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陈诚“内阁”提出“电力加价案”，请“立法院”批准将台湾电费加价54％，CC派的开明“立委”认为，此项涨价是为应付电力扩充资金，应从其他渠道另辟财源，不能把负担转嫁到平民百姓身上。
为此案，“立法院”内掀起争论，企图阻止“加价案”的通过。
实际上，电力加价是为了用经济杠杆刺激电业发展，从而为台湾工业进一步发展打好基础，无可非议。
CC派“立委”之所以干预此案，一则是因为此项加价必将导致物价全面上涨，一般老百姓的消费心理难以接受，故站在“民意代表”的立场上“为民请愿”，二则也是因为前此不久在“出版法修正案”的辩争中，CC派被迫转变立场，招人非议。故抓住这次机会，卷土重来，以便挽回面子，修补其政治形象。
斗争的结果是“行政院”被迫同意把电价上涨幅度从原定的54％降低到32％。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1960年，陈诚“内阁”再次提出“电力加价案”，要求电费上涨36％，CC派“立委”则再次站出来干预。
对于CC派此次行动，蒋介石的态度非常坚决。于是，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作出决议，开除领头闹事的CC派立委齐世英党籍，并严令党籍“立委”必须执行“中央决议”，无论个人意向如何，表决时必须投票赞成，于是，“电力加价案”强行通过。
齐世英被开除党籍前，曾于1959年3月，在“立法院”开会组织质询时，提出“裁减军队”，“开放言路”、“从速召开反共救国会议”，“至少在台湾、澎湖非临战地区，应先解除戒严今”等项要求；并陈述民间说法，称台湾省有五害：“党部、特务、司法、税务、警察。”
被开除党籍以后，齐世英加入雷震等人的组党活动，成为新党内定的5名“中央常委”之一。
齐世英的这些举动，得到一部分CC成员的暗中同情和支持。当时雷震等人计划由国民党内的开明派，党外知识分子，民、青两党成员在台湾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共同组党。
新党内定的“中央秘书长”雷震代表党外知识分子，5名常委中的李万居、高玉树代表台湾地方势力，杨金原代表民社党，杨毓滋代表青年党，而齐世英其实就是国民党内开明派的代表。
这些举动，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
1960年9月4日，国民党逮捕了雷震。9月28日，国民党召开八届三中全会，对党内“不良分子”加以整肃。
蒋介石在会上作《党的基本工作和发展方向》的报告。
蒋介石指出：“时至今日，本党的现象，可以说是党德败坏，党纪废弛，已到了极点……我们的党员，却仍然继续对党、对同志、对政府，攻击侮辱，不遗余力，仿佛党一日不倒，他就一日不快。这些人在精神上本已脱离了党，背叛了党，但他却还要留在党内，来搅乱革命，破坏主义，这就无疑于渗透了我们革命阵营里的敌人，较之公开脱党叛党的，还要来得危险！”
当时，蒋介石曾想开除一批CC派党员，但终于在部属的劝说和本人反复思考之后，改为党内解决的方案。
国民党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对曾在《自由中国》撰文的CC派“监委”曹德宣，曾在“立法院”内为雷震抱不平的CC派“立委”费希平、胡秋原，以及出任雷震律师，竟敢“同党打官司”的梁肃戎等分别处以党内警告、停止党权3个月、停止党权1年等处分。
蒋介石怕CC派的立委们一下子接受不了，又对CC派的某些人“示思”。
蒋介石让CC老将陆京士出任“中央党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在”立法院、监察院”和“国大”国民党党团中，也为CC派留出委员名额，以平息该派的对立情绪。
国民党八届三中全会特意通过了《促进海内外反共爱国人士团结合作案》，强调“从加强党内的团结来加强海内外反共人士的团结”。
为了收服CC派，蒋介石可谓费煞心机。
不久，CC派与主流派之间又爆发了一场冲突。
起因是蒋介石为加强对“立法院”的控制，决定接受CC派的张道藩辞去“立法院长”职务，并提出由亲蒋经国的黄国书和倪文亚为新任“立法院”正、副院长。
张道藩是“改造”运动后仍保持了“中常委”地位的极少数CC要员之一。此后，实际上他已改换门庭，但碍于本派系的历史关系且不满于本派系受压，他又不能完全站在蒋氏父子一边压制CC派。
张道藩当“立法院长”9年，“立法院”可以说是一天也没平静过。以蒋氏父子为代表的“中央党部”认为张道藩不能协调“立法委员”配合党的政策，而扮演“忠诚反对派”角色的CC派开明分子则认为张道藩过于屈从上层压力。
张道藩两头挨骂，心里感到憋屈，几次想甩手不干，先后曾交了14份辞呈。
蒋介石毕竟老谋深算，他考虑到惟有张对CC派“立委”能施加影响，所以一直没有批准张的辞呈。
1961年2月，蒋介石看时机已到，决定以强硬的手段彻底肃清CC派，所以批准了张道藩辞职。
张道藩的下台，无疑是CC派的一大失败，从此，“立法院长”一席完全与CC派绝缘。
CC派们并不甘心失败，既然失去了院长的宝座，便急功近利地争取副院长的位置，以求得心理平衡。
这下，新的斗争又出现了。本来国民党中央提名的副院长候选人是倪文亚，而CC派却串通了民、青两党的立委，推出邓翔宇与倪文亚竞选。
蒋介石闻之勃然大怒，再次以党纪约束CC派，强令他们投票赞成倪文亚。
2月28日，在国民党中央的“保驾”下，黄国书、倪文亚分别当选“立法院”正、副院长。‘
蒋介石特意点出CC派立委杯葛倪文亚出任“立法院”副院长一事，他说：“在上次立法院副院长选举的时候，一部分反党分子，竟公然违背中央的决定，与党外勾结，合力来反党倒党，这还能算一个党员吗？这还能算革命干部吗？而中央纪律委员会也竟熟视无睹，根本没有对中央对大会提出检讨，你们的党性何在？而党的纪律又何在呢？我们对党员重新登记的工作还能延误吗？”
虽然蒋介石声色俱厉地三令五申，但重新登记工作仍迟至一年以后才正式开始。
在这一年中，国民党组织部门通过各种方式，力求平息CC派成员的对立情绪。
软硬交攻的结果，终于促成了CC派的分崩离析。
以莫营言、刘振东、潘廉方、刘锡五、蒋公亮等为代表的一批“立法委员”，不愿意过分地得罪蒋氏父子，他们从CC派中分化出来，另组“中社”以标榜中立。
以后青年党的李公权、民社党的周树声、无党籍的战庆辉等也加入“中社”。这批人与“立法院”的主流派“座谈会派”保持距离，但也不认同CC派开明“立委”的“反对派”立场。由于他们办有《民主宪政》半月刊，因此也被称为“民主宪政杂志社派”。
另外一些较年轻、政治野心较大的CC派“立委”，力求仕途发达，逐渐向主流派靠拢。
这批人以潘衍兴、张斋哲、王大任、陈桂清、黄强、武誓彭、丑俊坡为主要成员，对国民党中央党部取积极的支持态度，与坚持“忠诚反对派”立场的CC派成员则日益疏远。由于这批人向国民党中央认同，故被称为“新中央派”。
这两派脱离CC派以后，还有以梁萧戎、吴延环、张子扬为代表的一批人，继续坚持开明立场，对国民党中央的政策不时提出批评。
但此时这些人在党外失去“自由分子”的呼应，在“立法院”也居于绝对少数，实际上已成不了什么气候。在国民党不断加强党纪，不断逼他们在“忠诚”和“反对”之间选择时，只有个别人如费希平在受到“停止党权一年”处分期满后，拒绝重新办理登记，从此脱离了国民党。
1962年11月，国民党召开八届五中全会。
会议决定分3批进行党员总登记。第一批登记对象为“中央”从政党员，包括各“部会”首脑和“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等等，共约1800余人。
第一批登记期限为12月ZI日至年底。第二批登记对象是省级从政党员的省议员；第三批是一般党员。预计分别于1963年1月和2月登记完毕。
这次登记规定，凡愿登记者必须在“实践规约”上签名，若有党员认为他对政治方向的看法与党的路线不符合，可不登记，即为脱党。
如逾期不办理登记也以脱党记。
登记结果：“中央”从政党员登记率为99．99％，只有0。01％没有登记，一般党员登记率为99．36％，只有0．64％没有登记。
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党员愿意接受重新登记。蒋介石称之为“获得了出人意料之外”的成效，并称他本人从登记结果中“自知过去对一般同志估计错误的发现，所以乃得转部结为轩豁，转悲观为乐观”。
原本蒋介石设想的“总登记”，是要每个登记都作在签署“实践规约”以外，还要当众宣誓，后因许多党员反对，便把宣誓一项取销，而以“实践规约”为“信誓之所在”。
“实践规约”的基本内容，除了“遵奉总理遗教”、“实现三民主义”等套话外，主要是强调“服从中央”、“严守党纪”、“如有二心，甘受极刑”，实际上是要求每个党员做蒋介石的驯服工具。
登记之后，国民党按照不同的社会分工和政治需要，对党员重新进行编组，并注重党小组长的甄选和辅导，加强党小组的活动。
蒋介石还提出把每个党员自己签署的“实践规约”附在党证之后，在小组会议上经常进行自我检查和相互检讨。
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加强对干部的考核和监察。
1963年11月，国民党召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