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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帝为尽快扑灭起义，加强了官军的统一指挥。以洪承畴总督陕西三边，陈奇瑜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东西夹击起义军。崇祯七年（1634年），李自成军被困于汉中车厢峡。峡在兴安州（今陕西省安康市），其中有地数十里，四面绝壁，猿鹿无径《怀陵流寇始终录》，卷7，88页。，举目环顾，仅中间有一条狭窄通道，又赶上一个多月的连雨天，粮草断绝，人马死伤过半。李自成用顾君恩的计策：“重贿群帅以乞降，乃可得闻脱走也。”义军便贿赂陈奇瑜的部下，请求投降，才脱离险境。其他支起义军亦损失很大。次年初，老回回、革里眼、左金王、曹操、改世王、射塌天、八大王、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及高迎祥等总共13家72营农民军会集河南荥阳，共同研究联合作战问题。关于荥阳大会，目前有二说，一说有此会，根据为《绥寇纪略》及《明史》；另一说根本无此大会，《绥寇纪略》乃作者道听途说，不足为据。在主张有此会的学者中，又提出时间未必为崇祯八年元旦，可能稍后几日。我们暂且认为有此会可能性大。
天鼓已鸣发自西北的义举（3）
这是13家农民军继续发展的关键时刻，会上身为“闯将”的李自成崭露头角，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他看到13家领袖在如何对付官军的讨论中议而不决，遂主动提出：“匹夫可奋臂，况十万众乎！今吾兵且十倍官军，虽关、宁铁骑至，无能为也！计惟分兵随所向立效，利钝听之天”《小腆纪年附考》上册，6页；此语又见《绥寇纪略》、《明史？李自成传》。，得到13家领袖一致赞成。于是决定：革里眼、左金王抵抗川、湖官军；横天王、混十万迎击陕西兵；曹操、过天星守卫河上；李自成随闯王、八大王经略东方；老回回、九条龙往来策应；射塌天、改世王作为增援部队。诸军还同意李自成这样一条意见：“所破城邑，子女玉帛惟均。”由于李自成的建议，各支农民军走上协同作战，战场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按照会议决策，李自成随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东下，从河南进入安徽，攻下明朝中都凤阳。农民军焚烧了明皇陵，欢庆胜利，旗上大书：“古元真龙皇帝”《明史？李自成传》，卷309。崇祯九年（1636年）李自成和高迎祥分兵进入陕西，高迎祥在盩厔（今陕西省周至县）遇到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埋伏，被俘遇害，其部众“共推李自成为闯王”《明史？孙传庭传》，卷262。“李闯王”之号从此成为李自成的代称。崇祯十一年（1638年），李自成又在陕西潼关原中了埋伏，仅与刘宗敏、田见秀等18骑突围，潜入商洛山中《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1，207页。农民军进入低潮时期，张献忠在谷城投降明军。次年，张献忠再举战旗，李自成重整队伍，又被明督师杨嗣昌围困巴西、鱼腹山中，连刘宗敏都动摇欲降了，李自成一度想自杀，被他的养子李双喜阻止，其形势之严峻，历史记载说：
（崇祯）十二年（1639年）夏……官军围自成于巴西、鱼腹诸山中，自成大困，欲自经，养子双喜劝而止。贼将多出降。刘宗敏者，蓝田锻工也，最骁勇，亦欲降。
李自成领导的义军，看来不仅有农民、军人、驿卒，还有工人，但不论成分多么复杂，其基本队伍是农民，这些人的主要生活出路是农业，是在生产力非常低下的封建社会靠天吃饭的广大贫苦人民。在他们的思想深处充满对天的崇拜和相信天命。荥阳大会上，李自成提出那么令人称赞的建议，其结果如何，他还是说“利钝听之天”。与官军作战中，低潮是误入峡谷；高潮是天灾盛行，饥民从之如流。而今陷入困境，李自成迷失了方向，又向天求救了。事情正是这样：
自成与（刘宗敏）步入丛祠，顾而叹曰：“人言我当为天子，盍卜之，不吉，断我头以降。”宗敏诺。三卜三吉。宗敏还，杀其两妻，谓自成曰：“吾死从君矣。”军中壮士闻之，亦多杀妻子愿从者。自成乃尽焚辎重，轻骑由郧、均走河南。《明史？李自成传》，卷309。
这一记载，活生生地显现出了360余年前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军中的一幕。两位农民军领袖在走投无路的一刹那，是靠了“天命可以当皇帝”这根精神支柱，获得了转机。李自成、刘宗敏率领义军继续坚持同封建势力作战，究竟为了什么，岂不一清二楚。李自成率领极少数部众从郧阳进入河南以后，遇到了极为有利发展的形势。所谓“如虎出柙，遂不可制”，原因在于“是时两京、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浙江大旱蝗，至冬大饥，人相食”。河南地区灾荒尤重，“饥民从者日众”郑廉：《豫变纪略》，卷3，6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李自成军如同火种，顿成燎原之势，连破宜阳、永宁、万安、偃师等县，其部队迅速形成为几十万的大军。《流寇志》，卷4，69~70页。
面对李自成军队的猛烈攻势，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看到明王朝大势已去，率先加入农民军。杞县举人李岩（又名李信），尚书李精白之子，曾经拿出上千石粮食赈济饥民，受到乡亲们拥戴。绳妓红娘子率众造反，爱慕李岩，强与他结为夫妻。李岩不敢反抗官府，偷偷跑回家，反被地方官投入监狱。红娘子在当地饥民配合下救出李岩，他们率众一起投奔了李自成。卢氏举人牛金星，考试复查时被取消了资格，心中不满，自愿加入李自成军中出谋划策。他看到农民军有前途，就回家搬取妻子，被乡人告发遭逮，处以死刑，后被减刑。李自成大军一到，他赶快去见李自成，并向他推荐了卜者宋献策。宋献策是个三尺多高的侏儒，善奇门遁甲术，他告诉李自成一句谶语：“十八子，主神器”。“十八子”合为“李”字，意思是姓李的应当做皇帝。他们三人都成为李自成的主要谋士。李岩、牛金星及宋献策其人及其事，明清以来记载颇多，异说难免，尤其是李岩，有些文献失载，引起怀疑，有的认为根本无其人，皆待考。
史实证明，李岩等人对农民军推翻明王朝的统治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李岩尤为突出，他向李自成提出的建议主要是：一、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以收天下心。为李自成采用，以后“屠戮为减”。二、劝说李自成每攻下城市，把俘获钱米赈济饥民，以笼络人心。分到粮食的贫苦群众弄不清李岩和李自成的区别，干脆高喊“李公子活我”。三、针对明末三饷加派，明确提出“迎闯王，不纳粮”的革命口号，使儿童又唱又传，饱受沉重赋役之苦的人民群众因此被动员起来，倒向农民军一边。《明史？李自成传》，卷309。
崇祯十四年（1641年）起，李自成开始掌握战场主动权。这年正月，农民军包围河南府城洛阳。洛阳是明神宗第三子、福王朱常洵的封地。福王是明神宗宠爱的郑贵妃所生，子以母贵，明神宗一度有过立福王为太子的打算，然而明政府的大臣们坚决反对“废长立幼”，皇长子朱常洛才勉强被立为太子，即昙花一现的明光宗。明神宗似乎感到他的爱子吃了亏，拼命地给予物质补偿，福王结婚的费用花去30万两银子，于洛阳为福王修建的王府用银28万两，是普通王府费用的10倍。明神宗派宦官充任矿监税使到全国各地搜刮民脂民膏，把相当一部分送给了福王。福王就藩洛阳时，明神宗还下诏赐给福王庄田4万顷（合400万亩），因大臣们反对，减少到2万顷。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福王和他的父亲一样“性吝，喜蓄积”。明神宗赏赐他如此大量的财富，他犹感到不够，还向明神宗乞求赐给张居正的家产，江都至太平沿江荻州杂税，以及四川盐井茶税统归己有。福王所在的洛阳地区，按照明政府的食盐专卖政策，是河东食盐的销地，所得收入作为边兵军饷。福王申请淮盐专卖权1300引（每引约200~400斤不等），在洛阳地区开店卖盐，强令附近居民到福王所属店铺买盐，不准买河东盐，因此西北边兵乏饷。《明史？福王常洵传》，卷120。这些事实说明，福王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大地主兼官商。崇祯年间，河南连年旱蝗交加，哀鸿遍野，福王不思赈灾，唯终日饮酒玩弄女人为乐。李自成军兵临洛阳，城上明军饿着肚子抵抗，此时福王仍吝啬金钱，仅拿出3000两银子犒劳士兵，而这点银两又被总兵官王绍禹装入腰包。官军愤怒至极，干脆打开城门迎接农民军。福王被活捉，见到李自成摇尾乞怜，请求活命。农民军处死民愤极大的福王，把他的尸体剁成肉泥，杂以鹿肉下酒，称“福禄酒”，以解心头之恨。《豫变纪略》，卷4，74页。此事反映了农民起义对地主的报复，感情色彩浓了些，又被封建文人大加渲染，似乎农民军很是残忍，岂不知这个天潢之胄，“守国二十余年，无一事可称者”。正是有福王这样的恶霸敲骨吸髓的剥削，才出现了成千上万人“母烹其女”、“夫妻相食”的惨不忍睹景象，福王的可耻下场，恰是罪有应得！李自成在洛阳期间，“发府谷，及藩邸巨室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