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霸王气十足的傅斯年则更加出格，他污蔑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为“贼”，开口闭口〃张贼”、〃杨贼”，充分暴露了这些极右翼上层知识分子的极端仇恨心理。
张季鸾、胡适、傅斯年等人的言论代表了国民党统治区极右翼上层知识分子对西安事变的观点和立场，极右翼上层知识分子历来是蒋介石及国民党政权的铁杆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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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公馆成临时监狱
1936年12月26日，张学良抵达南京，被安排住进北极阁上的宋子文公馆。戴笠奉蒋介石之命调派军统局特务队前往监视，这是张学良幽禁生活的开始，不过这时行动还有点”自由”。宾客临门的虽然不多，但并不特别冷清。过去纠缠张学良不放的吴铁城、张群和孔祥熙来看过他，张学良也可以外出拜客。每次出门，总有四部汽车随行：张学良乘一部，多半有宋子文相陪；张从西安带来的秘书、副官乘一部；南京市警察厅的特务乘一部；军统局特务队乘一部。无论张的汽车到哪里，特务们就跟到哪里。
12月31日，张学良由宋子文陪同前往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受审，他从西安带过来的秘书、副官等随即被宪兵团缴械、扣押。审判后，张学良再也没有回到宋公馆，而被直接押到南京太平门外事先已腾空的孔祥熙公馆。
从这天起，蒋介石对张学良就从暗中监视变为公开囚禁，命令军统局和宪兵司令部共同执行。当时，军统局由书记周伟龙（又名周道三）负责，带领军统局特务15人，王芳南任组长；宪兵司令部方面由警务处处长丁昌负责，实际上是由该部中校处员欧阳湘负责，派有宪兵特高组组员7人；另有武装宪兵一个排担任孔公馆大门和房屋周围的武装警卫。在张学良二楼住房的楼梯口、房门口，都有宪兵、特务站岗。
至此，张学良完全失去了自由，情绪低落，成天一言不发，蒙头大睡，送去的饭菜也吃得很少。在房门口监视的警卫发现张在睡觉时把身上穿的一件背心脱下来垫在床上，身子就睡在背心上，便认为这件背心里一定藏有什么秘密，或是武器，但又不敢公开检查，即向负责的特务反映。于是，特高组一名组员趁张睡后翻身的时候去检查，结果什么也没查到，反而惊醒了张学良。一看此情形，张非常生气，大声说道：”你们真缺德！真缺德！”这是他被囚禁后讲的第一句话，足见心中的愤怒。
在孔公馆，张学良住了两个星期。除了负责监视任务的戴笠（丁昌等特务头子可以自由出入，奉派照料张学良生活的“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每天可以看他一次，为处理西北善后问题与张接洽的东北军部属王化一、吴翰涛等人在得到批准的情况下，也可以来见张学良；此外，任何人都不能去看他。时在南京中央军校第十期受训的张学思（张学良的四弟）打听到大哥的消息后赶来孔公馆求见，被大门警卫坚拒，声称“这里没有这个人”。张学思再三恳求，宪兵特务始终严词拒绝。张学思只好在门外站了一个多钟头，才满含热泪，怅然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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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窦山“读书”（1）
1937年1月2日，蒋介石即带着夫人宋美龄和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回到了浙江奉化县溪口老家，一面疗养，一面在幕后处理西安善后事宜。
1月4日，阎宝航、李志刚从西安飞抵南京，先后见了何应钦、张继，何是亲日派兼###顽固派，张是###顽固派，这两个人见了阎宝航、李志刚都没有好话，何应钦一味叫嚷“非打不可！”而张继则说：“张学良劫持统帅，大逆不道，姑念他拥护中央不无功绩，国民政府将他特赦，交军事委员会管束。”
阎宝航在南京不得要领，第二天赶到上海见宋子文、宋美龄兄妹。阎宝航很愤慨地对宋子文说：“事情变了，你们的保证落空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坚持非放回张副司令不可，你们有什么办法呢？”宋子文兄妹当初为了让蒋介石早日离开西安，拍着胸脯一口保证张学良的安全，并且不惜以全家生命作担保。但蒋介石回到南京就翻脸不认账，宋氏兄妹显然也是无可奈何。宋子文自己的诺言落空，感到脸上无光，对阎宝航的质问无言以对。阎宝航把何应钦坚决要打仗的话告诉宋子文后，强调西安事变善后必须和平解决，不能再打仗，张学良的安全必须得到保障。宋子文表示赞同。在阎宝航的要求下，宋子文答应一起去奉化溪口见蒋介石。宋子文鉴于国民党###李石曾平时在蒋面前能说上话，又拉了李石曾一同前往溪口。在飞机上，阎宝航向宋子文、李石曾建议把张学良接到溪口，一则以安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之心，二则可以让张学良协助蒋介石处理西安事变善后问题。宋、李均表示接受阎宝航的建议。宋子文等三人到溪口后，蒋介石吩咐将他们安置在武岭中学。蒋介石知道宋子文等人此来是为张学良做说客的，而且这位大舅哥脾气急躁，两人一旦见面难免要发生争执，故蒋拒绝与宋见面，让人打电话通知宋子文，说委员长不想见宋先生。宋子文吃了闭门羹，也无可奈何，在武岭中学吃完午饭，即对阎宝航说：“阎先生，你同李石老在这儿，我要回上海去，有必要时我再来。”阎宝航不知道蒋不见宋，对宋的话感到很愕然：“这是怎么回事？没见过委员长，你怎么就要回去呢？”李石曾从旁递了个眼色，意思是说：“让他回去吧！”宋子文离开溪口后，蒋介石当天深夜接见了李石曾，李向蒋建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善后，并将张学良接到溪口来，以便于就近商洽西北善后。蒋表示同意。”。
1937年1月13日，张学良在米春霖、贺耀组、戴笠的陪同下，由南京飞往宁波惟一的栎社机场，然后换乘汽车赴奉化溪口，蒋介石下令暂时将张学良安置在溪口镇上的别墅文昌阁内。
1月14日晚7时，蒋介石在他母亲王采玉的坟庄——离溪口镇约1》5公里的白岩山中垄请张学良吃了一顿饭，徐永昌、贺耀组、戴笠等作陪，磋商西安事变善后问题。这是蒋、张1936年12月25日在洛阳分别后的首次见面。
1月下旬，张学良移居雪窦山上的中国旅行社招待所。此后，“管束”张学良的责任即由军统局单独负责。
当时，军统局专门成立了一个监视组织，美其名为“张学良先生招待所”。军统局特务队的全称是“军统局派驻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特务队”，设有队长、队副、副官（负责经费开支）、事务员（负责经办生活用品）。队长刘乙光，中校，对外称秘书；队副许建业（四五个月后改为许颖）；便衣特务队员30多人，分为三个组：警卫、随护、巡查，担任便衣警卫，每天派有值班人员，将张学良的一言一行、生活情况详细地作秘密记载，向队长汇报。特务队配备有50支快慢机短枪、2支冲锋枪、2支自动步枪，火力相当充足。
除便衣特务队，还有一个宪兵连（连长陆文康）担任武装警卫任务。此外，还配备有电台一部、报务员一人、邮电检查员一人、厨师二人、医生一人以及高射机枪二挺；便衣警卫、宪兵连及所有人员、装备均归刘乙光直接指挥。另外，还有张学良从西安带来的随从副官二人，夫人于凤至来后又带来一位伺候她的王姓老妈子。
雪窦山“读书”（2）
戴笠给看守张学良的军统便衣特务、宪兵规定了森严的纪律，其主要内容是：（一）要严加看管，不准发生任何事故，不准其逃跑和自杀。（二）看守人员不准与张交谈国事，更不准与外人（亲友通信涉及张之住处等事宜。（三）除持蒋之手谕或电谕者外，不准张学良同任何外人接触。（四）张之行动只准在住处的10里以内，10里以外须经请示批准后方能照办。（五）看守人员要各负其责，宪兵连担任外围警戒，发现可疑者要严加检查、询问，内卫由便衣警卫分组轮流值班，室外警戒、室内监视，并要将张学良每天的言论、行动当天电报军统局。
据说，宋美龄曾当着蒋介石和戴笠的面，让蒋吩咐戴：“不许对张学良胡来！”宋还交代戴：“到溪口后要让张学良自由走动，要命卫士照顾生活，允许老友探望，允许对外通信。”戴笠对此诺诺连声。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个刘乙光，因为他负责看管张学良整整25年（1937～1962）之久，与张的后半生关系极大。刘乙光（1898～1982），湖南永兴县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黄克诚大将不仅是小同乡，而且是早年的“患难之交”。黄克诚比刘乙光小4岁，两人都是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的学生，彼此关系不错。刘乙光从第三师范毕业后，黄克诚鼓励他去投考黄埔军校。刘乙光从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在北伐军中做政治工作，曾任国民党陆军第二师第二旅某团少校训练官等职务。而黄克诚从师范毕业后前往广州进了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领导湘南暴动失败后，流落到南京、上海寻找共产党组织关系，意外地在南京遇到了刘乙光。此时的刘乙光虽然在国民党军中工作，但思想比较左倾，他虽然知道黄克诚的共产党员身份，还是积极帮助他。刘乙光亲自把黄克诚送到上海，以后每月还寄钱接济黄克诚，并给他在国民党军队中介绍工作。所以黄克诚晚年如是说：“我与刘乙光这位同乡可算是有点患难交情了。通过这一段的相处，我感到他是一个热情助人又能同情革命的人。因此，在临分别时，我对自己的去向没有向他隐瞒，据实以告。刘乙光听了后对我说，他也有去当红军的想法，等将家属安顿好后，再考虑去苏区参加红军。但他以后并没有去苏区，我也没有再同他联系。可能他以后又向右转，完全投到反革命一边去了。此后的刘乙光不仅没有去苏区，后来还担任过蒋介石的警卫队长，再后参加军统，成为特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