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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2月9日，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他们分别进行了侦讯。
野田岩在被侦讯的时候摇头否认有过“杀人比赛”。
审判官龙钟煜出示了那张《东京日日新闻》，报纸以“超纪录的百人斩”的醒目标题刊载了那则“杀人比赛”的新闻，还配以大幅照片。
野田岩仍在抵赖：“报纸上的记载是记者的想象。”
“难道这张照片也是想象吗？”
照片上两个恶魔的脸上充溢着狂妄和满足的神色。他们肩并着肩手握带鞘的军刀刀把，黄军服，黑皮靴，一字胡，神气十足。
野田岩不得不供认：“照片是记者给我们两人合拍的。”
而面对这张记录着他们罪恶事实的报纸，向井敏明的狡辩更是荒诞不经。
向井敏明说：“为了博取日本女青年的羡慕，回国好找老婆，所以叫记者虚构了这条颂扬武功的消息。”说得过于从容了。然而倒也不乏几分真实，当初他们确实是抱着日本武士的英雄激情和理想，为了“发扬日本的武威”，而向中国人下刀的。
迷茫的追求，被邪恶驱赶着的命运，使人想起一首日本民歌：
我是河里的枯芒草，
你也是枯芒草。
我们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永远是不会开花的枯芒草。
没有思想的芦苇，宿命的芦苇。没有思想而又杀人，杀人就是他的思想。
他们是杀人的芦苇。
1947年12月18日，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公审田中军吉、野田岩和向井敏明这三个人间恶魔。《判决书》指出：
“被告等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系违反海牙陆战规例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应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其以屠戮平民认为武功，并以杀人作竞赛娱乐，可谓穷凶极恶，蛮悍无与伦比，实为人类蟊贼，文明公敌，非予依法严惩，将何以肃纪纲而维正义？”
宣判“各处极刑，立即执行”。法庭内外，一片同贺之声，有人喜极而悲。
三声枪响，黑血激溅。全城欢心摇撼。
是日为草鞋峡集体屠杀5万多受难军民十周年祭。
第七章 庭前幕后
细菌战之父用细菌赎命（1）
细菌战之父用细菌赎命 东京
宁波的天空传来隆隆的飞机引擎声，宝昌祥内衣店的伙计蒋信发像往常一样，飞快地钻进了地洞。可是洞外并没有发生惊天动地的爆炸，他斗着胆子把脑袋伸出了洞口。他看到天空撒下一片片金黄色的麦粒和粟子，看到像纱巾一样飘动的白黄色粉雾。日本人要干什么呢？他觉得小腿上痒痒的似有什么东西在爬，低头一看，脚面爬上了许多红色的跳蚤。他从没见过这样的跳蚤。他跺跺脚，踩死了几只。
当晚回到家里，他感到体虚发热，头痛难忍，腮帮子发炎肿胀。不出数日，患区从面部蔓延到胸口，皮下淤集的血变成紫黑色，身体因失水迅速枯缩，像一具沙漠中干瘪的木乃伊。送到医院不久，他便痛苦地死去，经诊断患的是鼠疫。他的父亲蒋阿宝，继母阿香，也因同样的病症瘁死。消息瘟疫般地传递。1940年10月下旬，宝昌祥内衣店的15名职员有14人暴病而亡；元太绍酒店死6人；东后街一家鱼贩全家死绝……是瘟疫，鼠疫。东大路的太平巷、开明街一带成了鼠疫区，成片的居民突然像体内被泼上火油点着了火，医院塞满了人，但一个个都法抗拒地悲惨死去。
远处传来消息，金华附近的东阳、义乌和兰溪3个县也有438人染此疾，不治者361人。
事过不久，在哈尔滨南郊“关东军731部队”的秘密播映厅里，银幕上出现了日军细菌部队的攻击场面：几架飞机的翼下挂着特制的器皿；装着跳蚤的器皿；飞机低空掠过村庄；老百姓在移动奔跑；字幕“任务完成”；731部队长石井四郎从一架飞机上款步而下，脸上浮着得意的神情；中国报纸的特写和日语译文：“宁波一带发生鼠疫”。
石井四郎倒背着手，在前躬后仰地作演说：“日本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及其它制造武器所必须的原料，所以日本必需寻求新式武器，而细菌武器便是其中的一种。”细菌武器成本低，杀伤力强，且能造成恐怖气氛，挫伤对手的士气。
此后，石井四郎多次指挥他的731部队，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1941年夏季，他派出由100多人组成的第二批远征队，在常德和洞庭湖一带上空散播了大量的鼠疫菌，使得那里爆发了强烈的鼠疫症，造成了人员死亡和巨大的恐慌。次年夏季他亲率远征队到金华地区，把盛着细菌的玻璃瓶和轻铁瓶投入水井、沼泽和民宅，造成大批的人死亡，义乌县崇山村380户人家，死了320多人，有30户全家死绝。石井四郎并不满足，他要效益，还要刺激。该地有两处日军的集中营，关押了3000名中国战俘。远征队预制了同样数量的烧饼，用药针把伤寒菌和副伤寒菌注射到烧饼里去，分发给俘虏吃，然后放了他们，用隐形的屠刀大量杀害中国人，而日军却把中国士兵吃烧饼的情景拍摄下来，作优待俘虏的宣传。
南京“荣”字第1644细菌部队的成员榛叶修深为自己从事的勾当感到可耻，因而逃往中国军队。他写了一份“日军罪行证明书”，证实了日军极其惨无人道的行为。他写道；他所在的“防疫给水部”表面任务是为日军预防传染病，而实际却在秘密制造霍乱、伤寒、鼠疫、赤痢等病菌；在1942年的浙赣作战中，该部用飞机积载伤寒、赤痢、鼠疫等向金华、兰溪中国军驻地与后方撒布，以使大批中国军民染恶疾死亡。
榛叶修写道：遭受严重打击的中国军队因急速撤退，前进中的日军很快进入细菌散布的地区，由于饮用了那里的水，许多日本兵被感染。“1943年9月中旬，我去过杭州陆军医院，当时该医院住满了患传染病的日军士兵，每天都有3—5名患者死亡。”
他检举了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目的：
“在敌军阵地后方散布厉害的恶性病原菌，人为地使传染病猖獗，使敌军毙命，士气沮丧，此乃主要目的。这种非人道的行为给一般居民也带来颇为恶劣的后果。”
榛叶修的证词送到了东京国际检察局。
使用细菌武器是严重破坏战争法规及严重的反人道行为。中国政府的检举，引起检察局的一些官员的关注。美国法官莫罗上校开始着手调查日军的细菌战、化学战问题。他被指定负责日中战争工作小组。
莫罗提交了一份《中日战争》的备忘录，其中以充分的证据指出：日军实施了毒气战和化学战；这两种残暴的手段早已被凡尔赛条约等国际协定禁止；德国与意大利在二战中也末使用；石井四郎是研究细菌武器的负责人，他用活人作试验；日本政府对此要负责。莫罗忙乎着。
但是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对追究细菌战犯不感兴趣，他的兴趣是要搞清731部队的秘密。他许诺，只要731部队成员积极提供情况，可以“不作为战犯追究”。
要求审问石井四郎的请示未允准，理由是证据不充分。就是在这个时候，盟军的化学部主任马歇尔上校被介绍给了莫罗。这大既是个暗示：追究细菌战不行，追究化学战似乎还有可能。莫罗好像就做了这样的理解。
所以，此后莫罗到中国收集证据，便把重点放在化学战上。重点还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的一般背景，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剥削、南京大屠杀、贩卖鸦片等。莫罗由中国检察官向哲濬陪同，与美国法官萨顿等在中国转了一个月，先后访问了上海、北平、重庆、南京。
细菌战之父用细菌赎命（2）
回到东京后，莫罗向基南提交了一份《中国旅行报告》。报告除列举对诸方面调查到的情况外，还特别指出，日军使用过毒气。至于这一点，他弄到了日军俘虏的证词、中国外科医生的证词、被芥子气毒死者的照片、中国国民政府关于日军毒气伤害36968人（2086人死亡）的记录。
莫罗在东京又写了一份专题报告《在中国进行毒气战的一般说明》。这份报告指出，日军在1938年淞沪战役中首次使用催泪性气体和呕吐性气体。此后毒气战例频繁，尤其在进攻武汉时，日军肆无忌惮地开始使用剧毒的糜烂性毒气和路易氏毒气。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历年使用毒气达1312次。这个数据确实不完全，它没有包括用毒气对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屠杀。1994年，《朝日新闻》报道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保管的微缩胶卷，这个从未公开的胶卷证明，日本军部曾发布在中国使用猛毒毒气的命令，自“七·七”事变到日本投降，日军在中国使用毒气达2911次，伤亡人数达8万之众。
在众多的证据中，日军中枢机关撰写的《日中战争中化学战例证集》是极有价值的资料，它证实了日军对毒气武器的研究开发、制造、教育、实战使用等有计划的过程，并证实了日军军部对化学战的指导。在这份资料记载的40个战例中，宜昌攻防战应该算是突出的：1941年秋正值第一次长沙战役，乘日军在宜昌的兵力薄弱，蒋介石严令第六战区司令官陈诚夺回宜昌。驻宜昌日军被完全包围，濒临全军覆没，于是孤注一掷，向围攻的中国军队发射了包括芥子气在内的大量毒气弹，才保住了占地不失。
证据结结实实地握在莫罗的手里。然而他又空忙乎了，他起诉的愿望又被压制了。就是对化学战也不予追究。检察方面不起诉，法庭便谈不上审理。
麦克阿瑟即使坐在马桶上，他也牢牢地控制着一切。对于化学战与细菌战的战犯是否追究，他有两个顾虑—个企图。
其一，1925年订立的关于禁止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的日内瓦国际公约，日本虽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