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蒋是八拜之交的金兰兄弟，一直以蒋的最高国策顾问自居。碰到这样严重的事件，戴季陶认为理所当然应该由他来拿大主意，故在会议上显得最为活跃。当两派意见僵持至次日凌晨，时尚不能做出结论时，戴季陶就从座位上站起来，神态简直像疯狂了一般，慷慨激昂地说：〃现在委员长的吉凶未卜，若是不幸而为凶，则我们还去和叛逆妥洽，岂不是白白地上了他的当，乃至将来无法申大义而讨国贼？若是委员长还是安全的话，则我们用向绑匪赎罪的方式将委员长救出来，则委员长又将何以统帅三军，领导全国？现在我们只有剑及履及的讨逆，才能挽救主帅的生命，挽救革命的事业。总理遗留下来的革命成果和委员长一生为革命奋斗的事业，总理遗留下来的革命事业和委员长一生为革命奋斗的伟大成果，断不能因为这次西安事变便毁灭了。”他还引经据典地说了一大通，最后警告与会诸位：“若是今晚我们中央不能决定讨逆的大计，明天全国立刻大乱！政府也垮了，大局无法收拾，我们何面目以对总理？何面目以对蒋先生？”
说完这番话后，他注视着军政部长何应钦说：“万一有意外，只有我二人做文武翁仲耳！”
在主战派的强烈坚持下，会议于13日凌晨做出如下决议：
一、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负责。
二、调整军事委员会指挥机构。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改为五至七人，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由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会负责。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
三、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同一天，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代理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联合署名发表国民政府令，公布了这个决定。
通过这一系列的决议，将南京政府的军政大权转移到了蒋介石的亲信孔祥熙、何应钦的手中，排除了非蒋系势力染指南京政府权力的可能性。会议结束后，何应钦即着手调遣军队，准备进攻西安。
西安事变的爆发，同样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在国内方面，社会舆张季鸾论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褒贬、毁誉各异。
左翼的民众团体和知识分子赞扬张、杨的爱国行动，支持他们的救国主张。在西安的西安学生联合会、东北民众救亡会等18个民众团体于12月14日联合发表通电，斥责蒋的误国政策，称赞张、杨的爱国壮举，呼吁“全国同胞万众一心，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挽危亡”、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杨的爱国主张，迅速召开救国大会，实行抗日。同日，北平学生联合会致电张、杨，呼吁早日召开救国会议，贯彻八项主张，克日誓师北上，收复已失山河。
12月15日，全国救国联合会发表《为当前时局紧急宣言》，站在民众的立场，站在团结御侮的立场，对张、杨的主张表示同情，但反对采取兵谏的方式。宣言说：“张学良、杨虎城诸将军提出的主张是联合各党各派，实行民主政治，团结全国力量，出兵收复失地）而所用的手段却是扣留蒋介石先生，实行武力诤谏，这种不合常轨的办法，当然不能为全国民众所赞同。……我们要求当局尊重全国的民意，和平解决陕事；要求张杨诸将军立刻恢复蒋先生的自由，和中央剀切磋商，实行抗日大计。”
右翼团体（右翼知识分子及其舆论工具如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等则明确支持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攻击张、杨的行动。一贯拥护蒋介石的张季鸾、胡适、傅斯年等极右翼上层知识分子更是如丧考妣，在这些报刊上连篇累牍发表文章，使用最恶毒的语言，歇斯底里地攻击张学良（杨虎城，同时使用肉麻到牙齿发酸的语言狂捧蒋介石，掀起一股笼罩全国的宣传恶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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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的反应（3）
西安事变期间，《大公报》每天发表一篇由主笔张季鸾亲自撰写的社评，斥责张、杨，吹捧蒋为惟一领袖，要求无条件释放蒋。以1936年12月18日发表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为例。该文说：
……主动及附和此次事变的人们听着！你们完全错误了。错误的要亡国家，亡自己。现在所幸尚可挽回，全国同胞，这几天都悲愤着焦躁着，祈祷你们悔祸。……你们大概听了许多恶意的幼稚的煽动，竟做下这种大错，你们心里或者还以为自己是爱国，哪知道危害国家，再没有这样狠毒严重的了。你们把全国政治外交的重心、全军的统帅羁禁了，还说甚么救国！你们不听见绥远前线将士们，突闻陕变，都在内蒙荒原中痛哭吗？你们不知道吗？自十二日之后，全国各大学，各学术团体，以及全国工商实业各界，谁不悲愤？谁不可惜你们？你们一定妄信煽动，以为有人同情，请你们看看这几天全国的表示，谁不是痛骂！就使诚心反政府，想政权的人，在全国无党无派的大多数爱国同胞之前，断没有一个人能附和你们的。因为事实最雄辩，蒋先生正以全副精神领导救国，国家才有转机，你们下此辣手。你们再看看全世界震动的情形！凡是同情中国的国家，没有不严重关心的。全世界的舆论，认定你们是祸国，是便利外患的侵略！因为这是必然的事实。蒋先生不是全智全能，自然也会有招致不平反对的事，但是，他热诚为国的精神，与其领导全军的能力，实际上成了中国领袖。全世界国家都以他为对华外交的重心。这样人才与资望，再找不出来，也没机会再培植。你们制造阴谋之日，一定能预料到至少中央直属的几十万军队要同你们拼命，那么你们怎样还说要求停止内战？你们大概以为把蒋先生劫持着，中央不肯打你。现在###令下了，多少军队在全国悲愤焦虑的空气中正往陕西开。你们抗拒，是和全国爱国同胞抗拒。你们当中，有不少真正爱国者，乃既拼了命而祸了国，值与不值？所幸者，现在尚有机会，有办法，办法且极容易，在西安城内，就立刻可以解决。你们要从心坎里悲悔认错！要知道全国公论不容你们！要知道你们的举动，充其量，要断送祖国的运命，而你们没有一点出路。最要紧的，你们要信仰蒋先生是你们的救星，只有他能救这个危机，只有他能了解能原谅你们！你们赶紧去见蒋先生谢罪罢！你们大家应当互相拥抱，大家同哭一场！这一哭，是中国民族的辛酸泪！是哭祖国的积弱，哭东北，哭冀察，哭绥远！哭多少年来在内忧外患中牺牲生命的同胞！你们要发誓，从此更精诚团结，一致地拥护祖国。你们如果这样悲悔了，蒋先生的泪一定更多，因为他为国事受的辛酸，比你们更多几十倍。我们看他这几年在国难中常常有进步，但进步还不够。此次之后，他看见全国民众这样悲忧，全世界这样系念，而眼前看见他所领导指挥的可爱的军队大众，要这样牺牲，而又受你们的感动，他的心境，一定是自责自奋，绝不怪你们。从此之后，一定更要努力集思广益，负责执行民族复兴的大业。那么，这一场事变，就立刻逢凶化吉转祸为福了。你们记住几点：（一）现在不是劝你们送蒋先生出来，是你们自己应当快求蒋先生出来。（二）蒋先生若能自由执行职务，在西安就立刻可以执行。你们一个通电，蒋先生一个命令就解决了。（三）切莫索要保证条件。蒋先生的人格，全国的舆论，就是保证。你们有甚么意见，待蒋先生执行职务后，尽可以去贡献，只要与国家民族有利，他一定能采纳，一定比从前更认真去研究。（四）蒋先生是中央的一员，现在中央命令###，是国家执行纪律。但我们相信蒋先生一定能向中央代你们恳求，一定能爱护你们到底。……”
这样肉麻的文字，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宣传家们也未必能够写得出来，所以当报纸出版后，国民党中央下令将《大公报》加印数万份，用军用飞机运到西安上空散发，成为攻击张、杨的重磅炸弹。胡适表面上给人以温文尔雅的大知识分子印象，但实际上他骂起人来却是狠毒无比，这次骂张、杨也不例外。他文章的题目是《张学良的叛国》，内容就更恶毒。他说：
中外的反应（4）
……万不料回国刚刚十二天，就遇着了张学良在西安叛变劫持统帅的恶消息！我个人精神上的大打击自不消说。全世界的震惊，我们的国家民族在国际的地位骤然低落，只有我们刚从国外回来的人才能充分感觉到。我们又要许多时不能抬头见人，不能开口说响话了！
张学良和他的部下这一次的举动，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这是毫无疑义的。最奇怪的是今日还有一部分的青年人表同情于张学良，那些人不是居心危害国家，必是无知无识……
这回的西安事变，是叛国祸国，毫无可疑。一个政府有戡平叛乱的当然责任，也毫无可疑。……政府的###令所以迟到四天之后才下，大概是因为蒋院长等被困在西安，政府不能不存“投鼠忌器”的疑虑。现在###令已毅然发表了，我们当然赞成政府的处置。”，12夜政府的决议是健全政府本身在非常时期的组织16日的###令是全国的要求，我们都认为很正当，很得体的处置。我们现在只希望政府坚持这个立场，不迟疑地、迅速地进兵，在戡定叛乱的工作之中做到营救蒋（介石）陈（诚）诸先生的目的。这不是不顾蒋陈诸先生的安全。我们要彻底明白，凡奸人劫质绑票，正是要人“投鼠忌器”，只有坚持不受要挟不赎票的决心，方才可以使他们所挟持劫质的全归无用。一切迟疑顾忌，都正是奸人所期望的！
一向霸王气十足的傅斯年则更加出格，他污蔑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为“贼”，开口闭口〃张贼”、〃杨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