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 第316节

　　
　　赵构心想，如此既全了官民尊卑法度，又不会得罪她，实为两全之策，顿然喜色，“爱卿所奏甚当！”
　　
　　朝臣们善会察颜观色，见圣颜显悦便也口风一转，不再提那治罪之议。
　　
　　此时，殿中除了七八位尚未发言的朝臣外，其余皆附了胡安国之议。
　　
　　
　
作者有话要说：备注：
1、朔日：中国农历将朔日定为每月的第一天，即初一。

2、偈：音jì——即佛经中的唱词。简作“偈”。　

3、阶官：指寄禄官。即不是本职，是用来发俸禄的官衔，如银青光禄大夫。文臣武臣都各有阶官，相当于现在公务员的行政等级，不是职务。
职务官在宋代是叫：职事官，如吏部尚书，执掌吏部事。当然，如果某官被授吏部尚书却不任吏部事，则这个官职便成了散职，用于加俸等优遇用。
除了寄禄官和职事官外，宋代还有勋官和爵官，还有贴官等……总之，宋代官员一人同时领好几份俸，不仅仅只用是双俸啊，虚衔越多俸禄越多，远目！

4、关于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宋徽宗时这三省事实已合并，但应本文需要，建炎朝，尚书省已归入中书省（所以丁起是尚书仆射兼中书侍郎），门下省仍然让它分着。

5、什么是台谏：就是谏院官员和御史台官员的统称。
谏院官员包括：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

6、牝鸡司晨：牝，音pìn。
【解释】牝鸡：母鸡；司：掌管。比喻女人掌权当事当政。
【出处】周武王灭商后感慨：“牝鸡司晨；家之穷也！”这话是针对妲己惑纣王乱国，意思是说老母鸡一旦打鸣，家境就要衰落了。

7、有同学问为什么户部和礼部总是侍郎出面？——呃，因为这两部还没任命尚书。

8、关于行列：直排称行；横排称列。所以古人是一行行字（纵排），不是一列列字。如“奉读书；五行并下。”——《后汉书》　~~~~~~~~貌似我以前犯过以列为直的错误？囧~~~~~




临安商盟

　　垂拱殿朝议时，名可秀正在临安商盟。
　　
　　临安商盟原为「杭州商行联盟」，新朝立杭州为都后，商盟因之更名，也有人叫「临安商会」。
　　
　　但商会和商盟在意义上还是有些微差别。商会可能是经营庞大的商家之名，也有可能是几个大商家的联合；但能叫商盟的，则一定是行与行的联盟。
　　
　　这个“行”，是指“商行”，即商业行会，如布帛行、米粮行、瓷器行、金银行、玉器行等等……商人要在城镇设立商铺成为坐商，就必须入“行户”，否则只能是推着摊子在街上做零星买卖的小商稗贩。
　　
　　杭城有商业行会三百六十个。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个“状元”，不是科举的状元，而是“行首”——行会首领，一般由该行会中经济实力雄厚者担任。
　　
　　行会的权力大，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变化重新统一规定价格；行会的责任也大，必须保护本城同行商人的利益，抵制外地商人抢占市场，并调节行户与官府的关系，在应付官府的“科配”（强买强卖）上，尽可能保护本行商人的利益。
　　
　　可见，这一行之首也不是好当的。他可以掌控市价，翻云覆雨，也同时意味着站在风口浪尖，要承担官府和行商的双面压力。
　　
　　名可秀诸多赫赫身份中，就有一个行首的衔头。
　　
　　这个行首的由来，要追溯到名花流最初的起家。
　　
　　名花流最初不叫名花流，叫弘义盟。有意思的是，惊雷堂最初也不叫惊雷堂，而是叫铁血旗。名重生和雷动这一对昔日兄弟，在建帮立派之初，都不约而同的以谋求黑暗中的正义作为宗旨，只可惜两人行到后来，终因信念的不同而分道扬镳。
　　
　　二十五年前，弘义盟和铁血旗初立派之时，江湖正处于黑暗大混斗时代，几乎每天都有一个小帮派覆灭，又每天都有一个小帮派诞生，“侠义”二字已成了江湖过往的传说！名重生与雷动一南一北，试图以铁血重塑江湖规则，然而两人的手段又有差异，名重生重在收服，雷动重在征服，但不论“收服”也好“征服”也好，三年后弘义盟和铁血旗都在道上闯出了名号。
　　
　　此时，弘义盟已收服两浙群豪，花惜若的重心开始转入商事，之所以选择杭州而非江宁府（南京），一则因杭城原为吴越旧都，是江南繁盛之地；二则因杭州海贸更方便；至为重要的缘由或许是为留后路，若终有一日和朝廷对上，携家由钱塘入海，不出一日就能遁迹于茫茫大海之中，过神仙般的逍遥日子去。
　　
　　且不论这后路的想法，花惜若在商事上确是眼光独到，第一脚就踩入高价值的金银铺行；当在这行打下名声后，紧跟着就是第二脚，踩进了深不可测的交引铺行——专事经营盐引茶引投机交易的行当。
　　
　　所谓“引”，是大宋朝廷发行的一种有价证券。以盐茶为例，宋商向官府出资申请专卖权，获得专卖凭证，这个凭证就叫“交引”或“交钞”。根据市场规律，凡是有价值的东西都会产生差价，并引发投机行为。商人只要有利可图，绝不会执著于盐荼经营，而会伺机进行“交引”、“交钞”的低吸高抛，赚取其中差价。
　　
　　这种投机行为最终催生了一个新行当——交引铺行，但不是所有商人都能进入这个行当。钞引交易，动辄几万贯、十几万贯，甚至几十万贯，有这个实力投机的，不是豪商就是巨贾，且拥有金银铺、彩帛铺这类高价值的行铺作担保，方玩得起这交引交钞的投机买卖。
　　
　　朝廷许可了该行当的合法性，并规定交引铺户以个人身家为抵押，家产抵押估值达到官府限定的最低保额，就可取得榷货务戳记发出的印历（经营凭证），又规定大宋商人凡是到榷货务兑付钞引的，必须有交引铺户作保方可兑钱，官府以此防止伪钞伪引和冒名支请的情况出现。
　　
　　交引铺最先成立在东京，铺户得了这种做保的特权，更是势大气粗。对城内行户，多半无条件做保；若不是城内行户，就拒绝做保，迫使客商无法兑付钞引只得折价买给交引铺，交引铺再提价转卖给茶商盐商，获取厚利；即使有同意做保的，也往往索取贿赂，然后与榷货务的官吏坐地分赃，于是官商相护。
　　
　　这就苦了大批外来客商，尤其是从事边贸的客商。边贸商人获利的大宗是供应朝廷边军的消费，譬如粮食、茶、盐，军方按边价支付钞引（一般高于内价），但客商必须持引到京城才能兑付现钱。于是，便少不得要受京城交引铺的折价强买或勒索克扣，即使郁愤不平也无处诉冤。
　　
　　弘义盟初涉交引行，自然不敢轻易与京城豪贾叫板，即便使出解数打入这龙虎盘踞的京师交引行，也意味着必须遵从它里面的潜规则，这自非花惜若的谋算——跟从只能舔小利，唯有破局造局才能成就霸主！
　　
　　花惜若的交引总铺设在杭州，又在洛阳城和新郑分别开了家分铺，避开京师龙争虎斗之地。宋商边军贸易的对象是北军和西军，从北军南下入东京略往西绕点道就过新郑，从西军出来入东京则多经洛阳，花惜若在这两城设交引分铺无疑是在京师交引铺的前方“截道劫财”。
　　
　　弘义盟的交引铺在营利模式上也与京城交引铺略有不同，相同的是均做炒卖交易，是出入京城界身巷（金银彩帛钞引交易地）的常客，不同的是承兑客商钞引，支付现钱收兑付费。这种做法非官府允许，但也没有明文说违法，走的是条擦边道。
　　
　　边商选择在四海交引铺兑付虽然要支五分利（每一百贯支五贯），但比起在京城兑付受交引铺的折买或盘剥却是划算多了，更何况洛阳、新郑距离东京都近，提了现钱到京城办货也极方便，边商权衡下自是宁愿到四海铺兑现。
　　
　　花惜若这一把把金银铜钱洒出去，收来这些钞引做什么？既非折价收购，自然不能及时出手赚炒卖差价；若去京城兑钱便成了只赚手续费的小利，自非花惜若所谋。
　　
　　这些钞引事实上除了兑钱外，还可当作提货凭证使用。弘义盟的人拿着这些钞引去茶场盐场提取茶盐，又入彩帛绮罗，一起贩运到河北西北边境。其中少部分卖给边军换钞引，大部分却进入边境榷场以货易货，低价易回大批貂皮、海豹皮、人参、麝香、羚角、红花等货，有时瞅准时机也入牛羊活物，运入内地再高价出售，获利达双倍。
　　
　　由于名重生与西军种家交谊深厚，种师道长孙种瑜更自幼拜于其门下习武，名氏在西、北两境的军供和榷场物贸便在种师道的暗中招呼下做得顺风顺水，即使北军也要给两分面子。正所谓水深好行船，弘义盟的优势在于“半黑半白”，以江湖帮派势力护送大规模长途贩运的安全，又以蒸蒸日上的财力支撑江湖势力的扩展，“黑”道商道两厢借力，发展势头迅猛。
　　
　　花惜若在此大好形势下，又踏足进入了另一个邻近行当——交子兑便铺。
　　
　　交子铺在宋初已出现，原为蜀商创办并发行私交子，后来被收为官方发行，交子便由民间的现钱保管凭证变成了官方纸币，私营交子铺被朝廷禁止。后来，由于交子兑付的不便，就有商贾看到其中之利开设兑便铺，客商将现钱存入铺头，支付三分至五分利作为存取费，铺头开出特制凭证，称作“票帖”，若存金为金票帖，存银为银票帖，存铜钱则为钱票帖——客商兑现时凭票帖支取。这种票帖也可转让，兑便铺认票不认人。
　　
　　由于票帖比交子方便，使用的客商越来越多，这类兑便铺渐渐开多起来，后来出现有铺主私熔储户存下的铜钱，铸作铜器后再高价出售，被官府严令取缔。这种行当便消停了下去，再后来，随着交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