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阿瑟即使坐在马桶上，他也牢牢地控制着一切。对于化学战与细菌战的战犯是否追究，他有两个顾虑—个企图。
其一，1925年订立的关于禁止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的日内瓦国际公约，日本虽签字了，但却未予以批准，而美国同样没有批准，如此要是在法庭上饶起舌来，没准会招惹多少麻烦。其二，美国在日本的土地上扔了两颗原子弹，同样是底气虚的事。当年日本政府就提出抗议，说原子弹的残酷性远远地超过了毒气武器；在法庭上，东条英机就利用了这一点，反驳了法官有关毒气武器的审讯。其三，美军一直把研制和实验细菌武器与化学武器作为一个优先任务，日军耗费了巨额资金和无数生命，在这方面取得了领先的成果，美国只需勾销战犯的罪状，便可以空手筹码在袖子里头做成交易，获得罪恶的研制成果，来充实自己的武库。
这第三点才是最重要的。早在1943年，日军下级军官伊藤在九江地区误入中国军队防区，被抓获后供出日军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的一些情况。战区的苏联顾问组马上要求与伊藤见面，通过双重翻译，询问了伊藤。重庆美国顾问团得到情报后，立即派来三名美国顾问，自带三名美籍日侨作为翻译，与伊藤秘密交谈达两周之久，了解日军细菌武器的详情。
这情形就如同一群强盗乘着月黑风高杀人越货，聚集了大量沾着血腥的金银珠宝，密藏了起来。结果另一拨子强人占了寨子，并以压寨夫人作人质，要么交出金银珠宝，要么杀了压寨夫人。当然，我得一笔逆财，你拣一条小命，这实在是一件两全齐美的事。细菌武器对美国来说，无疑比金子还要贵重。
白白地获取日本的细菌武器，确实不知要使美国省下多少力气。
日本为研制细菌武器，投入了巨额资金和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尽了灭绝人性的手段。
日军最初的细菌研究机构，是1932年设立于日本陆军军医学校的“防疫研究室”。次年，考虑到需用大量活人进行试验，经参谋本部批准，在哈尔滨南岗地区成立了细菌研究所，它是保密的，对外称之为“加茂部队”，此后还用过多种假代名称。1936年，根据天皇的敕令，以原有的研究机构为基础，在中国长春和哈尔滨建立了两个强大的细菌基地，后又在南京和广州建立了细菌部队，其中最重要、规模最大的是“东乡部队”。
“东乡部队”位于哈尔滨东南约20公里处的平房镇。在五公里长的围墙里，中央耸立着一座异常高大的四方形的楼房，它周身镶嵌的瓷砖闪耀着白色的光辉。它的东边有一座直插云霄的烟囱，整日制造着滚滚乌云。烟囱的外侧是一个机场。中央大楼的西面，并列着一片白色的像医院似的建筑物、仓库、公寓式的宿舍。到处都弥漫着石炭酸的气味，阳光像鱼鳞的反光一样幽晦，来往的人静无声息，脸上包裹着严密的铁丝网。一声惨叫划破了寂静，使这里像是一座阴森恐怖的杀人魔窟。
1941年，“东乡部队”改称为“关东军第731部队”，工作人员增至3000人。
这里的魔王是石井四郎。从一开始，他一直是研制细菌武器的核心人物。
石井四郎1892年出生于千叶县一家大地主家庭。从小聪敏过人，且有一股坚韧的钻研精神。1919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院，由于学习成绩出类拔萃，校长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做妻子。此后他专事研究细菌学、血清学、防疫学和病理学，对一战中的毒气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萌发了制造细菌武器并用于战争的野心。
细菌战之父用细菌赎命（3）
日本法西斯的需要和支持，使他的研究得到了肥沃的土壤和雨水丰沛的季节，也使他的研制手段残酷到了极致。
他身穿草绿色的连衣裤工作服，外面套一件白色的防疫大褂，戴着口罩、胶皮手套和帽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向地下室走去。这是一条阴森可怕的走廊。为防止蚊子苍蝇这类昆虫飞进来，顶棚、护墙板和窗户上都涂满了血液般的大红色，使得这里分不清是白天还是黑夜。
石井四郎推开地下室重重的铁门，一声凄厉的叫声迎面刺来。这是“木头”发出的惨叫。石井四郎把用来做实验的活人叫作“马路大”，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木头”。
一个“木头”被绑在像是涂了沥青的墨黑色铁床上，他挣扎着，约摸十二三岁。几个身穿防毒服的冷血怪兽死死地按住他。他们没有给他打麻药，就用锋利的手术刀切开了他的腹腔。孩子呻吟着昏死过去，他的肠、胰腺、肝、肾、胃等内脏被一一取了出来，放进了装有福尔马林液的玻璃容器中，在福尔马林中不停地抽动。接着，刀子从小孩的耳朵到鼻子横着切了一刀，撕开了头皮，又用锯子锯开头盖骨，取出了脑子。刀子又把大腿根上的皮肉切开一圈，剥开的皮肉往外卷起，刀子一气切下去，鲜血泉水般地涌流出来。咯吱咯吱，大腿骨一下被锯子截断了，落到水泥地上，溅起汪在地上的血水。锯子又杀进了左臂……
新鲜的标本被送到了陈列室。石井四郎跟了进去。陈列室是个四壁粉刷得煞白刺眼的大房间，贴墙摆着一排三层的搁架，上面放满了高60厘米、直径约45厘米的玻璃容器。泡在福尔马林里的人头，有的裂开一道大口子，像个石榴；有的被军刀从当顶劈到耳根，分成两半；有的额面骨被炸弹炸出个大窟窿；有的带着红、青、黑色的斑点……这些男女老少，中国人、苏联人及蒙古人的人头，眼睛有的闭着，有的怒气冲冲地暴张着充满血丝，散乱的头发向上漂起，不住地晃动。
干得挺漂亮！石井四郎眯缝着双眼，满意地点点头。
在他的指导下，这里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五花八门的残酷绝伦的实验：
往一个汉子身上注射鼠疫菌，然后把他推进透明的隔离室，观察病变的过程。数小时后，“木头”痛苦地死去。他的腋下和两股之间的淋巴腺肿得非常厉害，前胸和面部因为皮下出血而完全变成了黑紫色，其余部分的皮肤呈现出暗淡的粉红色。
把伤寒菌冲入甜水、注进西瓜，分给一群男女老少吃下去，从“木头”染病的情况来测试细菌的浓度和繁殖的效果。将母女两人关进透明的毒气实验仓里，放进毒气，以测试毒气致命的速度。四岁的女儿突然从母亲的怀中抬起头，瞪着一双圆圆的大眼睛，惊恐地向四周张望。母亲拼命地抱紧女儿，像是要保护她。不久，她们便全身痉挛着含冤而死。
为了确定人体各种器官在高气压中忍耐的限度，一个青年被塞进了真空环境实验仓。他赤裸地站在里面，抽气机开动后，仓内的空气渐渐抽尽，他张大嘴拼命呼吸，双手拼命抓自己的前胸，血淌了下来。他的眼珠暴突出来，痛苦地倒了下去。
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夜晚，把12名中国人和1名苏联人押到室外，用刺刀逼着将双手插进冷水桶，又提出水面冻僵，再把他们押到室内敷药“治疗”，不能治的手指就用剪刀剪去。再冻伤，再“治疗”，以进行冷冻实验。直到锯掉四肢气绝。
为了实验细菌炸弹的效果，把10名中国人绑在彼此间隔5米的柱子上，用飞机投掷“石井式”瓷壳细菌炸弹，弹片扎进了他们的身体，使他们染上无可救治的炭疽菌疫。
将一批中国人押入坦克和装甲车内，用火焰喷射器喷射，看达到什么程度能把人烧死，以进行火焰喷射器杀伤力的实验。有时还让“木头”分别穿上厚棉衣、普通军服及赤裸着身子，分组排成10人，用三八大盖枪瞄准排头开火，记录下步枪的穿透性能。
这些灭绝人性的冷血家伙还拿活人进行人、马、猴之间的血液交换实验；在妇女身上进行梅毒实验，把人头往下吊起来进行倒悬实验；把人憋死的空气静脉注射实验；把人烤干的干燥实验；电击实验，把人烧成一摊焦炭……
只有魔鬼才有这样的想象力，也只有魔鬼才能有如此坚强的神经。
那座插入云霄的烟囱整日冒着滚滚黑烟。那是焚尸场的烟囱，每天都有被折磨死的人运往那里，浇上汽油，烧成烟雾和灰烬，连一块骨头渣都不剩。被烧掉的“木头”每年约有五六百人，累计起来至少有3000人。
石井四郎的事业飞速发展，细菌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战败前夕，每个生产周期至少能生产三万万亿个细菌。731部队的细菌储蓄量，足以毁灭全人类。如果真的使用了细菌武器，我们这个星球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也许真像一些恐怖片的创作者们想象的那样：空空荡荡的大街上偶尔出现几个人，转眼间他们又出现在一个隧洞里。他们脸上闪烁着与生由来的惊恐，长着的疤痢流着黑稠的脓血。一个小伙子渴得实在忍不住了，他在一条水沟旁蹲下去，掬水凑到唇边，就在这一刹那，他神经质地怔住了。像铁一样闪着蓝光的水从他的指缝间漏下来，一滴一滴落在沟水里，这声音越来越响，仿佛预示着什么灾难要临，黑暗中的人们睁大了眼睛。
细菌战之父用细菌赎命（4）
但是失败像闪电一样来临了。如同德国法西斯研制的“雷特”式战机一样，这些毁灭性的武器没有来得及大规模使用。逃跑之前，为了毁掉证据，石井四郎指挥731部队进行了最后的屠杀和破坏。他们用卡车把1000具人体标本扔进了松花江；焚烧了不便携带的实验材料；销毁了细菌培养器、冷冻设备、显微镜、化学天秤、陶制细菌炸弹；用炸药和重油把所有的建筑物炸成一片废墟。
731部队用毒药和机枪杀死了最后的300余名“木头”。已死与未死的“木头”被抛进事先挖好的八个大坑，浇上汽油焚尸。燃烧的尸体滋滋地响着散发出异样的臭味。火熄灭后，又将烧掉一半的人脸、半生不熟的肉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