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是“美国特务”，杨承祚夫妇理所当然也可能是“美国特务”。王光美常去杨家，可能是前去“交换情报”，加入了“美国特务组织”！何况，在辅仁大学发生过特务情报案。
依据这般荒唐的推理，杨承祚夫妇成了“要犯”！
“王光美专案组”逼着杨承祚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接着，再供认王光美是“美国特务”。1967年9月7日，“王光美专案组”给谢富治、江青的报告中写道：
“遵示，我们加强了对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审查工作，昨天对美特务杨承祚进行突击审讯。杨犯进一步交代了王光美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情报关系。”
江青看了报告，批道：“富治同志：请提醒专案的同志，杨承祚可能不单纯是一个美国特务，应多想想，再进行调查研究。”
江青“启发”专案组“多想想”，杨承祚还可能是“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照此推理，王光美也可能是“三料特务”——“美、日、蒋特务”！
杨承祚经受不了百般折磨，终于死于狱中。
江青把王光美打成了“大特务”。中共“九大”之后，林彪下令判处王光美死刑，要“立即执行”。
判决书送到毛泽东那里，他批了“刀下留人”四个字，才算保住王光美一命！
1972年8月18日，王光美子女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第一次获准去监狱见妈妈。这时，王光美在狱中已被关押五年。见面时，他们惊呆了，因为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母亲王光美如此这般：
“五年不见，妈妈已经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也伸不直，穿着一身旧军装染的黑衣，神情麻木、迟钝……”
历史终于翻过苦难的一页。
在王光美家的玻璃书柜里放着整套的马克思、列宁著作，毛泽东著作，鲁迅全集。王光美说，少奇同志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在发还的抄家物资之中，书是最主要的“物资”。最近，子女要从国外回来，王光美不得不把许多暂时不用的书堆放在走廊上。
京华访刘少奇夫人王光美（4）
王光美健谈、开朗，身体已经复原，不日又将离京。我很庆幸当她在家小住时见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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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印象（1）
记得，香港一位朋友曾寄赠我港版《江青秘传》一书，书的作者为“珠珊”。当时我不知“珠珊”为何人。后来，我从报上的介绍文章中得知是王稼祥夫人朱仲丽的笔名。
1991年7月8日，我在北京一座宽敞的花园洋房里拜访了她，请她说明“珠珊”的含义，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珠”是由她的丈夫的“王”姓和她的“朱”姓“合二而一”！至于“珊”，也是“王”字旁，而“册”象征着两人之书。
她的父亲朱剑凡是杨开慧父亲杨昌济的密友，曾一起留学日本。朱剑凡先生回国后，在长沙开办了周南女校。1920年，毛泽东在长沙一师附小主事时，经朱剑凡先生介绍，寄宿于周南女校。据朱仲丽回忆，她在8岁时，见过又瘦又高的青年来她家看望她父亲，那青年便是毛泽东。
朱仲丽曾在上海东南医学院学习，又在南京的中央医院工作过两年，后来辗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便从事医务工作。她给毛泽东、朱德等许多中央首长看过病。跟王稼祥结婚后，又一直生活在政治高层圈子里。丰富的阅历，成为她退休之后的创作源泉。于是，她由医生成为作家，写出一部又一部长篇，《江青秘传》是其中的一部，而《黎明与晚霞》则是关于王稼祥的长篇文学传记。
从1931年至1945年，王稼祥一直是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是第一个建议召开遵义会议的人，主张把当时主持中央工作、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博古“轰下来”，曾为在党内、军内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我请朱仲丽谈王稼祥，她谈了许多许多，内中有两件事给我印象最深。
第一件事是在毛泽东与王明的斗争中，王稼祥立了大功。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夫妇从苏联乘飞机飞回延安。
虽说当时毛泽东已经是中共的领袖，然而，王明却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明摆着是毛泽东的上级。
新来乍到，王明俨然钦差大臣，在延安作长篇报告，毛泽东等“洗耳恭听”。
王明回国不久，他和陈云、康生一起被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37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成立了筹备中共“七大”的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以王明为书记。
三天之后，王明和妻子孟庆树同周恩来夫妇及博古一起去武汉，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进行国共合作秘密谈判。从此，王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王明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日益表面化。
毛、王之间，不光是政见不同，而且王明明显地表现出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觊觎。他擅自拟定了中共中央委员名单。他在武汉，经常以中共中央名义，擅自对外发布宣言，甚至以毛泽东名义发表谈话。他还提出要求，把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从延安迁往武汉……由于他的政见与毛泽东不同，因此由他在武汉擅自发表的中共中央宣言，与延安毛泽东的主张不同，在外界造成恶劣的影响。
王明深知欲取毛泽东而代之，最为关键的一步棋，那就是共产国际的表态。
就在这时，有一位苏联人要从武汉回莫斯科，王明暗中托他密告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存在原则性的错误……
王明期待着来自莫斯科的指示。
1938年8月，又一架军用运输机从莫斯科飞往中国，上面也坐着一位重要人物。此人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
他，便是王稼祥。
王稼祥是在1936年底前往莫斯科的。他拖着病体，好不容易跨雪山，过草地，到达陕北。由于病情越来越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派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陪同他去莫斯科治病。
当时，王稼祥穿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来到上海。在上海，潘汉年通过宋庆龄的关系，说是一位植物学教授要去比利时考察，弄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护照。这位“植物学教授”，便是王稼祥。
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印象（2）
1937年6月下旬，王稼祥在贺诚的陪同下，终于来到了莫斯科。在苏联，王稼祥得到了精心的治疗，身体日渐复原。
当王明决定回国时，他接替王明，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稼祥的这一任命，是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决定的。
当时年已五十六岁的季米特洛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富有声望的活动家。他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袖。后来，出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并主管中国事务。
季米特洛夫非常正直。他曾跟王明共事，很快就发觉王明和中国国内领导人关系紧张，而且王明夸夸其谈，又没有实际工作经验。
正因为这样，当王明回国之际，季米特洛夫特地把王明和接替王明的王稼祥一起找来谈话。 据王稼祥回忆：
“季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
当王稼祥回国的时候，从莫斯科带来共产国际极为重要的指示——中共应该以毛泽东为领袖！王稼祥还随身带着一只皮箱，里面装着三十万美元现钞——共产国际支援中国革命的一笔经费。
飞机降落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之后，不能再飞往兰州。一支八路军车队前来接他以及他带回的一批军用物资。车队取道兰州赴延安。
车队离开兰州之后，在茫茫黄土地上前进。途中，突遭土匪拦劫。为首的土匪，络腮黑胡，双目射出凶光。车上那三十万美金现钞，顿时处于最危险的境地。
王稼祥在土匪头子手枪的逼迫下，先是打开几只大木箱。打开一看，箱里尽是一些俄文书籍和杂志，土匪们毫无兴趣。他们的目光，集中在一只小皮箱。王稼祥镇定自若地打开那只小皮箱，取出自己的衣物及一些国民党银行印行的纸币，送给土匪们，又摘下手表，送给土匪头子。他说明自己是八路军，没有钱财。土匪见他和车队的人都一色灰布八路军军装，就叫他们转过身去。过了好久，背后没有动静。王稼祥回头一看，土匪早已不见踪影。
幸亏王稼祥机智，在迪化把三十万元美金转移到大木箱里，上面铺了书籍，躲过了飞来横祸。
自从受土匪惊扰之后，车队加快车速，日夜兼程，不敢在路上逗留。司机极度疲惫。车近延安时，王稼祥乘坐的那辆卡车的司机打起瞌睡来，车子一下子翻进沟里。众人大吃一惊，赶紧停车，跳进山沟，把王稼祥从车内拉出。王稼祥居然安然无恙，从地上拾起眼镜，眼镜也没有摔碎！原来，那辆卡车翻下去时，正好有一棵大树挡了一下……
王稼祥经过两番“历险记”，终于安抵延安。
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因为自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以来，已经相隔四年多没有开过中央全会，许多重大的事情需要讨论解决，尤其是王稼祥带来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
中央决定由王稼祥打电报给王明，要他来延安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毕竟王明在莫斯科多年，可能他已从其他途径获悉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拒绝前来延安。他复电王稼祥，要王稼祥到武汉向他个别传达，甚至要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迁到武汉召开！
王稼祥把王明复电交给毛泽东看，经毛泽东同意，又以王稼祥名义，给王明发去措辞强硬的电报：“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到了这等地步，王明看了电报，不得不于9月15日前来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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