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院”方面的“弹劾热”尚未冷却，“立法院”方面又爆发风潮。
3月份，“行政院”向“立法院”提交《出版法修正草案》，并要求“立法院”以秘密通过的方式完成“立法”手续。
这一“修正案”规定凡新办刊物必须向台湾当局注册登记，非经批准不得发行，从而在原来的“报禁”之外又加了“刊禁”。
至于办刊物，原《出版法》细则规定，非经法院宣判不得查封，而“修正案”则规定，“政府”有权根据出版物登载的内容对其进行“警告”，经三次“警告”后该刊停刊一段时间。
如刊物已停刊三次，将取消其注册，这就是台湾当局可任意找每一家刊物的岔子，并不经法庭两封闭报纸。显然，这样的“修正”，是把原来已徒有虚名的言论自由越修越少。
这一“修正案”系由蒋经国所控制的特工系统制订，以“行政院”名义提交“立法院”。
身为“行政院长”的俞鸿钧，事先并不能看到这一草案，更不可能提任何建议，只有扮演一个“邮差”角色。
本来蒋氏父子是想尽量保守秘密，但内部却失控，此一“修正案”终被台湾新闻界侦悉，立刻引起了一场庞大的抗议风浪。
当时，《自由中国》、《公论报》、《中国邮报》、《大华晚报》等各家民营报纸和独立刊物，纷纷发表社论，指责“修正案”扼杀言论自由。
“台湾省议会”、“高雄市议会”、“台湾省杂志事业协会”、“台北市新闻通讯协会”，也都公开声明反对“修正案”。
CC派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和民、青两党及无党籍“立委”们联合，在“立法院”内外阻止通过此案。
海外人士和国际新闻协会也来抗议台湾当局践踏言论自由。
4月15日，台湾各民营报刊推出9位代表到“行政院”谒见俞鸿钧，请“行政院”自动把“修正案”自“立法院”撤回或函请“立法院”“暂停审议”，以便广泛争取各方面的意见，重新审慎研究，但被俞鸿钧拒绝。
4月22日，以CC派“立委”为主，联合120名“立委”提出将“修正案”公布，听取意见后再做审议的议案。
谁知，这个议案为157名主流派“立委”给予否决。
在双方激烈辩论中，青年党“立委”李公权说“立法院”不应成为猪仔议会。
李公权这句话刚一落地，主流派的“立委”侯庭督立刻拍案而起：“你再说一句我听听，为什么叫他们猪仔议会！”
李公权也毫不示弱：“说一句又怎么着，就是猪仔议会？”
侯庭督上去抓住李公权的脖子大声吼道：“我揍死你！”
李公权也抓住侯的脖子：“你动我一手指头试试？”
众人见李、侯二人马上就要大动干戈，把他们劝住了。
李公权最后软了：“好，好，是我的不对还不行吗？”
国民党“国会”当即差点没有变成武斗场。
5月4日，台湾市报业工会代表到“立法院”请愿，将“修正案”与“宪法”抵触的条文进行对照列举，请求“立法委员”维护“宪法”。
当时台北的一家民办刊物《图画新闻》发表文章，建议各刊物在未获得满意结果之前，一律于门口挂半旗以示抗议。
只可惜这一建议没有任何刊物敢于响应，《图画新闻》也没有自行实施。
由于CC派坚持“忠诚反对派”立场，使国民党掌握的“立法委员”票数一分为二，通过此案有困难。
国民党中央多次召开会议，企图说服CC派“立委”让步，但却没有结果。
蒋介石见事态扩大，不由得怒发冲冠，他曾想开除100多名CC派“立委”的党籍，就此机会，把CC派彻底斩草除根。
陈诚劝蒋介石息怒，尽管他痛恨CC派比蒋介石有过之无不及，但他痛恨的对象主要是陈立夫，而陈氏家族至今一走一亡，他心头的仇恨已自我消亡了一半。
接下来了是现任“行政院长”俞鸿钧，虽然他也是CC系的冤家对头，但出于对蒋介石的忠心，怕事情闹得太大，对蒋不利。也劝蒋介石三思而行，并说即使想把CC派斩草除根，现在也不是时候。
第三个规劝蒋介石息怒的是蒋经国，二陈一走一亡以后，没有人可以在国民党内部与自己抗衡，绊脚石已经搬开，但他还是劝父亲不要急于对CC派下手，并讲了其中的利弊关系。
这么多人都来规劝，蒋介石只好罢手了。
5月21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作出决议，要求党内“立法委员”必须服从“中央决议”，负责在本届会期内照原案通过《出版法修正案》，否则，一律执行党纪，直至开除出党。
在这种“霸王硬上弓”的情势下，CC派终于屈服，同意放弃反对立场，改投赞同票。
蒋介石乐了，他更加相信自己的权势，也更加藐视CC系这帮人。
CC派100多名“立委”一转向，国民党想通过任何法案都是举手之劳，极少数民、青两党“立委”和无党籍“立委”即使反对，却连一个字也动不了。
不管怎么说，CC派这次是失了面子，这是在历次党内派系斗争中最失面子的一次，他们当然不甘心情愿。
为了挽回面子，CC派的100多名“立委”们经过研究，又推出程沧波等24名委员提出在“立法院”内公开审议“修正案”。
此建议提出后，草草议论了一下，便被否决了。
CC派一看面子不但没有被挽回，反倒又丢了一回面子，于是，又产生了新的计策：有彭善承等161名“立委”（占当时“立委”总数的42％）提出对程案的复议案。
然而，这个复议案一提出，即被否决，根本没有展开讨论。
CC派连着失面子。
6月，《出版法修正案》在“黑天暗地的秘密审议下，由三个委员会以不足5小时的时间完成二读，最后以半小时成三读，为中华民国言论自由史写下了最可耻的一页。”（见康宁祥等著《台湾的宪政危机》中第119页）。
《修正案》通过后，《自由中国》发表社论，指出这一“引起海内外一致谴责”的“修正案”的秘密通过，为“中华民国的出版自由敲下了最后的丧钟”。
6月23日，台北市报业工会发表声明，表示以沉痛的心情接受事实，以尽守法之义务，同时表示：
一、续认此法违背“宪法”保证言论出版自由之基本精神。
二、此法若干条文含混笼统，使人困惑，望“政府”执法时勿浮滥使用，尤不宜感情用事，故人人罪。
三、争取新闻自由为记者天责，不因修正案通过而解除，仍将不断要求当局再事修正，以臻合理完善。
杯葛“出版法”和弹劾俞鸿钧，是当年CC派作为“忠诚反对派”，在台湾政坛上演出的最具声色的两台大戏，而《出版法修正案》的通过，则表明CC派被迫在“忠诚”和“反对”之间作出选择时，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
此后，国民党加强了对党内派系活动的压制，CC派虽然不断发出在主流派听来不大和谐的声音，但这种声音是越来越微弱，终至渺不可闻。
4．“总登记”CC的总崩溃
CC派失去了首领，剩下的人马又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受排挤，势力越来越弱。
然而，减轻CC派的势力，并不是蒋介石的目的，蒋介石的目的是让CC系土崩瓦解。
蒋介石制造各方面机会迫使CC派彻底解体。
1958年7月，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上，蒋介石提出党员要重新登记。
蒋介石要制订党的“规约”，凡愿登记者必须宣誓，尊重组织，服从党魁。登记后，党员重新编组并整顿纪律。登记的目的是使党员“执行中央党部的决定而不再分歧，笃信革命的领导中心而不分派系。”
很明显，这次登记主要是冲CC派来的。
蒋介石声称：“这是本党对党员最低限度的要求，和我对全党同志最迫切的呼吁。”
蒋介石劝谕全党：“今日我们在台湾已到了最后的地步，如果再退一步，只有一齐跳海，同归于尽了……因此，大家必须不分彼此，不计恩怨，只要共同努力，相互规劝，开诚布公，相忍为国。至少也可互助互谅，一致御侮，万不可发生摩擦，自相矛盾，反被仇者所快，甚至被其乘虚抵隙，重蹈民元以来，本党的覆辙。”
蒋介石针对CC派的“国大代表”和“立、监委员”说：“我也知道有些在中央级民意代表同志，以为其今日对党已无所望，更无所求，故其再作党员只有负担，并无利益，所以我在今日决不怪大家对党失望或失态，亦不怪大家对主义和领袖失去了信心。……所以，我总是不断为他们研究出路……最后研究结果，只有提出这党员重新登记的办法。凡是其有不满反共革命现状，或已失去其对党与领袖信心的，都可在此登记时期，不再登记，就算是脱离本党，还他自由。”
显而易见，蒋介石已给CC派的老党员找好了出路，迫使他们就范。
当时，国民党中央很多党员都担心不登记的人过多会产生副作用，特别是把上百名享有终身制的CC派“中央民意代表”推出去，对国民党简直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蒋介石似乎早料到了这一点，他说：“预料这次登记，其不愿意登记、不参加编组的人，当不在少数。”
但蒋介石执意要搞，并以孙中山关于“革命党员贵精不贵多”的话训勉全党，可见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恰恰在这个时候，党外的自由分子发出“组织反对党”的呼声，并准备吸收国民党内的“自由民主人士”参加其中。国民党不想为渊驱鱼，加之此时金马地区又出现紧张局势，于是“登记”一事顺势搁起，CC派得以继续扮演其“忠诚反对派”。
1958年，陈诚“内阁”提出“电力加价案”，请“立法院”批准将台湾电费加价54％，CC派的开明“立委”认为，此项涨价是为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