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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飞机对接在“和平”号上停留5天。补给物资——水、备用零件、食物、衣服、新设备、科学工具——都靠人力搬到“和平”号上，而我的科学实验结果——金属样本、蛋白质晶体、菌类附生的食品，与一些丢弃的设备一起——被运到航天飞机上。在这段交错工作的时间里，我们还在停放在飞机有效载荷隔舱里的高压Spacehab太空舱中进行实验。
尽管对接阶段是一段富有成效并且十分繁忙的时间，它却无论如何不是在我在“和平”号上已经熟悉的那种慌乱节奏中进行的。
在对接阶段中，“和平”号上的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段时间象征着一种颇受欢迎的从枯燥的日常生活中的解脱。首先开始的，是大部分时间里“和平”号主要警报器变得安静了。不是因为“和平”号有了奇迹性的恢复，而是因为大部分的环控与生保系统被停止了。相互连接的飞机舱里与和平号里的空气都被航天飞机系统完全改善了。飞机还向空间站提供氧气与压力；实际上，对接阶段的加压是为了提高“和平”号的储备。
航天飞机上的推进器保持了“和平”号空间站在太空中的位置。因为我们从航天飞机引入了通讯线，与地球的通信有了急剧的提高。与有线新闻电视网以及其他的网络系统的电视会晤变得充足，能够持续运行不被打断。人们聆听问题的时候没有杂音相伴随。“和平”号变成了航天飞机的附属物。
现在，有十个人在空间站里漂浮，气氛有点像过节。除了那些必须完成的工作，一个主要的目标（当然是政治性的）是显示俄罗斯人与美国人之间的合作精神，他们现在正一起工作，不将核导弹瞄准对方。我们在照相机前连续举行欢迎仪式。查理·普雷库尔特有些美国宇航局吩咐的感谢语要说。瓦西里以同样满怀激情的方式回应。至少对着相机时，他像变了一个人——微笑着欢迎我们的客人到“和平”号上来作客。
我们一一握手。我们美餐了一顿特别准备的国际性大餐，包括俄罗斯鱼子酱、法国的小面饼、新鲜面包、罐装烤鸭、夏威夷澳州坚果，甚至有一道地道的秘鲁菜，我不能正确描述或发音。这顿美餐被冰淇淋推向了高潮。真正的，冰冻的，不是那种脱水的冰淇淋。冰淇淋被储藏在飞机上装生物样本的冷冻箱里，最后那箱子将把我的冷冻血液样本装回家。整整5天，“和平”号成了一个不同的地方。
22。回家（下）
日子过得很愉快，我觉得我们有些虚伪，我们在给航天飞机成员假象。对接期间“和平”号的变化让我想起了圣诞节无家可归者的避难所——许多志愿者出来帮忙，屋子被打扮一新，桌上摆放着火腿与火鸡。同样的，到“和平”号来的美国客人也看不见空间站上的真实生活。
可以肯定的是，“和平”号看上去甚至察觉出来比宇航员想像的要好，这并非偶然。航天飞机到达的前几周，空余时间都被用来清扫。我们接到了莫斯科俄罗斯太空计划领导者们非常严格的命令，将空间站搞得井井有条是最优先的事情。我们将多余的工具塞到面板后面，用蘸着杀菌剂的特种毛巾擦拭舱壁。我们重新配置控制面板，将没有修理的瘫痪机器掩盖起来。空气清洁设备里装上了新的过滤器。对即将到来的将会就自己对“和平”号的印象而受到国际媒体采访的六个美国人，外观意味着一切。
在5天平淡无事的对接操作接近尾声的时候，我该向瓦西里，萨沙与我的接替者，美国人米歇尔·福阿莱说再见了。我知道迈克的感受——脸上在微笑，心却在向下沉。感觉就像他想关上门在屋里呆着，但同时又有种不确定的念头萦绕在脑海中，似乎他忘了拿十分重要的东西。最要命的是，迈克从进入空间站那天起就被持续的头疼所困扰，他和另一个宇航员的不适都是因为“和平”号上糟糕的空气质量。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迈克的感受。他需要的是安慰。我告诉他，他会觉得好些，并且工作出色。我知道当命令未曾受训的部队第一次进行战斗时，战场上一个脾气暴躁的美国海军军官会有怎样的感受——试着给他们注入信心，但同时让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付出的会比想像的更多。我将一位朋友留在了一个几乎废弃的空间站上，留在了几乎失去节制的船员中间。
我经历过一切，感觉受到了训练与战斗考验。我拥有几近傲慢的自信，无论“和平”号将什么强加给我，我都能活下来。迈克仍是个眼睛明亮，无忧无虑，非常诚实的天真的年轻人。在有关飞行生活的新闻采访中，他叙述自己多么喜欢“和平”号上缓慢的工作节奏，他多么热切地希望晚上与俄罗斯同伴们围着桌子，享受着喝茶的好时光。
我知道得更多。一旦门被关上，航天飞机离开，“和平”号必须靠自己的力量站直了，毫无疑问，还可能会步履蹒跚。几乎没有什么休闲时间，没有冰淇淋或者谈天说地。生活绝不会无忧无虑。通过在空间站上的这段时间，我知道，空间站船员们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在一起吃饭，更别说饭后坐在一起聊天了。“和平”号是个苛刻且不可预测的地方。一个问题刚解决，另一个问题就会不可避免地接踵而来。
当有位采访者问我，我认为迈克应该有什么心理准备时，我只说迈克需要真正的挑战，而他是那种能够迎接挑战、克服危机的人。
新闻谈话中的词汇变化十分有趣——就我自己而言。我发现我用“挑战”、“困难”来代替更加准确的“危险”、“致命”。当回答正式的、针对专门设备的瘫痪与我是否料想到“和平”号上会有这么多问题的提问时，我模棱两可地说前线的生活总是艰苦的，我料想到会这样。另一方面，我评论说，瘫痪的频率与它们的严重性是我没有完全想到的。
尽管我想诚实地回答，我仍在答复中使用圆滑的外交手段。我能在返回后告诉美国宇航局一群封闭的安全专家所有的细节。我对有线新闻电视网却调整评论的基调，主要是因为我知道我的家人和迈克的家人都可能在收看。我不想让他们担心。
瓦西里·齐巴列耶夫善于控制他在面谈中的回答。他会对地球方面怎样处理和安排我们的工作表示出明显的困惑，有时候，对我们能否继续留守空间站，或者甚至我们能否活下去有明显的担心，在与莫斯科的通讯中，他会冲着主管者们大喊，告诉他们他的意见。下一瞬间，这次是回答一个采访者关于“和平”号上状况的问题和在船员中进行的持续瘫痪的可能性的调查，瓦西里会微笑着回答：“哦，就像您所看见的，我活着并且感觉不错。很明显，您在夸大“和平”号上的困难——这里真的非常好。”
我并不想责备瓦西里不太诚实的回答。他知道，俄罗斯的太空计划就是“和平”号，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美国，对其效用的正面的公共认知，对“和平”号的生存都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只是在服从命令。他也是在保护他那由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填写的报告单。他飞行的奖金，他用来养家的钱，都有赖于他的成绩。批评老师一定得不到好成绩。
我回到地球之后，朋友给我关于我在“和平”号上生活的报纸文章与新闻报告的剪报集。有时候，我会想报纸所谈论的那个空间站必定是另一个不同于我曾呆过的空间站。
举个例子，有篇报导，根据俄罗斯太空署解密的官方消息，这样写道：“俄罗斯官方昨天报告，“和平”号上发生了一次没有生命危险的火灾，这场火灾已经被船员在几秒钟内轻易扑灭。氧气罩被取出作为预防措施，但并不需要。没有人员伤亡。”他们在谈论哪座空间站？我们在“和平”号上遭遇的大火不可控制地燃烧了14分钟，空间站里充满了烟雾，浓烟滚滚，我们将近一个小时不能在自己的眼前数出自己的手指，如果没有带上个人氧气呼吸器，我们都会窒息而死。再多一点生命危险，哪怕只是一点点，我们就会有六个丧生的太空探险者。
所以，无论迈克·福阿莱怎么想，或者我回到地球之后听到了什么，我知道现实是大大的不同。我陷入了两难困境，因为一方面，我知道他需要足以捱过接下去的4个月的乐观与热情。另一方面，我必须给他一个印象，随时作最坏的打算对他来说是多么重要。除非事情有了戏剧性的转变——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会发生这样的转变——主要警报器显示关键系统故障的情况不会是偶然的，迈克需要保持警觉，准备好在任何时候作出回应。
我试图打断他的工作。我坚持让他亲身演示，怎样带上防毒面具，摸索着进入联盟号空间舱，怎样打开灭火器。总的来说，我想看看他在几秒钟，而不是几分钟之内，怎样应付那些环境。我觉得迈克以为我脑子受了过多的辐射，因为我坚持我们一步一步地完成这些基本的活动，但为逗我高兴，他完成了这些操练。
一旦我满意地看到迈克已经为最坏的形势作好了准备，我们就转向了更加平凡的努力。我指导他如何使用现在处于拼凑状态的洗手间，这与他在星城所学到的程序完全不同。我们打开了他的个人工具与实验用具。我描述电线在哪里，怎样旋下面板，面板后面有需要每周清洗的循环扇的入口，到哪里去找储存的多余食品。我尽力把自己所知的，并且他在这5天的交替时间内能够领会的告诉他。
到了我要离开的那一天，我给了他一个热烈的拥抱，在他耳边说了些鼓励的话，告诉他，他是那里最好的一个，他会干得很出色。我说“那里最好”有些私心——迈克像其他同来的人一样聪明、能干。他是在牛津受过训的物理学家，除了有超常的智力，还从心底相信，俄罗斯与美国人的合作不仅对空间计划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世界和平也有战略意义。既然知道他和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