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屯及大、小凌河城，构筑了一道坚固的辽西防线。在袁崇焕的指挥下，关外明军两次挫败清太祖努尔哈赤及太宗皇太极的进攻，粉碎了八旗铁骑不可战胜的神话。袁崇焕在明朝危难之际，创造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奇迹，却因不阿附阉党魏忠贤，而被诬指“不救锦州为暮气”，先是论功行赏仅增一秩，随后又被罢官。崇祯即位，袁崇焕此冤得以昭雪，被起用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赐尚方剑，很受重视。袁崇焕踌躇满志入都奏陈兵事，新君召见平台，问他战守方略，提出“计五年，全辽可复”，又回答：“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以上所引，均见《明史？袁崇焕传》，卷259。就当时明与后金的斗争来看，袁氏的策略无甚不妥，且有新意，因已向皇帝奏报过，当然君臣两相知，没有秘密。岂料袁崇焕在实际行动中引起了麻烦，已同意和议的崇祯帝来个180度大转弯，变成坚决反对和议的了。崇祯二年（1629年）冬天，皇太极率八旗兵取道蒙古，由喜峰口长城入关，直抵北京城下，袁崇焕、祖大寿从山海关驰援。皇太极施反间计，谓与袁崇焕有密约，故意泄露给俘虏的明朝太监，借崇祯帝之手除掉了劲敌袁崇焕。这件事暴露了崇祯帝的轻信和寡谋，急躁与无知，试想一下，像袁崇焕这样的高级将领怎能无缘无故地倒向被他打败的对手，皇太极又何必千里迢迢绕道入关，如此高度的机密如何让一个被俘的太监偷听而又能从容地跑回宫中报信，崇祯帝自毁长城。后来《明史》的作者在评论此事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袁崇焕传》，卷259。由于袁崇焕在狱中写信给辽东总兵祖大寿等部下，靠他个人的威望说服关外明军忠于明朝，才稳住宁、锦战线，推迟了清兵入关的时间。
明末的农民起义，完全是以明政府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引起的。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燿采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有王二者，阴纠数百人，聚集山上，皆以墨涂面。王二高喝曰：‘谁敢杀张知县？’众齐声应曰：‘我敢杀！’如是者三”文秉：《烈皇小识》，40页，上海书店。王二率领愤怒的群众冲进县城，杀死张燿采，拉开了大起义的序幕。第二年府谷王嘉胤、宜川王左挂、安塞高迎祥等人纷纷揭竿而起，张献忠和李自成也参加其中。起义初起时，参加者主要是没有饭吃、不造反就得饿死的饥民，诚如御史王道直所说：“盗起于饥”，他建议崇祯帝“请益发兵饷银买米，一从保德州河路，一从雒宜陆路，赈延绥，以收拾人心，解散贼党”。那时崇祯帝如果肯稍作让步，拿出几十万银两买米赈济饥民，平息起义诚属易事，然而这个建议却被他拒绝了。《怀陵流寇始终录》，卷3，11页。
天鼓已鸣危机四伏的大明（4）
崇祯帝自恃官军兵多粮足，坚决与人民为敌，采取剿杀政策。然而事与愿违，农民军越剿越多。崇祯不肯花几十万两银子赈济饥民，而宁愿向人民加派剿饷330余万，练饷730余万，加上辽饷900万《明史？食货二》，卷78。，合计为2000余万。是崇祯本人把广大农民逼上了铤而走险的道路。所以尽管农民起义几次陷入低潮，崇祯十一年（1638年），李自成在潼关原遇伏，仅率18骑突围而出，次年重举义旗，又被明军困在巴西鱼腹山中，甚至想自杀，但都能转危为安，越战越强。崇祯十三年（1640年）秋，李自成接受李岩的建议，提出“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革命口号，以取消三饷加派动员群众，更加势不可挡。记载李岩参加李自成起义军并为其出主意争取群众之书颇多，然最为详细者莫如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3，“李岩说自成假行仁义”。第二年，李自成军攻下洛阳以后，取得战略优势，崇祯帝越发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明末社会危机日益加深，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还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最严重的是掌握统治大权的人不想去解决这些矛盾。兹不妨摘录历史上对此论述较为深刻的二人之见，一为《寇事编年》（即《怀陵流寇始终录》）序言的作者潘耒，他说：
有明中叶，如武宗之败度，熹宗之不君，皆足以亡，然不亡而亡于怀宗。边患如土木之蒙尘，佞幸如彬、宁之乱政，奄寺如振、瑾、忠贤之肆毒，皆足以亡，然不亡而卒亡于流寇。怀宗非失德之君，流寇亦可办之贼，而日蔓月滋，举天下之全力，莫之能制，此岂一机一策之失哉！其所由来者渐矣。略言其故，厥有多端。一由于守令贪残。明之末造，政以贿成，亲民之官，莫肯留心抚字，但知剥下媚上以取升迁，民不胜诛求，则群起而为贼，贼日多而民日少，以有驱之者也。一由于大吏玩愒。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督抚监司多文臣，少武略，寇之初起，蔑视为不足平，及其方张，则争言招抚，曰姑抚之而修我戎备。一就抚，则恬然无事而不为之虞。间有才能练达者，又意见不协，文法拘牵，莫克奏功。一由于武臣骄蹇。三百年来，武途积轻，文臣率奴隶视之，一旦有事，以为迫而用我。其庸驽者既选软畏缩，即知兵任战者，亦养寇自封。督责之急，不得已力斗取一捷，即高垒自便，策调不前。三者皆寇之资也。而其根本，则在于朝臣植党而营私，为人择地，不为地择人。人之媚己者亲之，异己者憎之，所亲予善地，所憎予危疆，不问其能胜任与否，惟用以快恩仇。主上用一能臣，则群而咻之，商一良策，则比而挠之，遂使明作有为之主，宵旰焦劳于上，而愈理愈纷，愈扑愈炽，卒至国亡身殉而后已。故曰：“去河北贼易，去中朝朋党难。”痼疾成者不可疗，木心蠹者不可扶，岂非百世之炯鉴哉！《怀陵流寇始终录》，卷首原文，1~2页。
另一人为《豫变纪略》的作者郑廉，他在叙述崇祯以来没有过“乐岁”时说，“天变于上，民怨于下，盗贼满野，人在汤火中”，令人奇怪的是身居高位和饱读诗书的士大夫很少有人关心国家兴亡，于是他悲愤地写道：
以励精求治之君，遇板荡之运，妇虽巧，无米难炊。帝至是亦不过咨嗟太息而已，真令人气寒而目瞠也。盖国之将亡，人心先死。一时士大夫虽从科目中出身，而胸中曾不若卒伍，口读圣贤之书，目不识仁义忠孝为何等字！虽坐堂皇，虽袭冠带，而所日夜营营者，不过门户、功名两事耳，百姓与我何关乎？此所谓虎狼而簪裾者也。前车覆而后车不戒，此辈尚可问其末路乎！郑廉：《豫变纪略》，卷3，61页，浙江古籍出版社。
应当指出，明朝末年不是绝对没有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爱国和有识之士。有，肯定是有的，关键是没有形成足以影响社会进程的势力或集团。如徐光启就是这种类型的一位杰出人物，他提出“富国强兵”的积极主张，并身体力行，付诸实践，但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和其势方张的清朝冲击之下，基本上化为泡影。最终明朝被清朝取代，中国封建社会继续延缓了它的寿命。
天鼓已鸣发自西北的义举（1）
1644年风光一时的李自成及其所率义军，在有明一代一系列农民起义中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支，而在整个中国长达2000多年历史中所有农民起义中，就更不稀罕了。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此次农民起义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如明朝从明太祖朱元璋统治的洪武年间就不断爆发农民起义，之后明武宗朱厚照的正德年间河北爆发的“百十年来所未有”的农民大起义，几乎推翻了明朝的封建统治《明武宗实录》，卷91。，然而终究没有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受到重视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就是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总计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认真比较，李自成所领导的义军，也是出类拔萃的。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二黄（黄巾、黄巢）一李（李自成）”实为中国所有农民起义的代表和标志。原因除了这几次农民起义的组织领导、斗争口号、规模浩大等等胜过其他的农民起义之外；还有这几次农民起义爆发的时机，分别在封建社会的初期、中期及后期，即由形成到发展，由鼎盛到衰落，由腐朽到灭亡的关键时期，他们斗争的结果及其深远的影响为其他的农民起义望尘莫及。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是来自传统的封建社会的最底层人民，他们的斗争是封建社会固有矛盾的总爆发，其深刻的根源在于农民受到的沉重剥削与残酷压迫，使他们要想活下去，别无选择，只有反抗。
明朝末年，广大农民没有土地，或有很少土地，他们失去最根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明穆宗之子潞王朱翊镠，在湖北占田多至四万顷《明史？潞王翊镠传》，卷120。；神宗子福王朱常洵，封于河南，“赐庄田四万顷，群臣力争，始减其半”，“中州腴田不足，度山东、湖广田益之”《明史？福王常洵传》，卷120。天启年间，桂、惠、瑞三王及遂平、宁国两公主，所赐庄田，动以万计。最后无田可赐，只得摊派，大州150顷，中则100顷，下等50顷。皇亲国戚大量占有土地之外，一般官僚地主兼并土地之风也极流行，万历时刘同升提出以限田抑止兼并，他说：“今天下民穷极矣，纵不能分田授屋，而坐视贪绅豪民、富商大贾，求田问舍而无所底止乎？则限田之法可以仿而行之也。”刘同升：《限田均民议》，见《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61。限田之法实亦难行，以河南为例，崇祯时，发生这样一件事：巡按御史高名衡上疏参河南乡宦曹某、褚太初、苗思顺、范良彦等居乡极恶，提出必须立即将其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