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svedanye（再见），我仅能自信地用
俄语说您好和再见两个单词，在蒙特雷海滨边听着雾幕中海豹们的咆哮，向积雪的莫斯科奔去。
4。在星城居住（上）
尽管生活在此看来起来并不容易，尽管有俯冲轰炸似的蚊子，尽管杂货店有空的货架，尽管一些俄罗斯人对我们所表现的矛盾心理，我和凯瑟琳在星城还是留下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星城是俄罗斯的一个城市，自从60年代以来，成为俄罗斯宇航员的训练基地。它座落于莫斯科东北30里的树林里，由克格勃哨兵巡逻，以前是绝密的军事基地，直到最近，才在俄罗斯的地图上明确标出其方位。所有的电话都有人窃听，现在大部分仍是这样。星城居民在基地生活和工作。九层公寓大楼挤得满满的，一个房间容纳四到六人不等，整个基地由位于中心的炉子供热，远离中心的建筑物则采用汽暖方式供热。为了节省钱，直到气温降到零度以下才开始供暖，其理论依据是，人们能够忍受几周的寒冷。在夏季，为了节省星城的燃料费用，对居民的热水供应也会被迫中断几周。尽管如此，这里的环境很适合作为“和平”号空间站的训练基地，我在此几乎五个月没洗过澡。
居民依靠大约六个商店为他们提供日常生活资料。食品杂货店的规模大约与美国小城市IGA的食品杂货店的规模差不多，但仅有其大约十分之一的储存商品。农产品不是呈柱状堆放，而是在货架上水平铺开，这样看起来货架不是太空。面包是最受欢迎的食品，每个售价25美分，自己用包带走，伏特加酒的销量也很好。有围墙的大院完全是自我包容的。所有的东西都离得不太远。
直到最近，俄国人才认为居住在星城是很幸运的。宇航员被认为是民族的英雄，星城是俄罗斯的一个陈列馆。在此居住的居民的生活条件比俄罗斯大多数居民的都好。军队是优先保证的对象，首先确保的是用在食品、酒类以及衣服上的钱。在俄罗斯，随着经济条件逐渐恶化，保留的面包首先由军队送到像星城这样的地方。
但是，形势变化得太迅速了，在莫斯科，随着政局的改变和私营企业的出现，许多星城居民——主要是俄罗斯军官的配偶以及小孩——被迫开始第二职业工作，他（她）们登上围地大门外的拥挤的火车，乘车到莫斯科去。随着军事影响的弱化，在莫斯科商店现在有更多的存货。居住在星城没有什么优越感，许多人反而觉得这儿像陷阱一样。居民没有钱去购买或租赁别处的公寓，他们仍坚持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寓里。由于公寓与工作的性质有关，所以他们几乎不会再改行。不满的并且没有动力的工作者们吃力地工作，经常在间隔几个月后才得到他们不足的报酬。
在俄罗斯人看来甚至宇航员的工作，也不再充满敬畏和崇敬，更不用说关心他们过去获得的与工作性质有关的工资和额外补贴了。尽管这些情况可能从一些人的解释中得到启发，普通的俄罗斯人关心获取餐桌上的面包的程度超过关心宇航员们将去做什么。宣传政府新闻的报纸——真理报——不再压制新闻自由，暴发户的报纸也不再鼓吹俄罗斯太空计划的成功，也不试图隐瞒失败了，事实上，新闻工作者们很快知道刊登有关坏新闻的报纸的销售情况更好。
特别在青年人当中，许多人并不对他们国家的空间计划感到自豪并且对此知之甚少，即使收入较高的新富人（商人，银行家，经纪人；我敢说，俄罗斯黑手党成员是富人中最富有的人），经常认为俄罗斯空间计划是一个经济负担，从而不可能再公平对待它。
然而，我敢肯定，从工业技术附带利益方面考虑，我们美国的空间计划的收入超过它自身的投资。也为我们大家提供的鼓舞超过了到认为舒适的地方去工作并且接受改变，对没解决温饱的人来说争论这个问题是有点困难。在新千年到来前的有限时间里，这些人的技能需要提高到七八十年代的水平。
在1995年1月，我和凯瑟琳来到莫斯科的歇列梅切伏机场，从休斯顿经过18个小时漫长的飞行。天气阴沉的像洞穴一样，与其说是进入一个国家的大门口不如说是古拉格（俄罗斯集中营），对于疲倦的游客来说，歇列梅切伏是个不令人高兴的地方。站在看起来三队中最短的一队人员面前，面对着海关关员，我数到面前的40人时，由于感到太失望，而不愿继续往下数。
盯着航道，我看到拿着机关枪的俄罗斯士兵站在海关哨岗上。士兵们统一着灰绿色制服，穿着直没膝盖的大的黑色防雪靴。单调的制服上点缀着共产主义的徽章：红星，斧头和镰刀。
看起来士兵不喜欢新世界的格局，决定公然反对新俄罗斯共和国的红、白、蓝三色旗，以及双鹰盾形的自由徽章。
当我的美国海军军官身份证塞在口袋里时，我感到好像站在人群里执行任务。我抬头向黑色的天花板望去，注意到仅有五六支灯泡在亮着，每只灯泡没有被固定。我紧握凯瑟琳的手，试图使她平静，两小时后，我们拿到了我们的护照，一个面无表情的海关调查员给我们盖章，然后我们站在另一队里等候了一小时，为我们丢失的行李挂失。
欢迎来到俄罗斯。
后来我们了解到，有美国官方通行证的美国人的行李在这里经常丢失。有些人很仔细地拿走它，然后在第二天，由于有“夜间保管行李”的服务而收取高得离谱的费用。付费，否则你将不会再看到你的内衣。在随后的旅程中，我们进出歇列梅切伏机场经常会受到相似的或更糟的待遇。
事实上，为了通行，我曾经被迫付200美元的“惩罚费”，一名穿着不合体的男子（不是穿着调查员的制服）告诉我，我的签证上的印章盖得位置不太对，这需要花200美元来修改。
他们否认这样的事实：是俄罗斯海关调查员首先往签证上盖戳的。
我解释我是为了合作的空间飞行计划而来此训练的美国宇航员，“200美元”的收费依旧没有减少。星城俄罗斯将军通过电话呼吁这件事，机场工作人员也对此置之不理。显然，机场的运作不受军队的控制。即使美国大使馆的官员通过电话直接与调查员解释，都无法改变他的看法。他的行为显然不是政府所允许的，他根本不理他们，他想得到200美元，他告诉我，你可以用信用卡付罚款。
离开前的两分钟，我感到特别气愤，但没有办法。我做了让步答应了他的要求。然后，匆忙地被带到一个黑房间，这里有四五名黑手党成员或者先前的克格勃成员或者其他什么人接受我的用信用卡付的被勒索的钱。这是些长得高大，表情多疑的人，看起来都有把我带出去的能力。他们中的一人，手提电视摄像机，径直走到在机场的某些人旁边，告诉他或她可以登机了。
这次事件促使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如果俄罗斯想加入文明世界，他们最好平等地对待在他们国家的西方客人。我对这封信能否产生影响表示怀疑。
4。在星城居住（中）
最后我们终于从海关走出来了，两手空空，我们受到接我们到星城的俄罗斯司机的欢迎。美国宇航局固定雇用他来接送宇航员以及运送他们的工具。他不说英语，我的五周的俄语学习派上了用场。我能够知道他的名字叫埃芬以及他的工作与空间研究工作有关。因此，别无选择，我把我们的一切托付给了这个陌生人。我告诉他没有行李，然后我们踩着没脚深的积雪向他的Chevy Astro行李车走去。俄罗斯冬季的凉风使我更加清醒，给我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可是乘车5分钟后，车中加热器散发的热量，使我不愿再与司机攀谈，经过21个小时的无睡眠旅行之后，我睡着了，一小时后，我被埃芬叫醒，他护送我和凯瑟琳来到住：三层楼内中的一套公寓，被称之为Prophylactorium的不引人注意的长方形建筑物。
我们在12小时后醒来，全身感到湿漉漉的，尽管现在已是冬季，但是房间像一个桑拿室，房间里暖气管道上没有自动调温装置或阀门来控制温度。显然，每个房间从暖气管道上获得了同样的热量，如果房间位于管道的开始附近，那么，这个房间会获得更多的热量。我起床后打开窗户来调节室内的温度。
这激起我们的兴趣，然后我们看了看四周，住所由一个卧室，起居室和浴室三部分组成。房子的装备华而不实，但足够用。浴室看起来像一个公用浴室，墙和地面上铺着水蓝色方形瓷砖，瓷砖之间的成排的灰浆看起来很脏。建筑物在70年代用美国人的钱建成。在第一次俄罗斯…美国共同的空间冒险阿波罗…联盟号计划中作为美国宇航员的住处。从那时起，建筑物和房子的陈设品就没有维修过。
在夏天，甚至冬天刚来临时，这里是蚊子寄生的场所，由于窗户上没有纱窗，因此尽管夏天很热，我们晚上睡觉时窗户也得关着，可是我们仍受到像俯冲炸弹似的蚊子的攻击。一晚上我至少起床三次发动反攻击。我预备了一只蝇拍，靠着头顶的临时的无法控制的灯光，我能够定位然后对持续在我耳朵旁发出嗡嗡声的令人讨厌的蚊子发起攻击。我们最后得出结论，蚊子聚集密度大的地方是在建筑物的暗渠里，而不是建筑物的外面。因此我们决定打开窗户以希望蚊子能飞出去。最终，我们求助于用蚊帐悬垂在我们的床上，以避免睡眠时受到蚊子的攻击。
整个星城和莫斯科地区的居民只讲俄语，甚至我的语言老师也不讲英语，如果我使用俄语词汇遇到障碍时，她不时地不加思索地说出英语单词。在俄罗斯商店的标志是用俄语手写的。
然而，商品的价格标签上不是用卢布标价，而是用美元标价。因为在几乎正常情况下，卢布变得越来越不值钱（我刚到时，1美元换五千卢布），老板用稳定的美元列出各种商品的价格。然后，在结帐柜台，美元价格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