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声混成一片，凄惨之情无法形容，简直是一幅地狱的景象。”
“清扫现场的工作，紧跟在一场血腥的屠杀之后立即开始进行。那堆积如山的‘尸体’，大部分是气息未绝的活人，周身肝脑迸溅，血肉狼藉。不管是死是活，被一古脑儿地投入江流。黑龙江水浮着半死的人们象筏子似的滚滚流去。”
“二十一日（公历7月17日）午前十一钟时，遥望彼岸，俄驱无数华侨圈围江边，喧声震野。细瞥俄兵各持刀斧，东砍西劈，断尸粉骨，音震酸鼻，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洋。”
“这个地区，在我穿越它之前的不到四个星期，曾经是一个战场。欧洲的媒体对这个战场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但是它真正特点却全然被忽略了。”“这不是在黑龙江岸边发生的、有组织的交战双方的一场武装较量，这是一场对手无寸铁的全体居民的冷血屠杀以及对其家园的系统毁灭。”
“麻木的人们就看着黑龙江面浮满尸体，嗜血的凶手们全然不顾男人、女人或者孩子们的乞求。生活在海兰泡的六千中国居民，只有六个人幸免于难。”“凶手们惩罚受难者并屠杀那些试图在水中自救的人。他们用受难者的长发辫把他们梆在一起，再投入水中。”
“二百余年积蓄，迫为国难，一旦抛空，黄童离家长号，白叟恋产叫哭，扶老携幼，逃奔瑷珲。对过长江阻梗，绕越不能，露守江滩，群号惨人”。“江东屯仓，俄兵举火烧平，愁烟蔽日，难民避无处，哀鸿遍野。”（以上材料来自一篇网文：《让中国人寒心一辈子的俄罗斯地名》）
这些纪录，今天看来仍旧是触目惊心，恍如隔世。
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发生后，俄国人还为自己的暴行百般抵赖，甚至狡辩说“中国人围攻海兰泡，俄国人是正当防卫”、“中国人是主动撤离，俄国人并没有驱赶”等等。更无耻的是，某些俄方人士声称，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这些地方，“自古以来以来就是俄罗斯领土”。只是很奇怪的是，中国人怎么会在老毛子之前定居在那里，那些地方怎么又会全是中国的地名。
瑷珲纪念馆有一幅大型铜雕，叫《痛失》，一位母亲抱着自己的女儿，尽管她的女儿还很丰腴，但她却静静的死在母亲的怀中，这大概就隐喻着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等地区的丧失吧。
而就在瑷珲的河对面，如今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海兰泡）的博物馆里，也有一幅油画，描绘的却是“中国人在围攻海兰泡”的场景：城内燃着熊熊的大火，中国人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围攻海兰泡，而“英雄的”俄罗斯儿女正在为捍卫自己的“故土”而奋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1900年海兰泡的惨案，在这里却被描绘成了俄国人伟大的“卫国战争”。
要知道，只有东北人才会把自己的居住地叫“屯”，俄国人占领了中国人的土地后，却完全篡改了他们的名字。黄山屯成了穆拉维约夫；博尔多屯成了格罗杰科沃；大泡子屯改叫谢米多姆卡；段山屯改成沃尔科沃。中国人的居住地，还有很多很多，如“布丁屯、老虎屯、蓝旗屯、桦木林屯、南窝棚屯”，等等等等。
“江东六十四屯今犹在，何人光复大江东。”
这首《龙江吟》，是曾经负责交涉收复江东六十四屯的清代瑷珲副都统姚福升当年写下的诗，作为一个中国官员，面对国人被屠、国土被夺的遭遇和当时这样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种无能为力和无奈，又该向谁去述说呢？
俄国人贪婪的脚步并没有因为制造这些血案而停止。1911年12月，沙俄乘着中国爆发辛亥革命的机会，积极策动外蒙古分裂势力宣布“独立”。1913年11月，又迫使袁世凯政府签订了《中俄声明》文件，承认外蒙古所谓的“自治权”和沙俄对外蒙古的实际控制，条约中，沙俄只承认了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虚名。
1914年6月，俄军又侵入唐努乌梁海地区，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唐努乌梁海地区归俄罗斯所有，强行霸占了我国17万平方公里领土。对于这些被侵占的地区，不仅当时中国的北京政府未予承认，以后的历届中国政府也从未声明放弃对这一地区的主权。
多行不义必自毙。沙皇的倒行逆施终于引发了俄国十月革命，1917年，苏联政府多次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宣布放弃沙俄在中国侵占的领土。
1924年5月，中华民国（曹锟大总统时期）和苏联在《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规定，协定签字后一个月内，双方举行会议商订解决所有悬案的详细办法。两国政府同意在上述会议中，将中国政府与前帝俄政府所订一切条约概行废止，根据相互平等原则及苏俄两次对华宣言的精神，重新订约。
但令人扼腕的是，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时期，内政处于一片混乱的状态。《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刚签订几个月，我们的“贿选总统”曹锟，很快在军阀混战中被赶下台，上台“临时执政”的是接替者段祺瑞，而又过了一年半后，北伐战争爆发了。从1912年到1928年，北京的内阁就像走马灯一样，总共换了三十八届，这些外交事务也基本上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
苏联人也不诚实，后来不但没有遵守《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反而将之完全推翻。1925年5月，苏联为获得日本的承认，认可了1905年的日俄和约（即《朴茨茅斯和约》），完全违背了和中国签订的悬案大纲协定精神，和中国的领土争端问题，就这样不了了之。
1921年７月，蒙古上层王公与蒙古人民党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当时已经进入外蒙古），宣布“独立”，建立“蒙古国”。消息传来，国内各民间团体、党派纷纷发表宣言，致电当时的北京政府，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并谴责苏联对外蒙古的武装占领。北京政府也发布了一份措词严厉的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但也只能仅此而已。
1945年二战结束前，在斯大林的坚持下，蒋介石被排除在雅尔塔会议之外（这就是英美中在雅尔塔会议之前召开开罗会议的原因）。斯大林之所以不想让蒋介石参加雅尔塔会议，表面上是认为中国不够大国的资格，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想让中国参与有关蒙古问题的讨论。雅尔塔会议的结果，美英两国最终同意了苏联维持外蒙古“独立”现状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前往苏联访问，开始时很受斯大林的冷遇，据说进行建立同盟的谈判前，苏联提出前提条件要求新中国承认蒙古独立。尽管中苏后来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但谈判中的不快当事人记忆犹新，这也许是构成后来中苏交恶的最初起因。
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归还了旅大军港和东北铁路的管理权。但当中国提出解决蒙古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时，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断然拒绝。而此时的蒙古，早已投入了苏联的怀抱。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苏交恶，导致了两国边境出现非常紧张的态势，苏联人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威胁着中国的西部和北部边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人甚至全面越过“条约线”，偷偷摸摸的把边界向我方一侧推进，导致中苏边境小规模的冲突不断。
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让中苏矛盾发展到顶峰。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的中国一侧，全岛面积平方公里，长约1700米，宽约500米，距西岸（中国）200米，距东岸（前苏联）300米。从1967年到1969年初，双方巡逻队在岛上冲突不断，1969年3月2日和3月15日，苏军动用了坦克、装甲车、飞机和火箭炮，我军使用了反坦克炮、无后座力炮、40火箭筒等轻武器和岸上的纵深炮火，双方展开猛烈的争夺，互有伤亡（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数字为亡58人，伤94人；我方公布的数字为亡29人，伤62人，失踪1人）。
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苏联的势力开始日渐减弱。1986年7月28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承认中苏两国存在边界问题，并表示愿意按照国际公法，合理解决两国间的边界问题，共同建设一条和平边界。对此，我国领导人邓小平做出了积极的回应。由此，中苏边界谈判开始走上正轨，并成立了联合勘界委员会，逐步展开勘界立碑工作。
1989年5月，邓小平再次明确宣布：“后来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150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
在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下，1989年10月举行的中苏第三轮边界谈判对中苏东段大部分边界的走向达成一致。1991年5月，两国签订《中苏东段国界协定》，中方收回两江主航道中心线中方一侧的岛屿，并取得了经黑瞎子岛两侧在两江水域的自由航行权和经图们江下游的出海权。
1991年，苏联解体，原和苏联接壤的边境分别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所有，边境谈判也继续在这四国间继续进行。1994年9月，《中俄西段国界协定》签署；1998年11月，中俄两国已勘定的边界首次在实地准确标示。至此，除黑瞎子岛和阿巴盖图洲渚两地的划界外，中俄边界问题全部得到解决。
与此同时，中国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的边境划界谈判也在顺利进行。1994年4月26日，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总统签署了《中哈国界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