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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先生是中国文坛不可多得的长期保持旺盛创造力的作家。他在近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活中，总能够以与时俱进的姿态，以思想的活力与敏锐性，站在社会思潮和艺术思潮的前沿地带，对生活表明自己的态度。这种思想的活力，表现了他永不停息的学习和创造的生存姿态，以及决不轻言放弃的生命激情。
《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二十二章）
王 蒙
我是怎样决定了自己的一生
我曾经与一个嫁给了中国人的美国女士交谈，她说到她的中国的翁姑，对孙儿最常讲的词儿是“不要”：“不要爬高”，“不要点火”，“不要玩水”，“不要动这动那”，“下来，太危险”；而美国家长对孩子最喜欢讲的话是：“Try it！”“Do it！”（“去试试！”“去干干！”）。他们要求孩子的是勇于尝试，勇于动手。这是值得深思的。
我常常回忆起我刚刚过完了十九岁生日，决定写一部长篇小说（即《青春万岁》）的情景。当时我觉得它像一个总攻击的决定，是一个战略决策，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是一个决定今后一生方向的壮举，当然也是一个冒险，是一个狂妄之举。因为所有的忠告都是说初学写作应该从百字小文千字小文做起。
我高兴我的这个决定，我满意我的这个决定。我从小就敢于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我十四岁还差五天就唱着冼星海的歌儿参加了地下共产党：
路是我们开哟，
树是我们栽哟，
摩天楼是我们亲手，
造起来哟，造起来哟！
好汉子当大无畏，
运着铁腕去，
创造新世界哟，
创造新世界哟！
而在1963年秋，我与妻子用了不到五分钟就商量好了，举家西迁去新疆。
然而年轻人的热情又太洋溢了。我决定了要写作以后，那最初一年写出草稿的过程简直就和得了热病一样。志向一经确定就不再是幻想梦境，而是巨大的实践，是一系列问题的挑战与应答，是沉重如山的劳务。这样，才知道自己离志向有多么远，即自己实行志向的准备是多么可怜！文学如海，志向如山，我知道我自己的那点敏感和才华和积累，不过是海涛上的一粒芥子，海浪上的一个泡沫，山脚下的一粒沙子。一部长篇小说，足以把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吞噬。结构，语言，章节，段落，人物塑造，抒情独白，这些东西我一想起来就恨不得号啕大哭，恨不得从楼上跳下去。原来写一部书要想那么多事情，要做那么多决定，要让那么多人活让他们出台，让另一些人走开，甚至让另一些人死掉。而每一个字写到纸上以后，就有了灵气，就带上了悲欢，就叫做栩栩如生啦。栩栩如生是什么，就是文字成了精，头脑成了神，结构成了交响乐，感情获得了永生，你的声音将传到一间又一间房屋，一个又一个心灵，而小说成了一个你创造的崭新的世界，你的写作过程只能与上帝的创世过程相比！
学而后知不足，立志而后知不足，投入而后知不足。如果当初就知道文学有这么大的胃口，文学需要这么多的投入，文学要用去我的这么多生命，如果知道文学需要我冒这么多风险，需要我放弃青云直上、颐指气使、驾轻就熟、八面威风的可能，我当初还敢做出那样的决定吗？
然而这里并没有疑问，我只能也一定会那样决定：我以我血荐文学，我的回答是“是的”。我有许多的话要倾诉，要抒发，要记录，要表达。我压根就期待着翻山越海，乘风破浪，全力搏击，一显身手。向自己挑战，向自己提出大大超标的要求的正是我自己！这就是我的人生，这就是我的价值，这就是我的选择，这就是我的快乐，这也就是我的痛苦。活一辈子，连正经的痛苦都没经历过岂不是白活一世，岂不是枉走人间？我什么时候都没有忘情过文学，文学也就没有忘记过我。我不会忘记1953年11月的那个初冬季节，它改变了，决定了我的一生。
“冷”与“热”的平衡
然而青年人的热情又实在是太热烈太洋溢，并从而变得太可怜了。青年时期的热情就像大火，像涨潮，像霹雳，像一种病。这种病像是疟疾，使你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觉得自己即将成功，身材也突然猛长，一会儿觉得自己纯粹白费力气，灰溜溜地抬不起头来。因为与热情同在的是极端幼稚的急于求成，那样的热情，那样的燃烧是难于持久的，你总是希望第二天最多是下一个星期就见成效，就见成功，就一鸣惊人，就呼风唤雨起来。急于求成的另一面必定是灰心丧气，一次急于求成不成，两次急于求成不成，三次四次五次……十八次不成，你能不灰心丧气吗？任何事情，急于求成都是幼稚的幻想，急于求成的结果一定是不成，对此不应该有任何怀疑。而灰心丧气同样也是幼稚的表现，是不堪一击，脆弱单薄的表现。毛泽东总结革命的道路时说：“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就是革命人民的逻辑。”我从第一次接触这个命题的时候就疑惑，就琢磨：为什么毛泽东不说是斗争，胜利，再斗争，再胜利……呢？我们更爱说的套话不是什么“从胜利走向胜利”吗？一直失败，最后能胜利吗？然而，毛泽东的总结是深刻的与实在的，在最后胜利到来之前，与其说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不如说是一系列失败更实际也更有教益。科学实验也是如此，在最后的胜利到来之前，也许是几十次几百次的实验的失败。急于求成，侥幸取胜的企图，只能造成灰心丧气，小战即溃的结局。
与投入的决心，与重大的试验，与奋力的一击共生的是无法扑灭的热情，这样的热情应该说是利害参半。没有足够的热情也许难以作出重大的决定，该出手的时候出不了手。过度的热情却只能帮倒忙。待到你开始了重大的但毕竟还是极为初步的行动、试验、搏击以后，热情的过度已经是害多益少的了。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冷下来，是多想一想事情的不利的方面，知道自己离成功离顶点还有十万八千里，远远没有到激动的时刻。而且，想一想吧，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即使你开始做了一点事，离真正的成就还远着哩。
冷与热，这也需要一种平衡。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不如意事常八九，这是因为人的心气总是高于实际，越是年轻时候越是高涨。眼高心高，志高情热，投入到一个事业里就是难解难分，如醉如痴。我年轻时写完一篇东西，几个月过去了，我全文背诵下来。现在呢，看到旧作，有时候甚至于自己怀疑：“这是我写的吗？”
投入的热烈程度与获得的果实恰恰不一定成正比。你疯着哭着闹着夜以继日加班加点不吃不喝搞出来的东西，写出的文字，作出的决策，提出的方案就一定好吗？恰恰相反，多半还是心平气和地、冷静地、审慎地与按部就班地工作成果更靠得住些。契诃夫有一个名言，叫做热得发冷了再动笔写，这话真好，不仅文学创作如此，世间许多事都是要热得发冷了再做才能做好。
一个人的志向、热情、期待、经验、能力、信心、意志、精神的承受力有时是不均衡的。年轻时候，热情高，志向大，期待殷切，然而经验不足，本事不足，信心不足，相对有些脆弱，就是说精神的承受力也不足。一年一年过去了，对自己已经干出点门道的事情比较胸有成竹了，有点把握了，也不怕某些挫折了，然而，也就司空见惯了，没有多少激动，甚至也没有太多的新鲜感了，再让自己燃烧起来又谈何容易？
总的来说，年轻人苦一些，因为客观条件年轻人也不如上了点年纪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在某个领域里总会得到更多的承认，更多的信赖，更多的方便。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敬老传统的国家，老了好办事一点。这样年轻人更容易忿忿不平，骂骂咧咧，口出狂言而实际又做不出什么太大的花样。如果我向年轻人进言，劝他们更老道一点，更耐心一点，他们能不能接受呢？
不要以为自己就是尺度
人最容易犯的错误有三个，一个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与自己不同的人的力量。第二个是以自己为尺度衡量旁人。第三是面对严重的问题常常抱侥幸心理。
现在谈第二个问题，即以自身为尺度的问题。说来有趣，你所喜爱的，你以为旁人也喜爱，你所恐惧的，你以为旁人也恐惧，你最厌恶的，你以为对旁人也十分有害。其实事实往往并非完全如此。
我曾经竭尽全力地把我年轻时候喜欢唱的歌，喜欢读的书推荐给我的孩子，孩子们嘲笑我唱过的“胜利的旗帜，迎风飘扬”和“灿烂的太阳，升起在东方”之类的词，他们说：“您那时候唱的歌词怎么这么水呀！”我感到奇怪，因为我觉得他们唱的歌歌词才不成样子呢。直到过了很久了才悟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他们有时会接受一点我的所爱，但是他们毕竟有自己的所爱。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背景下面，不可能各方面都一致。
我发现人的这种以自己的好恶为尺度来判断事情的特点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