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商品的价格标签上不是用卢布标价，而是用美元标价。因为在几乎正常情况下，卢布变得越来越不值钱（我刚到时，1美元换五千卢布），老板用稳定的美元列出各种商品的价格。然后，在结帐柜台，美元价格再换算成卢布价格，最后用卢布付款。这种方式对售货员来说比较方便，因为不必改变日常用品的价格标签。严重的通货膨胀特别使靠着养老金生活的人很伤心，他们一生的积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变得不值钱了。对于我和凯瑟琳来说，用美元标出的价格是惟一熟悉的事。
大多数星城的居民拥挤在一间公寓里。丈夫、妻子以及子女居住在一起。按照俄罗斯的标准，我们的公寓被认为是宽敞和奢侈的，可是我并不满意，我对此抱怨。我们被许诺可以暂住在西方式样的双层楼公寓里。已经由美国宇航局投资的双层楼公寓，本来应该在我们到达以前准备好。但是像在俄罗斯的许多其他事情一样，答应下来的事情经常不能兑现。几周过后，紧接着是几个月，我们看到新住宅的建设速度进展得很慢。
凯瑟琳的预产期临近了，但她的生活条件却没有什么改善，我们抗争着这寒冷的俄罗斯的冬天。我们的抱怨声更强烈了。美国宇航局的飞行外科医生劝告我们说，俄罗斯的医疗设施达不到西方的水平，凯瑟琳应该回到美国去分娩。凯瑟琳是个有韧性的、勇敢的天使，她很焦急，并且对要做妈妈很关心。当她在航空公司所允许的孕妇乘机的最后时刻启程前往休斯顿时，我们所希望的住处还没有得到解决。我由于训练太忙而不能陪同她。在怀孕期的最后几个月里，她同宇航员埃伦·贝克以及她的家人一起呆在休斯顿，在期望的预产期之前的几天，我将去休斯顿同她呆在一起。
在俄罗斯建筑师和星城的官员的多次借口和耽搁后，我最终说，除非能为我的妻子和孩子提供一个宽大的住房，否则在孩子出生后我将不回来。双层楼公寓终于完工了。过了七个月，在凯瑟琳平安地返回后，我们搬进了新居。
同俄罗斯建筑师打交道令人感到受挫折的事使我们认识到两个现实问题。首先，为产品和服务设施的付费，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保证服务设施和产品能够交付使用，仅仅在大量的失败的尝试后，美国宇航局的部长们才发现了这个事实。更糟的事情是为即将建成的国际空间站而购买的俄罗斯制造的服务舱。当美国代理人到工厂去观看“几乎完成”的太空舱时——预定在一年前——他们发现仅是一个空壳。他们也发现资金已经用完了（一些人说资金流入了俄罗斯空间官员和将军的腰包，他们在星城建造了价值50万美元的别墅。）
美国宇航局航天飞机…“和平”号管理部门看起来最好用不情愿的情绪去面对俄罗斯人。为什么钱已付而双层楼公寓没建造？没有问题。训练工具没有提供吗？不用担心，我们的宇航员能通过别的途径得到。美国宇航局管理部门的管理方式使得在星城训练的宇航员们感到他们被抛弃了，没有人，甚至我们中间的人，似乎能想要使我们的训练和生活条件变得更好一些。
星城的宇航员们接受了这样的事实：我们是开拓者，这里将有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另一方面，在此训练的宇航员没人相信，美国宇航局似乎有人关心这件事，即增加附属设施以确保在我后面的宇航员生活得更好。航天飞机…“和平”号计划是一个过渡计划，主要为以后与俄罗斯建立共同的国际空间站而做准备工作。将来许多宇航员将不得不在星城受训。为什么现在就不能开始对不足进行改进呢？
也许在休斯顿的管理者们曾经试图改进，但是失败了。也许某些人推翻了早期的所谓航天飞机…“和平”号计划，更多的是政治原因而不是真正地去太空探测，俄罗斯人从没有真正地去实现太空探测。我们仅仅需要保持订约。星城的宇航员们很容易看清问题的困境所在，即需要提高的是如何与俄罗斯人做生意，但是美国宇航局支持我们的努力，失败使我们感到有受挫折感。
4。在星城居住（下）
当我最终迁入新居时感到令人惊喜，婴儿室内装有有栏小床和石椅。我给凯瑟琳发了一些电子邮件让她知道新居已经准备好了。无论何时，当一些人从国家宇航局来到星城时，他们将留下一箱一次性尿布和婴儿用品，在休斯顿的凯瑟琳和埃伦·贝克确信我们已为婴儿做好了准备，一次性的尿布和婴儿用品在俄罗斯并不是随处可以买到的。婴儿房间开始充满俄罗斯童话和故事书以及凯瑟琳的俄罗斯女友用来作为礼物所送的儿童玩具熊。
婴儿出生前的几天我飞回了休斯顿。我曾经接生过五六十名婴儿，但没有一个是自己的亲身骨肉。我焦急地想成为一名父亲。
一名漂亮的男孩踢着叫着来到了人世间。凯瑟琳看起来非常高兴，我们感到很幸福。
一天后，我邀请宇航员瓦列里·科尔尊到医院探望凯瑟琳，并向他炫耀了我们的儿子。我和他将一起到“和平”号上飞行。瓦列里曾在休斯顿为美国自然科学进行训练。他发现邀请探视有些不合常规——在俄罗斯，当母亲分娩后的一两周内，除父亲外的其他男人很少去探视母亲和新生儿。我使他确信，凯瑟琳不太注重这些。瓦列里看到我们的孩子时感到很兴奋，并且给我孩子命名提供了许多名字。从瓦季姆到弗拉达米尔，当然包括瓦列里。但是凯瑟琳谢绝了他的选择，并且决定给孩子取与医院相同的名字即圣·约翰。然后我们带着我们的新生男婴约翰离开了医院。
我呆在休斯顿两周后，不得不返回俄罗斯。在约翰六周的健康检查后，凯瑟琳也回到了俄罗斯。作为带着小孩18小时的飞行的慰问，到莫斯科的歇列梅切伏机场见到可爱的婴儿时，背着机关枪的俄罗斯士兵挥手让凯瑟琳站在了旅客队伍的前面。
尽管我们的新居让我们有好的睡眠，两层楼公寓让我们同星城本地居民分开住，这些本地人可能对我们住星城里最好的房子而感到不满。我们试图平静地生活，不炫耀。仅邀请亲切的俄罗斯朋友来拜访和偶尔一块吃晚饭。我的训练计划以及新生儿的情况要求我们自己过独立的生活。
另一方面，我们的两层楼公寓的邻居，英…美宇航员迈克·福阿莱一家负责提供不同的食品，他作为宇航员也是我的后援，最终是我的“和平”号飞行小组的一名成员。他很爱交际，比我们更看得开美国和俄罗斯合作的前景问题。福阿莱夫妇举办大型聚会，经常邀请在星城附近的三四十名不太熟悉的俄罗斯人参加。
迈克是一个优秀的外交家。他一定得到更高的指示，我们的计划不是做好自然科学或提高我们的太空操作的技能，而是刺激克林顿政府的美国国家宇航局的胃口对俄罗斯进行外交援助。（如果为了钱你能得到一些东西，好，在任何情况下，钱会给俄罗斯人。所以必须有私人侦探报告把钱从总统和副总统送到国家宇航局的管理者才行。）
不幸地是，许多俄罗斯人对居住在星城的生活条件比较好的美国人并没有热衷于合作的态度，因为他们拥挤地居住在一个公寓里。当福阿莱夫妇离开星城去过圣诞节时，他们的公寓遭到洗劫。人们不仅偷走了物品，而且室内装饰品也遭到了破坏，食物被从冰箱中取出，任其自由腐烂，蜡烛的蜡油滴到地毯上，厕所被堵塞，球状物堵塞了下水管道。抢劫者熟悉房间的布局，他们需要的不仅是财物，他们想让美国人离开。在俄罗斯我们完成我们的计划之后，迈克告诉我，他的最大的失望是，尽管他尽力做好，但在星城里从没有真正地感到被俄罗斯人友好地对待过。我证明，好交际的、对人友好的迈克·福阿莱做出的是他的客观的推断。
非法进入民宅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美国航天局购买的Astro车中的两辆在Prohylactorium楼房外面一夜之间被偷了。车放在星城的大墙里面并且有士兵站岗。奇怪的是，这个事件被休斯顿的计划管理者们平静地接受了。俄罗斯人和美国人都没有对偷盗做认真的调查。我们得到的批示是对这件事保持沉默，不久将买回替代车，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星城的宇航员来说，我们自身的安全受到了很大的威胁。
自从国家宇航局管理部门看起来更关心缓和与我们的合作伙伴俄罗斯的不友好的事件，而不关心所申请的问题。我被卷入传闻中了，从俄罗斯听到的谣言传到美国有时比我找到一部电话更快。我要求允许在公寓里放一支枪，尽管我自己并没拥有一支枪，我想允许这件事可能引起一些人的注意。
接下来的一周，我们的公寓安装了报警器，不许发给我们枪。谣言说俄罗斯的黑手党已被牵涉到偷车案中。一周内，美国宇航局买了两部新商标的雪佛兰的Astro车。
尽管生活在此看起来并不容易，尽管有俯冲轰炸似的蚊子，尽管杂货店有空的货架，尽管一些俄罗斯人对我们所表现的矛盾心理，我和凯瑟琳在星城还是留下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这里有一些令人愉快的事，不必为了得到一加仑牛奶而跳到车上以及并没有50个电视频道供选择。
生活很朴素，小车、电视和购物中心并没有占据我们的快乐时光。我们发现周围有一个供小孩闲逛的场所，一个可以和俄罗斯人打交道的场所，作为父母我们觉得很高兴，我们的孩子美丽而高雅。我们在树林里走很长的路，我们花费更多的时间面对面地与我们的俄罗斯朋友交谈，花在打电话上的时间很少。
凯瑟琳比我更好交际、友好，她交了一些俄罗斯的终身朋友。她补偿了我的无力，她找到了在我训练时间的家庭之外的更多的空暇时间，而且与俄罗斯人营造了有意义的联系。她是极优秀的外交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看到我们之间的许多隔阂已减少，我发现对俄罗斯人的许多误解已澄清了。同时我想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