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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建部初期乃至五六十年代，干外交的这帮人有些什么苦衷和教训，外界不一定了解。尽管这些苦衷和教训和国家大事相比，微不足道，但有些苦衷和教训却大大地启发和教育了一代人。
现在介绍一个被贬、被迫害，而又无处诉冤的大使。
1950年初，外交部通过中央调来了一批部队出身的兵团干部和一批长期从事地方领导工作的干部，准备派到各建交国当大使。
以上两种人当中，还有二至三名文化人，其中一位是撰有不少著作的名作家，他叫王任叔。
1950年8月，王任叔带上几位外交官，去印度尼西亚，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全权大使。但王到任仅仅一年，就被下令调回。
王任叔是浙江省奉化人，又是1924年入党的老革命。在王入党的前一年，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曾通过一个国共合作的方针。于是王的工作也就在党的领导下，自然地进入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
于1926年，在巩固了广州革命根据地之后，开始了著名的北伐战争，以实现孙中山的遗愿，打倒帝国主义扶植的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封建军阀势力。
王任叔由于和蒋介石是同乡，便被调到蒋介石领导核心部门，从事机要工作。于1926年，王在广州出任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处秘书。
北伐战争是各个党派、各个阶层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进行一场反军阀的战争。因此，参加北伐战争的各派政治势力，都有各自不同的政治目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目的是，利用北伐战争，扩大与发展个人势力。因而，在北伐战争中，国共两党之间、以及各军队派系之间，都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这也就预示着，北伐战争中的统一战线，必然是短命的。
战争没打多久，仅在北伐的第二年，蒋介石便背叛孙中山的国共合作和反帝反封建政策，他联合汪精卫，勾结帝国主义，向革命人民举起了屠刀。精明强干的王任叔发现蒋要背叛革命，便立即偷偷地离开了北伐军总司令部。
王任叔以为秘密脱离虎口，远走高飞，不会被人重视，却没想到，蒋介石的特务随即布下了天罗地网追捕他。
在白色恐怖、大屠杀的年月里，王任叔想侥幸逃脱追捕，谈何容易。
当时，中共处于幼稚时期，再加上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领导，使一大批参加北伐的革命人士、中共党员遭到蒋某残酷镇压，追捕的追捕，杀头的杀头。没有多久，王任叔在宁波被捕。
王任叔出狱后，隐姓埋名，在中学当了一名教员，并寻找机会和组织取得联系。
在一时没有和组织取得联系的情况下，王任叔只能以教员为掩护，拿起笔、写文章，以宣传革命为宗旨，在人民群众中继续开展活动。但苦于一个人在白色恐怖下孤军作战，也很难作出任何有起色的作为。
后来，潇洒倜傥的王任叔不堪寂寞，当他和组织取得联系之后，便离开了宁波，东渡日本。
王任叔在日本一方面通过学习，进一步了解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废除封建割据和武士特权所出现的现代化改革，同时也实地考察日本新兴资产阶级与保存下来的封建贵族相结合，如何利用国家权力，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和其走上对外侵略的发展事实；另一方面，他和常驻日本的华侨、留学生一道开展一些“支持国内革命”的宣传活动。
王任叔在日本期间，向众多留日学生介绍北伐战争失败的症结。他的这些活动对推动一些人正确认识国内革命形势，澄清思想，起了很大作用，给留日人员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30年，王任叔回国，到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由于他曾是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而且又是早期文学研究会成员，曾写出过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和小说，在中国文化界享有一定的声誉，所以他到上海后，立即加入了上海的“左联”。
作家大使王任叔被窃照后的悲惨人生（2）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多数作家艺术家经由广州、桂林、武汉转到各地，有的到了前线，有的到了解放区、到了延安，有的去了重庆。而上海则是一代左翼进步作家和艺术家聚集的地方。
王任叔在上海，利用他自己的有利条件，在文化界、作家中从事统战工作，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文化界人士，共同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与此同时，为了便于宣传工作，有关方面还安排王任叔担任了一段海员总工会党团委员。在这一时期，由于王善于合作、作风随和、会团结人以及他那文化人的气质，很快就成为党在上海统战工作的骨干，深受各方的重视和欣赏。
王任叔在上海挥动着他那锋利而流畅的笔杆，以他那爱国抗日的赤诚，写出了大量文章，宣传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他还先后编辑了《译报》副刊、《爝火》、《大家谈》以及《申报》副刊《自由谈》，还主持过《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同时，他又以巴人、八戒、行者等各种各样的笔名写出并发表了大量诗歌、杂文。因而，有许多人评论说，王任叔在上海作家中，是从事抗日活动最活跃、写出的作品最多的作家之一。
1941年，由于上海“孤岛”沦陷，王任叔则远走南洋，到了印度尼西亚。他在国外协助胡愈之在华侨中开展文化宣传和统战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王的工作卓有成效：提高了当地华侨的爱国热忱，增强了当地人民和华侨反抗日本侵略的信心。王写出的文章，像一颗颗革命火种，在国外生根发芽，颇有一定的影响。
日本投降之后，王任叔又身体力行地投入华侨爱国民主运动和印尼人民的某些政治斗争。
王任叔在印尼的一些政治活动，引起了当地政府的注意。
1947年，荷兰当局为清除革命活动和共产党及其组织，便下令驱逐一些革命活动中的显要人员，其中包括王任叔，并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内，离开印度尼西亚。
王任叔离开印尼，去了香港，后又从香港到了解放区，并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任职。
从以上情况看，王任叔完全具备一个从事外交工作的基本条件：
一、王任叔进外交部前就已有26年的革命生涯，他辗转南北、国内国外，锻炼出一身刚直不阿、威武不屈、忠贞不渝、坚强而又稳健的性格。
二、王会写文章，他文笔流畅，善于捕捉，善于归纳、总结。他搞外交调研的基本功会高人一筹。
三、王一身文人气质，豪放不羁，语言丰富。他搞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统战工作。他待人诚恳、善解人意，情意切切，会交朋友。人称，他具有交朋友办外事的独特素质。
四、王略懂外语，虽然不精，但比不懂外文者，略高一筹。
根据以上四点，可以断言，王任叔应该是个搞外交的好坯子。
可为什么王任叔出任印尼大使仅仅只有一年，椅子还没坐热，任期远远不满，就被罢官撤回了呢？
是王在执行外交政策上犯了错误吗？不，他在这方面没有错；是犯有大国主义错误吗？如某大使和驻在国元首在二战期间很熟，战后，他出使该国后，仍继续称该国元首“老×”，很快就犯了大国主义错误。而王没有这类错误。
要么是王不遵守驻在国的法律，或与驻在国当权派没搞好关系，而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也不是。
要么是使馆内部闹不团结，大使无法驾驭，而干不下去了？也不是。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王被罢官撤回呢？
说穿了，就是王任叔在战争年月里，长期自由散漫惯了，养成了一种不拘小节的毛病。这毛病虽然并不属于做人的大节问题，但它却给王带来了一场终身难以挽回的灾难。
1951年10月1日，王任叔在我大使馆主持了一次庄严而又隆重的国庆招待会。
国庆招待会对任何国家驻外使节说来，都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外交活动。在这一年一度的国庆招待会上，大使要以个人名义邀请驻在国的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及其他重要官员前来使馆做客，还要邀请使团各国使节、重要外交官和社会名流、友好人士等来使馆出席。因此，国庆招待会不仅是各国驻外机构的一个重大外交盛会，也是驻在国当局十分重视的外交活动。
作为刚刚上任不久的王任叔，就更是要小心翼翼、不遗余力地把这招待会筹划好、办好、办成功。他的方针一是，要尽量照顾好主宾、驻在国的国家领导人，使对方能领略到中国对驻在国的尊重和中国的待客之道。同时，也不怠慢八方来客，以给每个来客都能留下美好的印象，以利于今后的友好合作；二是，要通过和各方人士的接触，多交一些驻在国和使团的朋友。还要利用机会，了解一些感兴趣的情况和宣传自己，以增进各界人士对新中国的了解。最后一点是，王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长期侨居印尼，对印尼的历史研究很感兴趣，因而他一上任，就计划写一本印尼历史书，留给后人。因此，在招待会上，他要和来宾中的社会名流就印尼历史问题进行接触、交谈，以丰富自己的书稿。
以上各点筹划都是王任叔在这两个小时的国庆招待会一一要做到的。
这天气候有些热，来宾又多。客人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