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颜色3个，两种颜色2个，其它可能性极少。这在数学家眼中是一种概率，在王蒙眼中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天之大道。“比较起来，中国过去比较强调这种变化的规律的循环性、宿命性和道德意义。如气数之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等。这里把命运与“数”这个字联系起来，这是很耐人寻味的，这也可以证明那个‘有常’，那个‘3322’之说。”这个天之大道，这个‘有常’就是公正，时间和命运以无形之手履行着维护公正的责任。对公正有信念的人，才可能做一个好人。
还有君子之道，这也是王蒙的一个信念。这种信念在书中是一条线索性的价值观念，集中地表现在“我的二十一条人际准则”之中。做一个君子在我们这个时代是越来越困难，因为市场法则把人际关系功利化，一个人很难反抗市场利润最大化法则对人际关系的渗透。更何况人性的弱点，更容易趋向接受那些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所谓君子之道，就是在处理人际关系之时，不以功利主义和自我偏见为价值导向。王蒙说：“在人际关系上，我有几条基本准则：1、不相信那些动辄汇报谁谁谁在骂你的人。2、不相信那些一见了你就夸奖歌颂个没完没了的人。3、不讨厌那些曾经公开地与你争论，批评你的人。4、绝对不布置安排一些人去搜集旁人背后说了你一些什么。……”王蒙认为，凡这样做的，效果极佳；凡没有这样做的，都是犯蠢，都是糊涂，都是枉费心机，甚至是丢人现眼，这是丝毫不爽的。虽然他的这种信念，在我看来多少还是有点理想化，但作为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和纷争的人，王蒙仍持有如此执着的君子的信念，是难得的。也许我也将会被时间完全说服，王蒙说的这些准则，的确是丝毫不爽的。
这本书使人们看到了，王蒙的形象是前后一贯的，有迹可循的，王蒙还是那个王蒙。这种“迹”，就是贯穿他一生的理想主义。虽然前后的表现方式有了区别，但人们不能要求今天的王蒙仍回到“青年人”的时代，并用那种绝对纯洁却不无单纯幼稚的标准看待他。毕竟，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风云际会，王蒙已经在磨难中成为了一个智者。
二
在这个时代，偏激的文化姿态成为许多人的选择，这不是偶然的。偏激可使自己的理论更具攻击性，也可以技巧性地吸引更多的眼球。的确也有人以这种方式赢得了读者和声誉。
但无论如何，除了在非常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如五四时期），偏激总难免给人一种不够成熟的以至作秀的感觉。血气方刚，执此一端，以为天下真理尽收囊中，毕竟是难以有最后的说服力的，那么多风云人物随风飘逝，就证明了这一点。
王蒙自述的一个基本思维方式，就是摒弃偏激，以持平之论和辩证精神看世界，看人生。在这里，他表现出了文化姿态的典雅和思想境界的成熟。王蒙说：“有一些激烈的评者总是责备我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采取对历史和现状无情的决绝态度，对不起了，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的起点、出发点、思考的角度就是有所不同，我不打算迎合。我也不喜欢那些欺世盗名的大言。”王蒙这种姿态非常平和，也与我对事情的理解贴近。历史是这样走过来的，难道有谁可以用一句“历史的错误”将其一笔抹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没有这种合理性，历史就不会如此展开。不看到历史的合理性，而仅仅抓住过程之中的某些局部性事实予以批评（当然批评也是应该的），特别是以此为依据全盘否定历史，这种姿态似乎是真理在握，其实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思维方式的偏执。由偏激走向偏执，往往是顺理成章的。因此，偏激也许能够更多地激发年轻人的情绪，却为思想成熟的人所不屑。特别是偏激的姿态一旦变成一种行动，在实践之中展开，那么某种合理的起点最大的可能是变成一种破坏，甚至一场灾难。看历史是如此，看现实也是如此。现实中有太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哪一个问题又是一种激进的方式能够妥善解决的？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又带来了更多的新问题，那到底是国家民族和人民之福呢，还是国家民族和人民之祸？王蒙反对对历史和现状采取无情的决绝态度，我想应该是我们思考问题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也是一个成熟的人应有的负责任的态度。
王蒙在谈到做人的低调原则时说：“你将避免极端化绝对化唯意志论非此即彼的价值标准与思想方法，你将有可能面对和承认大量的处于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中间状态灰色状态的人众和选择，以一种相对比较平衡和冷静、全面和通情达理的心态来处理面临的一切挑战……”在我看来，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和心态，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和意义。“片面的深刻”在青年人特别是大学生中曾是一个时髦的提法，本人在学生时期也信奉过这个口号。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思想的成熟，眼界的扩大和情绪的平和，我体会到了“片面的深刻”只是在少数特殊条件下才是有效的，而不具备思维方式上的普遍意义。世界以价值悖论的方式存在，人性也以价值悖论的方式存在，任何人执此一端，都是有道理的，但这种道理有片面性，正如其他人执彼一端也有道理但也有片面性。看到世事和人性“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存在状态，对于一个人的思维特别是行动来说，是有指导意义的。一个成熟的人，应该具有这种辩证精神，而极端的姿态在今天有了越来越多的作秀的意味。
三
王蒙的书讲的“哲学”，但很通俗，有文化的人都看得懂。作者用明白晓畅的语言，谈自己几十年做人的心得。做人的心得人人都可以谈，但要谈得那么到位，深入浅出，把种种微妙的体验上升为哲学，用机智的语言叙述出来，那就非得将深切的感受与理性的思索结合起来。王蒙先生的这本书，正是在这种结合中征服了读者。
实践性是这本书的一大特点。这本书不是写给特定的人比如知识分子看的，而是写给所有愿意想一想人生这么回事的人看的。每个人都能从中受到启示，并将其与自己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读王蒙的这本书，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体会，也就是自己特别的会心之处。书中有许多话题都对我有所启发，特别会心之处是作者对生命作为最高价值的肯定，生存作为人生首要问题的表述，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虚无主义的批评。他认为人活着就是基本的价值，不可轻易用形而上的理由来否定生命的价值和生存的价值。“一切从整体上就不叫人生存，不叫人好好活着，剥夺人的生存权利生存质量的胡说八道都令人不屑一顾，无论它打出了什么样的伟大旗号。”从这一点出发去看事物，才会有一种符合健全理性的是非标准。当一场灾难过去，人们没有理由去质问别人：你为什么活下来了？这种观念，应该成为我们理解一切事物的基础性价值标准。还有意义问题，我有时将人生往深里想，难免有一种无意义之感，并因之被悲观的情绪笼罩。王蒙先生说：“认定人生是无意义的、是荒谬的、是孤独的、是痛苦的、是虚无的，对于这些哲学意味的论述我也不甚了了，只觉得他们都极高明。但思考得再消极悲观，似乎其意图其目的也并非在于让人们明白了这些消极面后快快自杀。”他的批评很温和，很幽默，但攻击力极强，无法反抗，于是不自觉地就在感情上跟着作者的思路走了。王蒙谈到的每一个关于人生哲学的话题，都这样与人们的生活现实紧紧相联。
王蒙谈的是人生哲学，情感性也是本书的特点。作者也讲大道理，但这种大道理不是空洞的，纯理性的，而与自己几十年的生活经验，往往是血泪的经验结合在一起，使这种道理具有了情感性震撼力度。任何人的人生难免有逆境，有为难的时候，王蒙本人就曾被打为右派，被剥夺写作权力二十多年，其中有十六年在新疆伊犁。对这段经历他没有以诉苦的姿态，抚摸伤痕的自恋姿态来描述，而是谈自己怎么有了机会学维吾尔语，有机会欣赏新疆的自然风光，钻枞树林上雪山骑马走过漫漫无边的草原，有机会跟少数民族朋友以心换心。在这样一种心态下，苦难也能够变成欢乐。“苦中作乐是为了活下去，因为谁活着谁就看得见。”听听这话，多么大气！悲观的理由在这里成为了乐观的理由。王蒙对生活的乐观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胸有大志则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总是能在不同的境遇中看到光明看到转机看到希望看到教益，叫做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乐观主义竟“不可救药”，这在王蒙是一种智者对生命的体验，是穿透了黑暗穿透了悲观的乐观，与那种血气方刚不知天高地厚的乐观在境界上是完全不同的。
四
最后我还想说一说这本书在语言表述上的幽默。王蒙是一位作家，在谈人生哲学时也充分体现了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素质，特别是在语言的幽默感方面。
王蒙的幽默是一种高层次的幽默，大幽默，很平和，但杀伤力很强。比如他批评一些人没有自省与自检的精神：“自我膨胀无边了，就看谁都不顺眼了，就要一个人与全中国全世界战斗了。这种战斗有时有一种悲壮感伟大感，有一种为绝对理念献身的执着劲儿。”在他的笔下，那种虚张声势的伟大感悲壮感的滑稽本质就这样显露无疑。又比如他批评那些牢骚满腹的人：“有的人整天骂骂咧咧，意在让人相信全党全民都对不起他。”作者幽默的语句中，内蕴着精神的强健，这比直接的批评，力量就大得多了。还有：“生而平等，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大道，不能拉屎拉尿都一副人五人六的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