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条例规定，美国政府可以起诉并要求法院禁止任何人揭示“限定资料”。“限定资料”包括核武器的设计，工厂，设备，或特殊核材料的生产……。但是，不包括已经解密和已经被划出“限定”范围的资料。美国政府宣称，这种资料生来就是保密的。不管是一个政府雇员从实验室得到，还是一个公民作在自己家里想出来的，不论是设计，公式，还是一个念头，只要一产生，就是保密的。所以，哪怕瓦德·莫蓝拿出证据，他百分之一百的资料都是从公开出版物上抄下来的，但是，只要他把它们凑在一起，结果就是保密的，除非美国政府同意宣布这不是秘密。该条例还有犯罪处罚规定。在当时，揭示“限定资料”的处罚，是一万美元以下的罚款，或十年以下监禁，也可以同时并罚。
这案件一旦归到“原子能条例”下面，就成了一个暗箱。瓦德·莫蓝的辩护人在保密的挡箭牌下，不能知道有关此案的几乎一切信息。被告也无法回答面前的一大堆问题。任何试图被引进法庭的证据，都有一个保密的陷阱等在那里。例如，瓦德·莫蓝为了证明自己的资料来自公开读物，他拿来一本自己的大学教科书，政府说，他在教科书上划的线必须擦掉才可以拿出来，尽管这些线只是他读大学准备考试时划的。他又拿出一些杂志文章，一个记者后来报道说，他拿出来东西的都被司法部宣称是秘密的，指出文章哪一部分是秘密的行为本身，是秘密的；争论它是不是秘密的争论，是秘密的；法庭对于这些秘密的看法，也是秘密的。这里有件很有趣的事情。新闻检查制度这个字眼，在美国是份量很重的，或者说，是很难听的，所以当“进步”杂志社在法庭上指责美国政府是新闻预禁的时候，政府的一些人提出抗议，他们说，他们的律师说的，这不是“检查”，这只能称作是“删除”。“进步”的编辑克诺尔就说，你就是把它叫做香蕉奶油甜点心我都不在乎，可是它还是新闻检查制度。
正是意识到这一点，该案的法官心情很不轻松。他写道：“如果发出一张初步的强制令，据本庭所知，这将是这个国家历史上，用新闻检查制度禁止出版的第一个实例。这种声名狼藉的事情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1979年3月26日，法官发表了他的看法。首先他指出，这个案子与“五角大楼案”不同，后者只是国家行政部门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企图阻止新闻发布，而这个案子，有国会已经通过的“原子能条例”授权禁止。他认为，这个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之下的条例是清楚的，范围是适度的。再说，相比之下，“五角大楼案”只牵涉到3至20年以前的“历史资料”，这个案子则不同。最后，他主要是注意到了这个案子的巨大风险。他说，也许，从长久的意义来说，不自由，勿宁死。但是从眼前看，我们只有在拥有活下去的自由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享受到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新闻自由等等。也就是说，把氢弹秘密“放出去”之后，没准大家连活得成活不成都成了问题。他写道，“如果作出一个反对美国的裁定，这一错误将为我们所有的人铺平通向热核毁灭的道路。在这个案子里，我们生的权利受到威胁，出版的权利变得可以商榷。”法官“遗憾”地签下了这份预禁令。
这个案子是不是很有意思？我想，这个法官的判决是很能理解的，谁敢冒这样的风险呢？但是这个案子里确实暴露出许多很耐琢磨的问题。例如，在这个“进步”杂志案中所出现的“暗箱问题”，就是很值得深思的。当一名被告所被控的一切都变成了“秘密”，甚至他的律师，法官，陪审团都不能清楚地了解与案情有关的细节，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还有可能进行一场“公平的审判”，被告的权利还怎么可能得到保护呢？这也是我前面提到过的，美国的“反恐怖法”草案引起巨大争议的原因之一。
立法反对恐怖活动当然是一件好事情，问题是具体的做法，也就是“反恐怖”究竟怎么“反”法。例如，将来出现在美国的恐怖活动，其中很可能有一些是类似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这样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对罪犯起诉的证据也就有可能来自美国之外。因此“反恐怖法”草案允许在对国际恐怖主义份子起诉时，使用来自国外的证据，并且允许作为证人的美国驻国外情报人员不出庭，以免使美国在国外的情报网不受到破坏。乍一听，这似乎没有什么不合理的。但是，这些恐怖主义者很可能就象在纽约爆炸案中的被告一样，他们尽管是在为另一个国家服务，可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是美国公民，即使不是美国公民，在美国法庭审理，就必须给他们一个公平审判，就不能剥夺他们受美国宪法保护的权利。比如说，我以后还会提到的宪法第六修正案中所规定的，被告有权面对自己的证人。审理中的“暗箱”在美国是违宪的。
当“反恐怖法”草案在参院通过以后，我们在电视里看到一次非常有意思的辩论。它是由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著名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负责人，著名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路易斯，大学教授等组成的，在一起讨论有关“反恐怖法”草案所牵涉到的种种问题。也谈到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审判中的“暗箱”问题。总的来说，政府一方，尤其是联邦调查局负责具体工作的高级官员，都对于他们在工作中所受到的种种限制发出抱怨，在美国严格执行宪法的情况下，他们要对恐怖活动的嫌疑分子进行监视，却很难拿到一张窃听许可证。抓到什么罪犯，又由于种种原因，往往会起诉失败。他们坚持“反恐怖法”草案所放松的限制，对于美国的反恐怖活动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作为民权组织等属于“美国人民”和理性思维的另一方，却对于“反恐怖法”草案中有可能发展成侵犯公民权利的部分提出严重质疑。例如，“反恐怖法”草案的有关条例规定，如果一个美国公民向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提供经费等等，就可以对他进行起诉。听上去很顺理成章。但是，民权组织马上提出了其中所隐含的问题。例如，美国政府宣布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名单中，有著名的哈玛斯组织。这个组织确实在最近进行了一系列的炸弹攻击。但是，民权组织指出，哈玛斯不仅仅是一个恐怖组织，它同时也是一个宗教组织，在美国，完全有可能有一些公民只是在宗教上认同这个组织，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美国公民就有可能因为出于宗教的原因，向属于这个组织的医院捐了十块钱而受到“反恐怖法”的起诉，并且有可能因此而判刑，这显然是侵犯了公民宗教自由的宪法权利。在“反恐怖法”草案中，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
使我们感到吃惊的，并不是一个“反恐怖法”草案所反映出来的问题，而是美国人对于所有的立法和案例所涉及到的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问题所持有的认真态度，惊叹他们的持久的顽强和理性的思索。在这个辩论中，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负责人还提到美国在这一方面的历史教训。他提到，奥克拉荷马爆炸案之后，要提醒国会防止过度反应并不是无稽之谈。在二次大战美国在遭受到日本的珍珠港突袭之后，几乎海军全军覆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曾经作出过一次错误的过度反应。美国西海岸当时有十二万日裔的侨民，你也知道，一般来说，东方民族对于“故国家园”很难从根子上抛舍。更何况，这些日裔侨民里还有一些来到美国不久的新移民，两国交战，确使许多移民产生巨大的心理矛盾。同时，惊恐之中的美国政府，面对数量如此之大的来自敌国的移民，也觉得防不胜防。由于珍珠港事件是一场突袭，美国政府更担心这些日裔移民中会有人向其母国提供各种情报，从而导致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
当时，在强大战争攻击的威胁之下，政府的权限也相对扩大。结果，由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命令，把美国西海岸十二万日裔移民，包括已经加入美国籍的日裔美国人，全部圈入了落矶山脉东面的十个临时居住地，十二万人一宿之间全部失去自由。在这一天之前，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在为支持美国的军队而努力工作。在被集中圈住的四年当中，甚至还有人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收到为美国战斗的儿子的阵亡通知书。今天，当我们和美国朋友聊起这件事，他们都觉得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错误。但是，美国政府确实在战争的威胁下，曾经犯下过这样一个可怕的侵犯公民权利的历史错误。
当年的这十二万人中，有一个姓伊藤的年轻人在圈居生活中和一名共同命运的女孩相识。在他们恢复自由四年之后，他们组成家庭并给他们的新生儿起了个名字，他叫兰斯·艾伦·伊藤。艾伦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他们在失去自由期间，一个为他们看守房子的名叫艾伦的牧师。兰斯这个名字，则是为了纪念为他们向美国政府索赔的一个叫兰斯的律师。由于这个家庭的这一段经历，这个孩子立志长大以后要做法官，致力于保护平民百姓。他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世纪大审判”辛普森案的主审法官。在以后的信里，我会一再向你提到这个名字。一向在审判中以冷静著称的伊藤法官，谈起美国的这一段历史却无法平静，他说，“这件事情的意义非常重大。我必须告诉大家，如果这件事情可能发生在你我身上，它就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实际上，这就是美国人今天对待任何一个民权案件的基本态度。发生的任何一件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他们的态度就是，它如果可能发生在一个美国公民身上，那么，它也就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以，在美国，对于这一类问题，会有很多人挺身而出。尽管他们和这一个公民并不相识，甚至，也许他们并不喜欢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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