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长时间并举行音乐会。（马思聪本是广东人，当年‘叛逃’又是从广州出发，所以，对广州更有感情是可以理解的） 在这种情况下，您通过对《天问》一稿的态度对马思聪所表现的同情、谅解、欢迎和关心，当然更使他的亲属们受感动。”张扬在信中还转递了一个话：“廿日夜里，我和几位同 志吃饭，其中有××夫妇。因同是湖南人关系，我和××同志交谈颇热烈。在谈到《天问》和马思聪问题，以及您和陈明同志对此稿的关怀时，他极为赞赏，表现出强烈兴趣。席 终一起离开餐厅时，他与我单独缓步，又对我说：‘你下次见到丁玲同志，可以委婉地劝告她一下，注意不要表现得左了……’” 。。
4。 写给马思聪的《天问》被撤下（2）
4月27日下午，《中国》召开编辑部会议，讨论第四期稿子，主编层有丁玲、魏巍、牛汉参加。
王中忱汇报篇目。这一期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专栏中，有聂荣臻的文章《在反“扫荡”的战火中》，杨成武的《敌后抗战》（节选自即将出版的长篇回忆录），都是记录晋察冀抗战斗争的。还有华山的《青青海罗杉》，附有华山致丁玲信、丁玲复华山信。此外，重点篇目有部队作者廖西岚的小说《海上，江 上》，张扬的《天问——写给马思聪》等。本节开头提到的那张写有第四期目录的八开白纸，大概就是王中忱为这个汇报所写。
王中忱汇报完，意见就集中在《天问》上。
丁玲说，把张扬的《天问》给魏巍看看，我没时间看了。前些日子有个老同志给我提意见，提得很好，关于写卫立煌的那篇（指第一期上的《卫立煌访问延安》），他说，这些人 是我们的朋友，也帮助过我们，但我们心里要清楚，他们毕竟是另一阵营的人，和我们打过仗。对傅作义我是很清楚的，抗战胜利后我们到了晋察冀，他进攻解放区，把我们的桑 干河糟蹋得不像样子。因此《天问》要多几个人看看，捧得不要太高了，分寸要掌握得恰当。
陈明说，张扬来信说，马思聪对祖国很向往，感情是很深的。牛汉也说，文章写得还是稳当的。
魏巍说，有几个界限要考虑，同情？表扬？不是说可以平反的事情都可以表扬。马思聪在“文革”那种情况下离开了祖国，现在平反，不算叛国，但这种情况是否就值得表扬，就 值得写文章？马思聪回来，开个座谈会、欢迎会，发个消息，是可以的，但文章的副标题加上“写给马思聪”，是否太重了一些？
王中忱说，张扬写马思聪是被劫持走的。事实怎么样，不大清楚。
丁玲说，我的意见，不论文章写得好与否，把副标题去掉，我们现在给他平反，在国外会有好的影响，但具体情节还是要了解一下，这个问题和遇罗锦的问题不一样，要慎重一些 。
牛汉说，当前的形势是彻底否定“文革”。普通读者的心里，特别是知识分子会高兴的，欢迎给马思聪平反。解放前马思聪有民主思想，是进步的，他是在“文革”最黑暗的年代 出走的。马思聪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在国内桃李满天下。
丁玲说，党中央现在给他平反，是从政策和策略考虑的。我不是说写马思聪不好，他回来就好。我提出的就是“格”。魏巍说得对，我们的读者是各种各样的，在没有充分说服人之前，人家就会说我们是为了追求订数“讨巧”。
牛汉说，这篇文章发了，政治上不会有什么风险。原来我考虑四、五期是抓读者，抓订数的，要为明年的发行做些准备。
最后决定：《天问》第五期再说，但是终究没有发。
当天，陈明在日记中写道：“谈第四期稿件，对《天问》讨论得较多，决定撤下，留在五期，着重看稿件的内容分寸。讨论气氛较好。”
马思聪也始终没有回到祖国来。1987年5月客死美国，终年76岁。
除了《天问》，魏巍对第四期上的一篇理论文章《胡风文艺思想平议》，也表示出谨慎的态度。5月2日晚上他给丁玲、陈明打电话时再次说，对这篇文章还是要稳重一些，多几个 人看看。
4。 写给马思聪的《天问》被撤下（3）
在《中国》的主编层，魏巍属于稳健派，对待稿件是最谨慎的一个。丁玲说过：“魏巍是个好人，正派的人，热情的人，但他的文艺思想……，现代作品他看得很少。”①对于《 中国》的编辑方针和几篇稿子的看法上，魏巍与编辑部多数人不大一致，他与编辑部主要负责人的关系也不大协调。查阅《中国》的会议记录本，魏巍在会上很少发言。几个副主 编里边，他是发言最少的一个。在《中国》，魏巍心情也不大愉快，他与编辑部之间，由于对稿件意见不同所导致的矛盾和成见，日益加深。他曾经向丁玲谈到，编辑部负责人的 文艺思想与他是否一致？
1985年3月23日舒群找刘绍棠交换意见时，刘绍棠就说过，其实，最早有意见的不是我，是魏巍。他对发表遇罗锦的文章有意见。刘绍棠还说，魏巍说过，不要忘记我们的读者是谁 ，搞“解放牌”，一两期还可以，老搞下去不行。
6月12日《中国》开会，讨论向作协党组汇报的内容。魏巍一直没有正式发言，只是到了会议要结束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我也插一句，我约的稿子，一篇也没有用，也没有消息 。”这是一句题外话。他讲完，谁也没有接他的话茬。
丁玲去世后不久，1986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饭店西餐厅举行颁奖会，牛汉和魏巍都去了。陈明日记中说，他要牛汉“是否招呼魏巍同志一下，他拒绝了”。牛汉在2008年7月出版的他的口述《我仍在苦苦跋涉》中说：“魏巍后来在一次 会上说丁玲不该让牛汉来编这个刊物。”
近年陈明多次对我说过：《中国》调王中忱来，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协调魏巍和牛汉的关系。他们两个人在稿子上头经常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王中忱是新人，比较年轻、平和， 比较善于协调，会做工作，他比夏熊稳当。
2008年8月，魏巍病逝。魏巍逝世二十多天后，张扬写了一篇文章《与魏巍相关的一点往事》，其中谈到《天问》。张扬这样说：
当年丁玲创办《中国》，向我约稿，当时我正在写长篇小说《金箔》，作品正面描写了一位著名音乐家“许君箴”，其生活原型就是优秀的作曲家和小提琴演奏家马思聪。《天问 》是其中一部分，共6万余字，篇幅相当于一个中篇，正面描写了他在“文革”中“叛国投敌”。《天问》是第二十九章最后一节的标题，给《中国》时，我将它用作这个“中篇” 的总标题。我将厚厚一摞《天问》手稿给了《中国》，却如石沉大海。几个月后，编辑部将手稿退给了我，没说退稿原因，我也不问。丁玲逝世后不久，陈漱渝告诉我说，丁玲病 重时他去探望，丁玲托他告诉我：“《天问》没能在《中国》发表，是因为编委魏巍反对……”
魏巍是作家，写过小说，懂创作规律，因此，他不会反对小说创作以马思聪为生活原型，也不会反对以马思聪当年的“叛国投敌”为创作素材。他反对的只是对于马思聪出走的“ 正面描写”，这是他反对《中国》发表《天问》的原因。
好在毕竟时代不同了，《天问》只是退稿而已，而且只是《中国》按魏巍的意见退稿，不是所有出版单位都退稿，也没有其他麻烦。《金箔》1984年9月脱稿后交广东花城出版社。 马思聪是广东人，他当年的“叛逃”就发生在广东，编辑们当然马上就看出来了，但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相反，他们对“许君箴”给予很高评价。我随即赴广州改稿，直住到1985 年初春，《金箔》全稿的修改于2月17日凌晨完成，连春节也是在羊城度过的。凑巧似的，我在2月17日《羊城晚报》头版正中位置看到一条消息的大字标题：《著名音乐家马思聪 先生彻底平反》。我久久凝视着这个标题，怦然心动！当年是公安部给马思聪“定性”的，今天也是以公安部名义给他彻底平反的。不久后在深圳，又从《南方日报》上看到通讯 《在马思聪家里度节》，报道新华社驻美国记者闻讯后专程赶到位于费城的马思聪家中向他致贺，并与他全家共同欢度春节……我与魏巍从来无缘谋面。但我想，即使有缘谋面，甚至经常见面，我们都不会提起那件往事；因为这事很小，也因为历史已经作出了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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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心系《在严寒的日子里》
丁玲多次跟我说过，当初她同意办《中国》，设想是：利用她这个招牌把刊物办起来，然后就交给他们去办，她自己并不想拴在这里，她还是要写完她的长篇。她越是感觉到来日 无多，这个念头就越强烈。
但是现在她被困于《中国》了，死死拴住，无法脱身。
她要写完的长篇，就是《在严寒的日子里》。那是1954年她在黄山开始动笔的，一年时间写了八章共五万字，曾经在1956年10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刊出。1958年她被打成右派， 在黑龙江国营农场劳动期间，又断断续续写了一些，但写完的稿子又在动乱中失落。这部长篇多灾多难，始终没有完成。1979年回到北京以后，生活条件好了，自由支配的时间却 少了，来客、电话都躲不开，必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
选来选去，最后，丁玲选定了河北的蔚县。
蔚县在北京西边，离桑干河不远。1954年秋天，丁玲为写《在严寒的日子里》搜集素材时曾经去过，老县委书记王纯是土改时涿鹿县的区干部，与丁玲是老熟人，如今退居二线当 顾问。王纯写信来介绍情况说：那里的夏季，“白天一般是26到29度，夜晚是14到20度。有一所闲着的房子，就在我的前院，按这里条件我看是挺好的。离县城十几里有个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