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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疗程以后，她可以下床走动了，长久堵塞的肠胃通了。她变得非常开心——她总是很容易就变得非常开心，她对他说：“吴凯，我一拔掉管子我们就去西湖边喝茶。”她还想着去上班，因为那段时间单位里特别忙。她还想着等空下来去旅游，她认真地看报纸，看介绍好玩地方的文章。可是这样的日子也没有持续太长。她身上的管子越插越多，化疗一个接一个疗程，可是头发越来越少，身上的肿块越来越多，事实上临床经验早已证明：化疗根本就不可能彻底治疗晚期胃癌。
医生们已经无计可施。在外科病房住了两个多月后，他把她转到了肿瘤科。再后来，他把她转到省中医院，在那里，她又住了五个月。
其实根本就不用骗她。她早就知道了。有一天，乘护士和医生不在，她偷偷跑到医生办公室里，找到了自己的病历。病历的第一页，赫然写着“胃癌晚期”。她回到病房，看起来比以前更加平静。后来她在病床上告诉他，你的负担已经够重了，我不能再给你压力。
她说：“吴凯，你对我这么好，我没有遗憾。当然，如果能让我多活几年，我会很满意。让我看看跳跳再长大一点……”
他每次新搜到一种治疗肿瘤的方法，都在第一时间告诉她。于是，当有人来看她，她就开心地告诉他们，已经有一种新的治疗手段了，她会好起来的。可是事实证明那些方法对她没有作用。那是他最难过的时候，他不知道该如何向她解释。但是她好像知道他的心事，他不说起，她也不再提起所谓的新疗法。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她几乎没有哼过一声。只有当房间里只剩他一人，她才会说：“吴凯，我疼死了。”
2002年初，癌细胞转移到她的脑部。所有的麻醉药物都已经没有用了，疼痛一阵接着一阵袭击她，想把她摧毁，她的每一天仿佛都只是为了忍受疼痛而存在。她忍着，一声不吭，有时实在忍不住，痛得快休克了，她才会说：“医生，给我打一支杜冷丁吧！”她有顽强的求生欲望。
“她经常痛昏过去，有一次，我以为她去了，”说到这里，他把脑袋别向窗外，他的声音中有一丝轻微的颤抖，“那天我看她情况还好，和护士有说有笑的，就跑出去交费，等我回来，发现她昏死在那里，医生正在紧急抢救……”他忽然说不下去了，开始掩面而泣，哭声被压抑着，好像嘴巴被什么东西塞住了，很久都没法开口说话。
我认识他多年，这是我每一次看见他哭泣。在他最难的日子里，他都不曾这样。在大家的印象中，他是一台一丝不苟运行的坚强的机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怎样安慰他。我看见他的两个肩膀都开始抖动起来。
“我不在的时候，她想着想着，突然和护士说了一句：‘真是苦了吴凯！’一下子就昏过去了！”
她转到浙二医院肿瘤病房以后，他开始二十四小时陪着她。她每天都要连续挂药水，一直挂到后半夜。他小心看着，一直等到药水挂完，然后躺在病床边的椅子上小睡。早晨五点刚过，搞卫生的阿姨就来了，动静很大。他睡得很少，睡得很浅。有时她让出一块地方给他。他怕压到她身上的管子，每次都不肯躺过去。
有一天半夜，她起来上洗手间，没有像往常一样叫他。经过多次化疗以后，她已经非常虚弱，身上又插了很多管子，一个人走路是那么危险，每次上洗手间都要人扶着，一点点挪过去。可是那一次，她一个人晃晃悠悠地站起来了。她轻手轻脚的，尽量不发出声音。
他还是醒了。当他冲过去抓住她的时候，她正在向下倒。
你为什么不叫我呢？他问她。
不忍心吵醒你。她说。
她知道自己可能不行了。她记得别人给过他们的每一点帮助，怕她不能再帮他记住那些事，就让他拿起纸和笔，把她说的话记下来：
某某家的房子快要装修好了，你要记住送礼物……
某某和某某快要结婚了，不要忘了回礼……
某某的孩子明年考上大学，你一定要去祝贺，他曾经帮过我们……
吴凯说到这里的时候，又喝了一口水。他要求我不要把刚才说的事写出来。这些事我都还没做呢，写出来不大好。他说。
“黄畅文人缘很好，领导、同事、朋友都喜欢她。她的同事，听说可以用活的癞蛤蟆治病，就想方设法去找。那时已经是冬天了，癞蛤蟆都躲起来了，他们借了一台水泵，找到一口池塘，把水抽干，从淤泥里捉了一批癞蛤蟆。”他说。
诸暨的小姑父、小姑妈——为了让吴凯和黄畅文能专心治疗，他们接过了抚养跳跳的担子——有时会带孩子过来看她。真想好好地抱抱她啊，可是她一点力气都没有，她让孩子久久地趴在自己的身上。她对他说：“吴凯，不要给孩子很多钱，要让她独立自主，要教她好的品质，改掉坏的习惯，给她最好的教育……”
她身上通了很多管子，进的和出的。仍然呕吐不停，什么都不想吃。有很多痰，不停地吐啊吐，一会儿就吐满一盆。有一天，她说想喝可乐。他买了给她喝。可乐从她嘴里进去，很快就从另一根管子流出来。她说：“可乐真好喝啊！”她过的是纯粹的嘴瘾，可是这已经是她唯一的享受了。
实在太痛了。肚子，脖子，脑袋……全身都是彻骨的痛。有些病人就是这样活活痛死的。为了止痛，他们决定孤注一掷，去做了伽马刀手术。几天后出现了可怕的后果：她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了。这是多么残酷的打击。
可是她仍然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有说有笑。被践踏被抢夺的生命表现出来的是惊人的生存意志和高尚的情怀。她对他说：
“吴凯，我听不见你说话，也看不到你了……你不要难过，我们可以换一种方法交流。”
他紧握着她的手。
“我说句话，如果说对了，你就在我的手心打个勾，如果说错了，你就打个叉。”
他在她的手心打了个勾，表示同意。
“好，那我们开始吧，”她说，“跳跳在不在这个房间里？”
他在她的手心打了叉。
“明天能不能让小姑父带他过来？”
他打勾。看她脸上露出会心的笑容，他心都碎了。
2003年4月29日下午，她开始变得意识模糊。只有出的气。心电监护器上显示她的心跳越来越慢。
“赶紧抢救啊，医生！”他大声叫唤着。医生做了最后的努力。
“没有办法了。”医生说。
“一定要抢救啊！”他叫着。哪怕能让她延缓一口气也好。
“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医生非常坚决地告诉他。
她的心跳越来越慢，终于停止。她在医院煎熬了十个月，斗争了十个月，最后没有等到奇迹。
对于未来的生活，她曾有一些计划：把城西的房子卖掉或者租掉，住到钱塘江畔去；再买一辆车，夫妻每人开一辆；每年出去旅游一次；买一台等离子电视机。
她12月9日出生于湖州，最后在杭州南山公墓安息。她在南山公墓的地址碰巧是12…9。父亲给她写了墓志铭：
志存高远，虚怀进取，求平生相伴才艺学问；
脚踏实地，平和诚恳，愿人间充盈至爱亲朋。
这是她短暂一生的写照。
2004年7月7日
【蝴蝶：王蒙印象】
秋天，青草泛黄，凉风习习。10月16日上午，刚下飞机的著名作家王蒙匆匆赶到了浙江大学校园。
王蒙到达浙大时，张抗抗作品讨论会的开幕式已经热闹地开始，大会按既定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稍晚些的时候，王蒙在与会者的注视下静悄悄地步入会场。席间有几位来宾举起手掌，准备鼓掌欢迎，但是看到他脸上那副严肃的表情，就缓缓地垂下了双手。王蒙抬头瞥了一眼台下，然后沉默着，坐到主席台正中央那个事先为他留好的位置上。
王蒙喘息甫定，电视台的记者已经把摄像机对准了他，摄影记者响亮地按起了快门，大会主持人则很合时宜地宣布：请王蒙同志为本次大会致辞！略显疲惫的王蒙显然没作任何防备，他的喘气声被冷不丁递过来的话筒扩散到了各个角落，但是他随即屏气凝神，并且凭着良好的镜头感和分寸感开始即席讲话，声音不大，但是沉着、有力，使用称赞的词语时毫不吝啬，可以觉出，他是一个有着透彻的智慧的人，有着极强的应变力，这也许是他与别的作家不同的地方。他的讲话只持续了三分钟，但是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掌声尚未落尽，王蒙就已恢复了严肃的姿态，变得不可捉摸。他摘下眼镜，开始漫不经心地阅读眼前的一份报纸，间或端起茶杯地啜上一口。大概感到有点热，他脱掉了外套，然后一边看报，一边小心地整理脖子上那条围巾。终于他把报纸放下，陷入沉思。坐在他左侧的徐岱教授（浙大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和他搭话，并递给他一张名片，他露出微笑。他朝徐岱教授连连摆手，好像在推辞什么，后来终于答应了，于是双方都复归于平静。会后大家才知道浙大准备邀请他和张抗抗担任客座教授，开幕式即将结束时，浙大一副校长宣布了这一消息。消息宣布完毕，校长大人把右手伸到坐着的王蒙面前，想握手以示庆贺，结果王蒙愣了一下。他有点心不在焉。他好像还没从某些矛盾中完全超脱出来。
从此刻的王蒙身上显然已捕捉不到青春的浪漫和激情，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成熟、冷峻的王蒙。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3年）的《序诗》中，十九岁的王蒙踌躇满志，他热烈地吟咏道：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让我编织你们……
这种纯粹的理想主义如今已不复存在。五十年代，王蒙发表了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结果被打成了“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