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让我编织你们……
这种纯粹的理想主义如今已不复存在。五十年代，王蒙发表了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结果被打成了“右派”，被流放到新疆伊犁。一晃就过去了20年，他学习用一种较为务实、客观的眼光审视现实问题。然而事实表明，他做得还不够。他继续栽跟头。理想主义在他心中太根深蒂固了，这让人非常苦恼。去年夏末，王蒙创作了一首题为《秋兴》的长诗，作为散文集《我是王蒙——王蒙自白》一书的序诗，它的起句是：
昨日蝉鸣如海啸，
今夕蟋蟀啼伤调。
这是一首长达一百二十八行的古典式诗歌，愁绪满怀的作者在诗中抒发了一种古典式的伤秋（季节之秋？生命之秋？事业之秋？）之情。在《秋兴》中，年过花甲的作者表达了一种深刻的怀疑，并完成了一次淋漓尽致的自我宣泄。不过，诗中的王蒙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王蒙。我们观察到的王蒙沉默、理性、机智、稍稍有点架子、言谈得体。他是文人，但有时又给人入世很深的感觉。
王蒙没在开幕式结束后的中餐上露面。人们伸长脖子搜寻他的身影，但是毫无结果。他仿佛突然消失了。直到当天下午三点钟，他才再次出现在花家山庄的会议现场，张抗抗作品讨论会正在继续。王蒙坐在中间，依然保持着旁观的姿态。他的目光常常停留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五点多，会议告一段落，王蒙接受了电视台记者的简短采访，然后又迅速地消失了。整个晚上大家都没有看到他。也许只有会务人员才知道他那诡秘的行踪。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被省里的领导请走了。
第二天，也即10月17日，王蒙整天没有出现在讨论会现场。早晨他对陪同人员说，你们都不用陪我了，我一个人出去走一圈。他果真一个人出发了，他以惊人的兴致和毅力徒步穿越了花港公园，穿越了苏堤，穿越了孤山和白堤（我们事后才知道这件事）。这是一次漫长而孤独的旅行，作家王蒙再次让一些人感到不可捉摸，感到无比惊讶，它使人想起他的一段话：“我的一篇小说取名《蝴蝶》。我很得意，因为我作为小说家就像蝴蝶。你扣住我的头，却扣不住腰。你扣住腿，却抓不着翅膀。你永远不会像我一样知道王蒙是谁。”
但是我们如果换个角度看问题，就会发现这次旅行恰恰透露出了王蒙个性中最为真实的一面。它表现在《秋兴》中，也表现在《春之声》《布礼》《活动变人形》以及《踌躇的季节》等众多的小说中。王蒙并不像他自已所说的那样是个令人费解的人，相反他是一个有着鲜明个性，喜欢沉思、风景和创造的作家、他与那些喜欢前呼后拥的人有着本质的区别。他是智者，是作家、红学家兼批评家，是最大胆的现代艺术的实验者。他骨子里仍是一位不断自我完善的真诚作家。
这一天的夜晚，王蒙在徐岱教授的陪同下再次来到了浙大校园，因为他答应匀给浙大学生一个小时的时间。在浙大影视厅里，王蒙把这一个小时掰成了两半，一半用来发表即席演讲，一半用来回答听众提问。六百多位闻讯赶来的学生在此领略了什么是幽默和智慧，并且圆满完成了对中国作协副主席王蒙的集体采访。讲台上的王蒙机智、自信而胸有成竹。他面无表情，但是声音抑扬顿挫，富有感染力。他的讲话赢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和笑声，但是连最狂放的笑声也不能打动他的表情，他的面容几乎是一成不变的，这又使人想起那首令人心动的长诗《秋兴》，在这首诗的末尾，那个最真实的王蒙动情地咏道：
花甲之年拨心曲，遥想读者泪如雨！
1998年12月23日
【蔡天新的左右脸】
1977年的高考改革照亮了人们心头由来已久的黑暗。可以考大学了，生活又有了目标了。
十四岁的蔡天新似乎还是个懵懂顽童，数学是那样的遥远，他从来没想到过数学将是他一桩要成就的事业。在严厉的父亲的命令下，他开始埋头于功课，从父亲的眼中，他知道大学是他首先必须抵达的目标，但是他实在不懂上了大学，生活又能改变多少。
就在那个时候，蔡天新阅读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当年这篇具有启蒙意义的文章像一束强烈的光线，它告诉人们理想是什么，科学又是什么。刚刚告别童年时代的蔡天新被刺醒了，他灵魂中沉睡的部分被激活了，他觉得他应该走陈景润这样的路。1978年，他参加高考，在高考志愿表上填下“山东大学数学系”，并被录取了。
哪怕在今天，蔡天新那种说做就做的性格也要被一些人认为是天真的，头脑发热的。不过，它反映出了蔡天新身上某种异常热烈的气质，日后这些气质将会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它们将会是非常显眼的，而且与陈景润、杨乐他们截然不同。
蔡天新成了一名少年大学生，他从家乡黄岩出发，走上了北上求学之路。这一年，他第一次看见了火车。他学的是控制论专业，这与他日后的研究方向——数论风马牛不相及。虽然这时候他已确立了要成为一位数学家的理想，但是他并不努力。少年人的习性使他的学习、生活变得散漫无序，上课思想经常开小差，课外疯玩足球。他是那样的小，以致回家的时候连火车都挤不上。于是他就立在站台上哭泣。列车员查看了他的学生证，打电话到山东大学数学系，指责他们怎么可以让一位十五岁的男孩独自乘火车回家。列车员在电话中没提男孩的名字，数学系领导通过查找，怀疑是蔡天新。下学期开学的时候，老师向蔡天新问起这件事，但是蔡天新否认了。
他还参加了学校的冬泳队。假日里四处游玩。也许是与班里同学年龄相差太大的原因，大部分时间他都踽踽独行，眼睛里充满着青春期的忧郁。他的头发有三分之一变白了。到大学毕业，他连班里谁与谁恋爱都不知道。
他的少年天才很快就被发现了。大学二年级，他被数学家潘承洞院士的助手看中，加入了从全系挑选出来的20名学生组成的小班，由潘承洞开小灶学习数论。20名学生不断筛选，一年以后只剩下了四名，不久又只剩下了两名，经过考试，这两名学生成了潘承洞的硕士研究生，蔡天新就是其中之一。1984年，蔡天新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硕士毕业论文《一类数论的均值估计》，发表在《科学通报》上，它将当代数学大师Pall Erdos的工作作了实质性的改进和拓展，被收入美国数学会的《当代数学》丛书第77卷。1987年，蔡天新在潘承洞院士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那年他才二十四岁。
毕业了，蔡天新返回了家乡浙江，在杭州大学数学系担任一名年轻教师。这时候的蔡天新黑黑壮壮，满脸络腮胡子，但是他依然是柔弱的。对于这个社会，他仍然知之甚少。虽然在十五岁上大学那年，他开始狂热地喜欢上了旅游，几乎在所有的假期里他都要出门远行。大学毕业时，他的足迹已遍布中国22个省，单单北京就去了七次。但这种旅游充满着少年人的浪漫情调，更多的是出于他的内心的冲动和对自然的热爱。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旅行是偏执而虚幻的。只有当他回到杭州并且成为一名必须自己谋生的教师时，他才开始意识到很多东西都发生了变化。他得谋生，得设法让自己的处境变得更好一些，得面临爱情，而爱情的连锁反应是婚姻，最棘手的是如何对付周围的人群。这一切都是新问题，大学时代随心所欲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蔡天新博士显然没有很好地意识到这一点，他照样一意孤行，想说什么就说出来，依然保持着良好的自我感觉。这势必会惹出麻烦，被人议论。这给他带来苦恼。
数学研究在继续，在学校分配给他的那间14平方米的阴暗小屋里，他认真研究着整数特别是自然数的性质，他相继完成了《数的几何》《指数和估计》《相邻素数差》《多项式表素数》《任意数域上理想集中的加性函数》等重要论文，它们发表在国内外一些重要刊物上。他的工作保持着世界上的一流水平，被前数学学会王元院士誉为“很有实力的年轻的数论学家”。他开始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国家教委留学归国人员和浙江省自然科学等多项基金。
如果就这样一直发展下去，蔡天新博士将会成为一位很纯粹的数学家，陈景润、张广厚以及他的导师潘承洞将是他的楷模。但是蔡天新不是这样。他灵魂中的热烈部分在环境的刺激下又燃烧起来了，而数学需要冷静与理智，他的情感需求比常人更加强烈。
他开始迷恋上了跳舞，这可能是对学生时代生活的补偿。虽然他的舞姿不算优美，但他的许多即兴舞蹈，诸如四步舞、拉手舞等倒是令人耳目一新，这也体现了他个性中热衷于创造的一面。他酷爱古典音乐，并因音符的触动而热爱上了现代诗——也许诗歌比数学更贴近他的个性，换种说法，他身上具有更多的诗人气质。他开始发疯般作诗，在诗中赤裸裸地表达他的青春的冲动。他的少年白头重新变黑，这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他相继出版了诗集《梦幻的彼岸》《梦想活在世上》。
1993年，蔡天新博士作为一名交换学者访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访问期间，他被聘为该校第一位亚裔客席教授，用英语讲授两门数学课程，师生们对蔡天新博士表现出了相当的尊敬和欢迎。学期结束后，大家尽情挽留他，并替他办好了延长签证的手续，但是他还是于1994年秋天如期回到了中国。在美国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利用假期游历了美国各地，并诗兴大发，完成了一本《美国，天上飞机在飞》的诗歌小册子。以后他相继游历了西班牙、摩纳哥、法国等十个国家。
蔡天新博士每次都能义无反顾地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