是同意了文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毛泽东说：“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不过，我仍然以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朱仲丽见天色渐晚，请毛泽东在他们家吃晚饭。毛泽东笑道，“可惜你们家的菜里没有辣椒！”
毛泽东在大笑声中离去。
几天之后，王稼祥的文章在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
这样，“毛泽东思想”一词的首创权，便属于王稼祥——尽管在他之前，已有很多类似的提法。特别是邓拓所写的社论，是早年全面论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章，只是他所提的“毛泽东主义”（其实也就是“毛泽东思想”）未被毛泽东所接受。1948年，吴玉章也曾提出“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未予同意，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重新起用“毛泽东主义”一词，毛泽东仍不予同意。
“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已日渐进入成熟的阶段，即形成一整套自己的思想体系，有了一整套自己的理论、策略、方针。
访张闻天夫人刘英（1）
坐在她家宽敞的客厅里，壁上挂着陈云手书鲁迅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回忆张闻天书赠刘英陈云时年八十一”。
刘英的资历颇深，只消列举一件事便可说明：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机关所在的中央纵队秘书长，最初是邓颖超。邓大姐肺病日重，由邓小平接替了她。遵义会议后，邓小平调往前方工作，接替邓小平的则是刘英。
跟刘英谈了一两句话，便可判定她是湖南人，至今她仍乡音未改。1905年，她出生在长沙。其实她不姓刘，而是姓郑，单名杰。她从湖南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时，临时取了个化名叫刘英。姓刘是随便改的，“英”则是“杰”的延伸——“英雄豪杰”嘛！从此，刘英这名字叫惯了，以至如今她的身份证上也写着“刘英”。在党内，知道她的本名郑杰的只有两个人：一是当年中共湖南省委领导人李维汉；二是她进入中央苏区时的接头人周恩来。解放后，她一度想改用本名郑杰，可是改不过来了。此外，她留学苏联时，还用过一个俄文名字，叫“尤尔克娜”。
采访刘英，气氛是很愉快的。她的记忆力惊人，远远超过她的同龄人，而她又健谈，富有幽默感。第一回采访没有谈完，在1991年7月11日我再度采访她。
她不仅思维、谈吐富有条理，她收集的资料也井井有条。说到什么事，她会随手去取出一本书，加以补充说明。有一次，说到某某人，她建议我去采访。她拿出由她自己编写的通讯录，上面的人名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一查就查到地址、电话号码。
细细听她用湖南口音追溯往事，我如同亲临那血与火的年代，在隆隆炮声之中，却轻轻地穿插着一支爱的浪漫曲……
1935年4月，中国的“铁流”——红军正在“地无三尺平”的贵州艰难地前进着。个子娇小的刘英，穿着一身灰布军装，裹着绑腿，正行进在红军“地方工作部”的队伍里。忽地，通讯员奔来，递给她一张条子，上面写着：“刘英同志：决定你接替邓小平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