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处总是紧紧地连在机械手的末端或是有效载荷隔舱的边缘。就像我在“和平”号上发现的，只要我在扶手下晃动巨大的、穿着皮靴的脚趾，其提供的稳定性就会减小坠落感。
尽管每个人在我描述的时候都坐着睁大眼睛听，没有人发表什么评论。讲话之后，一个朋友将我拉到一旁。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宇航员，曾经帮助修理过哈勃太空望远镜。
哈勃是一架巨型的望远镜。为修理这架望远镜，航天飞机与运行着的望远镜会合，然后，利用航天飞机上的机械手，送出并收回仪器。当时，望远镜暂时停泊在开放的有效载荷隔舱，与航天飞机的长轴垂直。目标锁定之后，两个穿宇航服的宇航员冒险从航天飞机的密封舱门中出来，修理望远镜。
朋友向我承认，尽管他也遭遇过同样惊险的场面，他以前从没有向地面上的任何人说过。双脚安全地固定在机械手上，他被送到了望远镜遥远的那一头，超出了有效载荷隔舱的控制范围。他说，远也没有关系。但是，为了开始修理工作，他必须脱离稳定的脚部束缚，从望远镜上穿过去。脚被放松了，穿过两英尺宽的缝到达望远镜的末端，他没有心理准备地，不可抵挡地感受到了落向地球边缘的感觉。被这种突然的感觉惊呆了，他像熊一样抱住了望远镜的凸面，为了活命而悬挂着！等到他在望远镜的末端稳定下来，感觉缓解了，他才能够继续工作。
他的太空行走的伙伴几乎在同一地点经历了同样的情况。他的反应一样：抓住哈勃。在行走的后期，同伴要求这个宇航员再经过这条路线给他递一个需要的工具，他礼貌地拒绝了。他声称不想再经过那不是人呆的地方了！
当我在“和平”号上的时候，我每晚都会写一封短信给我15个月大的儿子约翰。通过遥测技术可能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在地球上得到一批信件。虽然我知道要小约翰读这些信得再过好几年的时间，我仍然坚持。我希望他知道，尽管我身在太空远离着他，我仍然关心挂念着他。
首先，这些信内容轻快，无忧无虑，描述我的冒险经历。这些话与任何一个出远门的父亲写给他孩子们的话没有什么不同。但是，随着“和平”号上故障和高风险的空间行动的继续存在，随着一次险些的撞击，大火，氧气发生机的瘫痪变成“和平”号上生活的一部分，我的信变得越来越严肃了。
尽管我拒绝猜测，如果怎么怎么会什么样，尽管我设法每晚无所焦虑地睡觉，我并不天真。我意识到，太空旅行总要承担危险，而“和平”号所冒的风险更大。虽然我在一连串命令之后仍然活着，下一个命令或许就近在咫尺。我最好把要说的话告诉我的儿子，不要等到也许根本不存在的明天。
在我给约翰的信中，我试着向他解释我正在遭遇的经历与我正在学习的经验。并且，我努力与他分享我强烈信奉的信念——诚实、勇气、正直、同情和友爱——这些信念对我在“和平”号上有了全新的重要性。通过这些信，我希望约翰逐渐认识到他父亲是怎样一个人。
在美国海军学院的领导学课程中，我学习伟大的领袖，那些充满勇气与正直的人。我知道勇气的定义，勇气实质上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从不能毫不犹豫地说，我拥有别人身上这种令人敬佩的品质。
人们因为我曾登上航空母舰或曾飞上太空而认为我很勇敢。他们也这样对我说。但是，进行这些行动的时候，我从没有感觉到特别的勇敢和勇气。当然，它们是危险的行动，但为了完成它们，我曾受过训练。它们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对自己的能力与船员们的能力很有信心。当结果，至少在我的眼中，是确定的时候，还算得上勇气吗？
在我太空行走的时候，我亲身学到了什么是勇气。以25马赫的速度移动，急剧地以指数方式经历纯粹的速度感与下落感，我懂得了勇气。尽管当时恐怖随之而来，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我克服了自己的恐惧，着手眼前的工作。做这件事需要勇气，毋庸置疑。
在太空行走的那晚，我又给约翰写了一封信。我告诉他，他的父亲很有勇气。我真心诚意地这么说。我也转告他我那天学到的非常重要的一课：人类适应、抗衡突然事件，在任何不利情况下完成任务的能力是不可限量的。没有什么目标不能达到。决心可以赢得任何东西。我以通常的方式结束这封信。“晚安，我的儿子。我会一直望着你。爸爸。”
22。回家（上）
回家的念头，回到地球，重新生活在人群之中的念头，是这样的令人欣喜，以致我没有为离开而感到遗憾。我已经做好了自己的工作。到了该走的时间了。
我欣喜若狂。航天飞机亚特兰蒂斯号出现在视野之中——大概离开一千英里——在阳光中闪烁。那就是我返回地球的工具。
总地来说，我在太空中呆了132天、4小时、1分钟。时间开始以秒计算。我经过的行程相当于往返月球110次。在我1997年的日历上，从一月，二月，三月，四月，到大部分的五月，都已经被打上了大大的X。我目睹了北半球大部分的冰雪融化与南半球的白雪皑皑。苏必利尔湖从一个结实的冰块变成蓝色深邃的湖。
我的身体变得虚弱，我的骨质变得疏松。我不再是一个地球人，而是一个完全适应的完全生活在太空里的太空人。我脑海里总有种挥之不去的担心，也许回到地球会比适应太空更加困难。
亚特兰蒂斯号不断地靠近。在它靠近时，我将鼻子贴在量子Ⅱ太空舱地板上直径三英尺的窗户上。我开始看清飞船成员的脸。“嗨，查理！”当正在靠近的航天飞机天窗里出现的脸孔变得清晰，能看出是指挥官查理·普雷库尔特时，我大喊着，尽管谁也听不见。当时，他正使用人工点火推进器使亚特兰蒂斯号接近。他脸上呈现出那种必定要成功完成任务的决心。
我们都在以每小时17500英里左右的速度运行。航天飞机必须沿着一条假想的逐渐狭窄的航道接近“和平”号。在特定的距离，亚特兰蒂斯号的船员会确认他们的位置与距离“和平”号的远近，来保证他们仍然处在航道之内。如果不是，他们会退后，再试一次。飞船对接点的圈必须画得准确无误——误差范围不大于一英寸。循环定位也很重要——没有人希望对接偏离中心，冒着撞击突出的太阳能帆板的危险。
除了正确的航线，接近的速度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如果两个飞行器之间的接近速度太慢，机械对接机制——被设计用来同时钩住与锁上飞行器——就不能正常工作。另一方面，如果接近速度太快，对接就不可能是一次平缓的空中会面，而是两个100吨重的飞行器的猛烈撞击。实际上，接近速度必须是准确无误的每秒钟010英尺；每秒钟007英尺太慢；每秒钟13英尺太快。这是查理与亚特兰蒂斯号上船员大显身手的机会。
我像疯子一样按动快门，更换胶卷，调节焦距。这些迄今为止最伟大最复杂的飞行器——美国航天飞机——在太空中准确无误地飞行的照片都将是一生一遇。飞机克服地球引力所进行的工作，令人叹为观止。尽管我带着耳机，能与“和平”号上的船员以及正在接近的航天飞机船员通话，很多时刻，我只是哽住了说不出话来。
让我坦白地说一句。我爱我的国家，狂热到几乎成为一个错误。看着美国航天飞机亚特兰蒂斯号在太空中旋转，为了这个使命，为了将我从“和平”号空间站接走，带我返回地球，回到我的国家，回到我怀孕的妻子与幼小的儿子身边，我激情澎湃。亚特兰蒂斯号的到来显示了我做到了坚持不懈、迎接挑战。有时候，我必须摘下耳机，因为我无法控制自己发自内心的欢呼与叫喊——这是一次胜利的庆典。
航天飞机亚特兰蒂斯号与“和平”号平缓对接。但是，通常宁静的空间站内部仍旧可以感受到最终的冲击力。我数着太阳能帆板一次，两次，三次的震颤，柔和但确定。我回家的工具已经达到了。
我立即飞到空间站的舱门处，通过六英寸的舷窗向里瞥，希望看见飞机的船员。在望着同样的两张俄罗斯脸孔4个月之后，我并不十分想见什么特别的人，只是不同的人。我看见飞机成员挤在窗户的另一边。人类的不同是多么不可思议啊！
亚特兰蒂斯号的船员后来告诉我，当他们透过分隔两个飞行器的舱门观看的时候，第一眼并没有认出我。5个月没有理发，没有阳光的照射，一些惊险时刻与斗争，改变了我的身体状况。试想一下！亚特兰蒂斯号的船员在猜测，“那个人是谁，他怎么到这儿来的？”或者他们甚至犹豫在确认这个陌生人身份之前该不该打开舱门。
最后他们还是认出了我。舱门打开了，我们一个个热烈拥抱。尽管在过去的5个月中我没有洗澡，这些异常干净、刚刮完胡子的航天飞机船员没有一个走开。宇航员杰·佛朗西斯马上自告奋勇给我理发，好让我回去见凯瑟琳时感觉好些。飞机带来了一个真空清洁器来替代“和平”号上损坏的那台——现在头发不会四处飞散就可以在太空中理发了。杰是个法国人，有着挑剔的品味和风格，因此我接受了他的建议。
但接着飞行员爱琳·科林斯告诉我，尽管我确实看上去不同，但我有着探险家鲁滨逊的粗略外貌。我喜欢她的评论，因为我觉得自己有点像鲁滨逊——隔离在一个小岛上，必须将就我所带着的东西，总是急性发挥，依靠自己的创造力。我告诉杰我要重新考虑。
我妻子，当她同一天晚些时候通过飞机上的双向影像传送器，几个月里第一次看见我的时候，评价说我在上面过着“头发糟糕的日子”。新闻界喜欢她的评论。第二天的头版头条写着“利宁杰在“和平”号上度过‘头发糟糕的日子’之后准备回家。”
航天飞机对接在“和平”号上停留5天。补给物资——水、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