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羡的滥征、滥派，雍正心知肚明，雍正元年元旦谕地方官文告中即提出：“今钱粮火耗，日渐加增，重者每两加至四五钱，民脂民膏，朘削何堪。”五月，湖广总督杨宗仁奏请，将原属地方官私派、私用的耗羡提出二成，以充地方“一切公事之用”；山西巡抚诺岷则奏请，将每年收取五十五万两左右的火耗银全部归公，以其中二十万两，为垫赔实无可追的亏空及地方其他公用、以余下二十三万五千余两，为各官养廉，受到了雍正的嘉许，得以首先实行。其后，山东巡抚黄炳、河南巡抚石文焯，也先后奏请并在其属地实行提取耗羡之举。但多数官员认为耗羡乃州县之私，若耗羡归公成为国家正税，一有加赋之嫌，二有纵贪之害，表示反对，直到引发了激烈的廷议。
雍正二年八月，山西布政使高成龄具折全面批驳了反对意见，指出：“耗羡是百姓之钱粮、朝廷之财赋，非州县一己之资。正赋以供国有，耗羡以养廉员，治人食人，相维相系。耗羡银两自当提解司库，由大吏分拨养廉。况耗羡提解于上，通省遇有不得已之公费则可支应，而不必分派州县，州县则无由藉端科索里甲，于是私派亦可禁绝。请敕下各直省督抚，俱如山西巡抚诺岷所奏，将耗羡归公。”
吏部右侍郎沈近思力争不可，指耗羡归公为“正项之外更添正项”，不是善法，“他日必至耗羡之外更添耗羡”。雍正诘问：“你作县令时，收不收火耗？”沈答：“收，那是为养活妻儿。”雍正道：“你岂非为一己之私？”沈答：“妻儿不能不养，否则即绝人伦。”沈近思之意并非不征耗羡，而是耗羡归公无理，私征耗羡有理。雍正冷笑。
左都御史、吏部尚书朱轼等也以耗羡归公不便于民，纷纷反对。
雍正见廷议不能一致，于雍正二年七月颁发上谕，宣布实行耗羡归公的决断。上谕开头先点明了“廷议”的实质：“前朕曾降谕旨，令尔等平心静气秉公会议，今观尔等所议，亦属平心静气，但所见浅小，与朕意未合。”
“与朕意未合”的廷议等于零，“朕意”是剔除积弊，实行耗羡归公：
州县火耗，原非应有之项，因通省公费及各官养廉，有不得不取给于此者，然非可以公言也。朕非不愿天下州县丝毫不取于民，而其势有所不能，且历来火耗，皆在州县，而加派横征，侵蚀国帑，亏空之数不下数百余万。原其所由，州县征收火耗，分送上司，各上司日用之资取给于州县。以致耗羡之外，种种馈送，名色繁多，故州县有所借口而肆其贪婪，上司有所瞻徇而不肯查参，此从来之积弊所当剔除者也。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提火耗以养州县乎？
有人提出先在山西试行，看效果如何再推广。雍正断然道：“此言甚非，天下事惟有可行与不可行两端耳，如以为可行，则可通之于天下；如以为不可行，则亦不当试之于山西。”表明了实行耗羡归公不可动摇的决心。自此，各省相继实行耗羡归公。
提解归公的耗羡主要用于三项：一充作官吏“养廉银”。耗羡提解，等于断了地方官的财路，“恐各官无以养廉，以致苛索于百姓，故于耗羡中酌定数目，以为日用之资”，各省文职官员养廉银总计二百八十余万两，于各官常额俸禄之外按规制给发，各官不得再行需索扰民；二为弥补地方亏空；三为地方其他公事之费。耗羡按地丁银的一定比例征收，随地丁银的固定而固定，而各官养廉银、地方公费也固定下来，所谓“皆有定额”。雍正六年，雍正又清理各项陋规，归于公款。
如果说雍正本人不在乎承担“加派”罪名，那么，他乾纲独断的耗羡归公涉及到内外官员的切身利益，他与多数官员、至少在他们尚未理解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又结了一层怨。
而赋役制度的重大改革——摊丁入地，则从经济上给了不法士绅沉重的打击，实现了“士民一体当差”。
赋役不均，是入清以后长期影响社会、经济稳定及发展的严重问题。雍正元年七月，山东巡抚黄炳、直隶巡抚李维钧先后疏请按地摊丁，以苏民困。群臣奉旨熟筹利弊、详细规划之后，雍正下令于明年为始，将丁银均摊地粮之内，造册征收，在全国推行单一赋役标准的“摊丁入地”。此后，福建、山东、河南、浙江、陕西、甘肃、云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西等省陆续实行了摊丁入地。山西、贵州两省至乾隆年间始行。奉天情况特殊，一直丁粮分征，迟至清末方实行摊丁入地。摊丁入地的方法各地不一，有的以通省为单位，有的以州县为单位。总之是将丁银总额（即康熙五十年的丁银额）平均摊入地亩或田赋征收（从此田赋又称“地丁”、“丁粮”、“钱粮”），各地因丁银不同，摊入数量也不同。大致每田赋一两摊入丁银二钱左右。地丁合一，统一收纳，原交田赋一两，现即交地丁一两二钱。
实行“摊丁入地”，时人谓之有四利：第一，田多则丁银多，田少则丁银少，按亩征税，无从欺隐；第二，民间无包赔之苦；第三，编审之时照例造册，无需再为稽核；第四，各完各田丁银，蠹吏不能上下其手。这四利对于不法士绅来说，则不啻是四害。这次是基层社会的士绅，与上层政权的官僚一起，对雍正蓄积了怨恨，而雍正将“贱籍”“小户”“开豁为良”等影响士绅利益的措施，则更加重了这种怨恨。
除上述外，自曾静、吕留良案后，雍正更加重视对人们思想的严密控制。血腥残暴、接踵发生的大狱，从因政见而起，蔓延到纯因文字而起——如刑部尚书徐乾学之子庶吉士徐骏，因一句“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的诗，被说成“思念明代不念本朝”，照大不敬律斩决，文稿尽行焚毁等，吹起了清代臭名昭著的文字狱之风。同时，雍正大刀阔斧地改革八旗旗务，削弱旗主权力，取消下五旗的私属关系，将权力进一步集中到自己手中；处心积虑打击汉员所谓的“科甲朋党”，以刑戮相威胁：“尔等须扪心自问，不可阳奉阴违，以致欺君罔上，悖理违天……朕虽未必尽行诛戮，或千人之中百人，百人之中十人，尔等能自保不在百人十人之列乎”、“凡属匪党，若恃强必不肯解散者，朕立志不肯宽宥，必加诛戮”；在城乡基层社会推行保甲、宗族、乡约月讲制度。另一方面，雍正更加加强了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控制和治理。对西北两路用兵，经营青海和西藏；对东南，实行“改土归流”，废除了数百年的土司制度。
千古一帝（1）
雍正的所作所为，使他在中央、地方、上层、下层、满汉、边疆、官僚、士绅等中均树立起自己的仇敌，使方方面面的人感到紧张、重负、恐惧、窒息。加之雍正即位前后阴森血腥的迷雾、父子手足相残的传闻，雍正的仇敌们对雍正的作为进行负面的渲染和诅咒，人们对雍正王朝和雍正确乎形成了负面印象。
但是，雍正难道不是勤于政事的千古一帝吗？
雍正曾回忆即位之初的情景，说：“时诸臣多未识面，朕费无限苦心，鉴别人才，办事自朝至夜，刻无停息，惟以天下大计为重，此身亦不爱惜。”
雍正在朱批中，也记录了自己“办事自朝至夜，刻无停息”的情景：“日间刻无宁晷，时夜漏下二鼓，灯下随笔所书。”“灯下批写，字迹可笑之极。”“又系灯下串笔，字迹更属可笑。”“因灯烛之下，字画潦草，恐卿虑及朕之精神下到，故有前谕，非欲示朕之精勤也。”
雍正十三年如一日，朱批动辄万言。这些朱批谕旨收于保和殿东西庑中，堆积如山。其中十分之三四刊印出来，即有三百六十卷，奏臣达二百二十三人。雍正这样述说自己如此勤政的原因：“（朕）仰荷皇考诒谋之重大，夙夜祗惧，不遑寝食，天下几务，无分巨细，务期综理详明。朕非以此博取令名，特以钦承列祖开创鸿基，体仰皇考付托至意，为社稷之重，勤劳罔懈耳。”
雍正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从方方面面奠定了乾隆盛世的基础吗？
耗羡归公及养廉银政策的推行，扭转了康熙后期地方官狂征滥派的状况，不同程度地降低了耗羡率。浙江耗羡率从百分之十降到百分之五、六；山东耗羡率从百分之八十降到百分之十八；河南耗羡率从百分之八十降到百分之十三。而耗羡银按地丁银的一定比例征收，因地丁银的固定而固定；官员养廉银和衙门办公用银，也固定下来，即是说，地方政府除去上交国库的钱粮，收入和支出均固定化，基本上保持收支平衡，这就具有了近代财政预决算的色彩，是地方行政的一大进步。如历史学家孟森先生所说：“自前代以来，漫无稽考之赡官吏，办差徭，作一结束。虽未能入预算决算财政公开轨道，而较之前代，则清之雍乾可谓尽心吏治矣。”征税权力的集中化、统一化，地方经费的明确化、预算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对整顿吏治、减少贪污产生了一定正面作用。
摊丁入地是将中国历史上人丁、地亩双重征税标准，变为以土地作为单一征税标准的重大赋役改革，它简化了税收的原则和手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平均赋役的严重情况，增加了地主的赋役，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负担，减少了户口隐漏，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生产发展，使国家的丁银收入有了保证，改善了财政状况。同时，农民不再被强制束缚在土地之上，大量剩余劳力可以流动，从事租佃、佣工、经商、手工业，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活跃。
实行奏折制度、设置军机处，打击朋党、整顿旗务，对西北的用兵和对西南的改土归流，无一不提高了行政效率，巩固了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整顿吏治、查补钱粮、士民一体当差等，无不打击了贪官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