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三国- 第29节

遥想公谨当年（1）
《三国演义》这部古典文学作品里，塑造了一个气量狭窄的周瑜。从此，中国的任何小说，再没有塑造出一个嫉妒心如此之重，而且家喻户晓的人物。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赛罗，也是一位好妒成性的老兄，但他和周瑜不同，周是才嫉，奥是情嫉，才嫉比情嫉要更可怕些，所煽动起的仇恨要更强烈些。
　　周瑜式的嫉才情结，排他心态，在作家这一行里，倒是根深蒂固，怎么也好不了的。越半瓶子醋者，越挤兑人；越觉得自己有点资本者，越不容人，而那些陷入创作危机，走下坡路者，则尤其不能允许别人冒尖。其实文坛地盘挺大，足可以跑马射箭，互不碍事，大家都有存活的余地，但一定不许别人风光地非要干掉几个，干掉一片，干掉绝大多数，就留他老哥或老姐一个，这就是三国中描写的周瑜的心理病态了。
　　幸亏周瑜不是作家，他要搞写作，“建安七子”，都出不来。这一点，得佩服曹氏父子，曹操捉住骂他的陈琳，不但没砍他的脑袋，还给了他一个官做。他儿子曹丕，诗写得文采绮丽，文学批评也是极有见地的人，他的《典论》对同代作家作出了品评，可他并不因为不喜欢谁的文章，而把谁给修理了。所以，当时魏国的首都是三国时期的文化中心。
　　赤壁之战时，要是诸葛亮像刚出道的文学青年，见到编辑鞠躬，见到作家作揖，见到评论家磕头，也许周瑜就不把他当回事了。可他又借箭，又借风，神气活现。赤壁之战后，周瑜着着输棋，竟被诸葛亮活活气死了。临死，仰天长叹曰：“既生瑜，何生亮！”这六个字，遂成千古警句。
　　其实，正史《三国志》中的周瑜，“性度恢宏”，那是胸襟开阔的人物。孙权与陆逊讨论时说：“公瑾雄烈，胆略兼人。”程普说过：“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可见是个很有人格力量的男子汉。而且《三国志》中说他“长壮有姿貌”，“少精意于音乐”，可见他确是苏东坡笔下那个“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的风流人物。他当时不可能，也没必要把诸葛亮太放在眼里的。这种可怕的嫉妒，倒是《三国演义》这部通俗小说给他创造出来的。
　　公元210年，他给孙权的信中说：“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只字未提诸葛亮。以及曹操后来给孙权的信中说到“赤壁之战，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的这番话，对于诸葛亮的作用也没有论及。因此，在历史上这场有名的赤壁大战中，时年三十岁的诸葛亮，不过是个小角色，充其量是西蜀派驻的一名军事观察员。而长他六岁的周瑜，才是指挥这次著名战役的总司令。
　　但由于小说家的虚构，扬抑之间，这两个人，一则为鹤氅羽衣的神仙，一则为鼠肚鸡肠的小人了。从此，周瑜成了气量狭窄，心胸偏急，嫉妒成性，毫不容人的文学典型。
　　于是，他垂死时的“既生瑜，何生亮”的悲鸣，就成了一个应该盖世而未盖世，应该得到一切而来不及得到的英雄，在他命危旦夕，已无法再一争短长时的绝唱。很痛苦，很悲伤，死也咽不下这口气，许多碰上“强中更有强中手”的败者，或者时运不济，错过良机，即使不死，也会在力不逮时，发出这种类似感叹的。
　　这六个字中有两个“生”字，真是深堪玩味啊！
　　中国人的心态，可能与中国人繁殖孳生得太多太快有关，一切的幸与不幸，一切的忧患祸福，都和人口众多，过于密集，以致生存空间变得狭窄拥挤有关。于是，就产生了像物理学所说的，作为物体，人与人之间的相排斥，相敌对，相嫉妒，相倾轧的行为，远远大于相吸引，相联系，相匹配，相协同的现象。
　　无妨假想一下，当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一个人时，人需要他人是第一位的。当每平方公里为一万人时，人提防他人是第一位的。当每平方公里为百万人时，连空气都不够呼吸，生存竞争，便是第一位的了。因此，人口众多，物产有限，形成了中国人心态中的独占欲，霸有欲。典型的状态是：一天不能二日，一山不容二虎，只有一个馒头，分开来吃两个人仍是饥饿，就不如拼个死活，一人享用。于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你，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势必要干掉对手，才能用馒头蘸着鲜血，从容地领教老子天下第一的风光。文坛不大看得见刀光剑影，但彼此之间的倾轧，有时也颇有血风腥雨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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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想公谨当年（2）
这也就是中国自古以来，总是时不时地造成历史倒退逆转的一个根本原因。只有无情的屠杀，而无公平的竞争，屠杀只能再回到黑暗，竞争才推动历史前进。一个总是不停拼杀内耗的社会，是不会取得长足进展的。
　　在这样的状态下，强者和强者，大概是很难共存的了，周瑜和诸葛亮如此，庞统要不死于落风坡，焉知后来和诸葛亮又何尝不如此呢？不是已见争功端倪了吗！
　　

刘玄德的仁义（1）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以仁义诚信，感召天下，从一个救了董卓，反而遭董卓白眼的平头百姓，在讨卓的盟军中，只是站在公孙瓒身后当跟班的些微角色，终于成了鼎立的三雄之一，被曹操誉为“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的风云人物。他那时一无地盘，二无兵马，依人篱下，能令世人刮目相看，他的仁义诚信，确实起了一部分号召的作用。
　　但他后来，所以在三分天下中，始终处于苟安一隅的最弱地位，虽有孔明、庞统智谋之士，关、张、赵、马、黄等勇武之将，而未能大发展，大开拓，东不能与孙吴撷抗，北不能与曹魏争雄，这其中，败因固然很多，但他的这种以仁义诚信取世，造成个人性格与情感上的偏执行事，而影响了政策，贻误了时机，也不能不说是很重要的一点。
　　任何政治行为，都得把握其一张一弛，有收有放，包括极其表面层次的，例如打出来的任何旗帜、口号，都不宜过头，凡过头，强化到极致，必然走向它的反面。古往今来，有无数这样物极必反的例子，直至我们大家都熟知的“文化革命”，最后走到极端，不就悖谬到“革命文化”而成浩劫了吗？
　　刘玄德的仁义，有时也很害了自己的。取荆州，就是一个例子，刘表病笃，孔明建议他取荆州，以拒曹操。他也认为“公言甚善”，但又说：“备受景升之恩，安忍图之。”孔明警告他：“今若不取，后悔何及！”他那仁义劲一上来，罔顾其他。“吾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随后刘琮将荆州献于曹操，伊藉和孔明都劝他“以吊丧为名，前赴襄阳，诱刘琮出迎，就便擒下，诛其党羽，则荆州属使君矣”。刘备又是那一套：“吾兄临危托孤于我，今若执其子而夺其地，异日死于九泉之下，何面目复见吾兄乎？”于是本来唾手可得的刘表的荆州，变成曹操的荆州，然后又变成在道义上是孙权的荆州。他呢？无论诸葛亮用怎样的言辞，强词夺理，说到底，也是暂借栖身荆州。
　　益州，又是一个例子，本来到益州，就是图谋这方土地。庞统、法正都劝他对刘璋“就筵上杀之，一拥入成都，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可坐而定也”。“事不宜迟，只在早晚图之”，而刘备却说：“刘季玉与吾同宗，不忍取之。”结果，他还埋怨庞统：“公等奈何欲陷备于不义耶？”此时要仁义，最后又大动干戈，不是十足的伪善，便是二十分的愚执了。荆州和益州，都坏在刘备的坚而不决上。他不是不想要，而是想在无碍于他的这种仁义诚信的招牌下要，那当然等于白日做梦。
　　旗帜不妨打，但要因时因地因利害而变，所以庞统说：“乱离之时，因非一道所能定也。”这是具有辩证法的观点。
　　他说得很清楚，也很实际：“且兼弱攻昧，逆取顺守，古人所贵。若事定以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严格地讲，只要是非我之物，占有的本身，就不可能有公理正义可言。但在那个占有、被占有，和反占有的时代，诸侯间不停地重新绘制政治地图的时代，弱肉强食，是历史的必然。腐败昏昧的政权，垮台只是时间上的迟早罢了。你不吞噬掉的话，别人也会毫不客气地要下嘴的，这里不存在任何感情上和道义上的契约责任，甚至哪怕信誓旦旦的盟友，此时最佳之计，吃掉他，也许倒是救了他。要是成为另外一个凶悍者的俎上肉的话，那日子说不定会更糟一些。
　　一个目标物放在那里，人人都想获得它，在这个目标物未明确落入谁的手中时，角逐者的争斗，便一刻也不得安宁。只有争夺已经无望，归属成为定局，大家这才会停下手来，这就是法正劝谕刘备取西蜀时，所说的“逐兔先得”的规律。于是，视情势而定，该取则取之，不该取则决不伸手；该取而不取者，谓之愚，不该取而取者，则谓之妄，都是偏颇的行为了。
　　刘备，一次次地被他的那些虚假名声，误了大事。庞统说，事当决而不决者，愚人也。刘备所以成不了大气候，他的虚张声势的仁义诚信，不也成为他碍事的包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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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玄德的仁义（2）
所以，什么事情，都不宜绝对化。适可而止，最好，留有余地，则更主动些。陈琳与《檄豫州文》
　　汉末，袁绍与曹操在争雄中原的时候，曾经让他手下的一位诗人陈琳，替他写一篇《檄豫州文》，声讨曹操。
　　陈琳原是朝廷重臣何进的主簿，参与机密的重要僚属，曾经谏阻何进，不要轻率地召外兵来中央诛除宦官，因为这种游戏，具有很大的危险性，结果屠户出身的何进不听，把脑袋玩掉了。陈琳怕因何进的关系被牵连，“避难冀州”。冀州是袁绍的根据地，而袁绍也曾是何进亲信。所以，就把赋闲在家的陈琳请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