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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再让苏尼特人占便宜，两人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收缩阵型的方法，加强戒备之余，不再派军追击，这一下，苏尼特人除了时不时还能跑过来奔射几轮箭矢，就没有更多的对策了，损失由此大降。
不过，饶是如此，这群附骨之蛆还是如影随形地同他们走了好长一段路，直到毗邻盛京，周围牛录日益增多，活动范围不断缩小，进退之间不再那么方便，这只让他们又是痛恨，又是忌惮的苏尼特人，才在某天早上之后，消失无踪。
第637章 战后（1）
代善和多铎二人不敢懈怠，战战兢兢又走了一天，还派人在附近搜索了好几道，最终查无影踪，这才松了口气。
这时再计损失，更是令人气恼万分，汉人死的死，跑的跑，已经没剩下几个人了，至于旗人则不足八千，也就是说，这一路损失了将近一半的人马。
两人还来不及懊恼悔恨，更大的坏消息来了。
附近牛录的留守旗人陆续来报，说是盛京已被阿敏焚毁，黄台吉长子豪格也被砍了头颅，放在盛京城外京观的最顶之上，而且祖地赫图阿拉，也被阿敏抢掠一空后，烧成了白地。
代善和多铎初时是不信的，那个强大无比，睥睨四方的大金，什么时候沦落到如此凄惨的地步了，如果这些人没有说假话，那大金。。。大金危矣。
离盛京越近，前来禀报这些事儿的人越多，三人成虎，两人渐渐有些信了，等到了盛京城外，见到那堆规模不小的京观，还有其后已是残垣断壁的盛京后，这才彻底信了。
扳着指头算一算，如今的建州女真，满打满算不到四万人，还包括了老弱妇孺在其中，他们此时的处境，比之老奴起兵的时候还要有所不如。
明国若是大举进军，光是用人堆，恐怕也能让他们亡国灭种，更别提一东一北，还有东江镇和阿敏的威胁。
想到阿敏，代善和多铎都恨得牙直痒痒，以前还有些同情，但没想到他居然在大金身上捅了这么血淋淋的几刀，若非此人，大金的局面也不会坏到如此地步。
不管如何恐惧、害怕，抑或是愤恨，眼下都无济于事，当务之急，是把旗人全部聚在一起，以免因为分散，再被其他各方势力所趁，从而造成更多的人丁损失。
代善和多铎不得不联合起来，共同以大贝勒的身份（多铎掌四旗，已经与代善平起平坐，名正言顺地成了大贝勒，莽古尔泰之弟德格类接掌正蓝旗，做了小贝勒），号令所有辽东大地的旗人，全部向辽阳集中，以抱团取暖。
这也是没有办法之事，本来以他们目前的状况，退到赫图阿拉才是最好的选择，那里有利于休养生息，只是赫图阿拉同样被毁，缺乏防护，且离东金山太近，阿敏的威胁无时不刻地悬在他们头上，反而不如辽阳安全。
。。。。。。
大明崇祯四年九月初，秋老虎还在肆掠，聚集了明、金、蒙三方关注的大凌河之战，因为一场瘟疫的降临，历时两个多月，就这么虎头蛇尾的结束了。
此战在原本的历史上，黄台吉将围城、和谈、攻坚、打援玩得倍儿溜，前后历时三个月，不但将大明在关外的精锐基本覆灭，更逼降了城中守将祖大寿、祖可法、祖泽润、刘天禄、张存仁等人。
虽然祖大寿后来降而复叛，但丝毫没有影响后金在大凌河之战的辉煌，按后世的说法，就是后金获得了战略性的胜利，其意义丝毫不逊于萨尔浒之战和松锦大战，加速了明亡清兴的进程。
但鼠疫的出现，硬生生将这一历史进程打断了，不但黄台吉、莽古尔泰、多尔衮、阿济格身亡，就是很多后来在征服中原的过程中，“大放异彩”的贝勒贝子，诸如硕托、阿巴泰、达海、石廷柱等等，也都在这场瘟疫中染病后死去。
再加上李定国带着阿敏和海东青等人，在后金腹地大肆破坏，等代善和多铎带着为数不多、虎口余生的建州女真回到盛京时，迎接他们的是满目疮痍，不得不龟缩到辽阳左近。
经此一役，后金从一个充满勃勃生机，能同大明掰腕子的地方强权，退化成了一个奄奄一息，随时能被风吹灭的孱弱部族。
大凌河城中的明军，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战前连士兵带民夫，一共三万多人，战后仅剩不到八千的人马，其余人等，全部病死，而且因为城内狭窄，地方不够，无法安葬，成堆成堆的尸体就这么放着，直到发臭发烂。
不过好在最终保住了大凌河，而且整个战役与原本的历史相比，耗时不长，支援的大军尚未抵达就结束了，往驰大凌河只有吴襄去过两次，都是偏军，虽然败了，但损失不大，算是给大明保留了一丝元气。
“咯吱吱。。。”令人牙酸的尖叫声缓缓响起，时隔一个月之后，久未启动的大凌河城门，终于打开了。
在确定建奴已然撤离之后，祖大寿下令打开城门，按事先交待好的，派出数骑，前往锦州送信。
除了送信，更重要的，是将城内死尸清理出去，同城外一地狼藉的死尸一起安葬，否则的话，不但疫病还会继续恶化，就是这扑鼻的恶臭也让人受不了。
还有城外的工事…土墙和壕沟，也要一一填平，不能就这么任其放着。
。。。。。。
大明崇祯四年九月中旬，蓟辽总督孙承宗的一道加急奏折送到京师，其内容让朝廷上下都松了一口气。
因瘟疫横行，建奴损失惨重，自行退兵，大凌河城中的将士同样死了不少，为免瘟疫继续扩散，孙承宗令祖大寿率军继续留守大凌河，其后该如何处置，这个问题，总督大人抛给了朝廷。
其后明廷为此事争论了很长时间，有建议继续增兵大凌河，扩建武备，以御强敌的，也有就此认为建奴已衰，应该宜将剩勇追穷寇，派兵直捣黄龙的。
就在双方互不服气，争执不下的时候，一个新的声音出现了。
这个新的声音最早是从一个小小言官的折子上开始的。
这个言官姓甚名谁不重要，有没有受人指使则不太好说，总之他在奏折中说自己读过医书，又与太医院同僚交好，推断此次辽东大疫乃是由于季节变换，疫气横生而成。
此疫气最为可怕之处，在于能沾染人的口鼻后，相互传播，是以为祸甚烈，大凌河的惨状是其最佳佐证，另外，他还列举了两年前发生在陕、晋之交，逃难民众同样感染此疫病后，死伤枕籍的例子，内容颇为翔实，让人不得不服。
第638章 战后（2）
最后，该言官总结道，大凌河病死了这么多人，周边疫气横生，不宜派军前往。
幸存的建奴残军，同样会将疫气带回老巢，也不宜遣军追杀。
而大凌河幸存的众将士尽管没有生病，但也沾染了疫气，可能还因为送信将疫气传到了锦州，因此建议朝廷，尽弃锦、大两地，其间将士任其自生自灭就好。
两地以南的辽东军兵，全部撤回山海关，不令一人一马进出辽东，以免疫气传入中原，荼毒大明子民。
至少一年后再遣人出关探访，若无疫病继续肆虐，则可接收锦、大将士，同时根据建奴的情况，再定是战是守。
此言一出，守、战两派都不服气，很快用唾沫星子将其淹没了。
不过很快，户部的官员出来力挺，特别是户部尚书郭允厚赞赏有加，甚至还说服了几个阁老支持此提议。
当然了，郭允厚的提议没有这个言官那么偏激，置锦、大将士于不顾，而是稍微缓和了一些，表示这一年提供三十万两白银的粮饷给锦、大两地的军兵，同时两地将士开荒种田获得的粮食，由他们自行支配。
其余条件不变，除此两地的辽东军兵，全数撤回山海关，一年后根据疫情状况，再行定夺。
这样一个折衷的方案呼声渐高，战、守两派也有人见风使舵，转而支持，最后由崇祯帝一锤定音，就此定策。
崇祯此人虽然有些执拗，不愿意轻易放弃国土，但是这次情况不一样，虽然撤军关内，但建奴同样也没有占到便宜。
而且疫病的威胁如同悬在头上的利剑，让他不得不慎重对待，爱护子民的声名，也足可堵住弃守国土的指责。
更重要的原因，是大明糟糕的财政，每年数百万的辽饷，压得大明朝廷喘不过气来，户部尚书郭允厚左右腾挪，能支撑这么些年，也着实不易，眼下有这么好一个弃守辽东，节省开支的机会，他怎会轻易放过。
哪怕这种情况只持续一年，但能剩下数百万辽饷还是值得的，撤回山海关的军兵中，至少有一半是民夫，可以就地解散，他们的钱粮不就省下了？
其余将士的粮饷虽然省不下来，但山海关外各城池的维护，军械的补充保养，所费同样不少，这些就可以免了。
为此郭允厚不惜上蹿下跳，鼓动朝臣阁老支持他的提议。
崇祯同样是因为他的内库囊中羞涩，最终同意了这个提议，不过给锦大两地的粮饷稍微松了下手，最终定为一百万。
大明崇祯四年十月上旬，拖了快一个月的圣旨，终于从京师传到了辽东。
诏令祖大寿为大凌河和锦州的主将，就地驻防一年，其余人马全部撤回山海关。
锦、大两地的军兵还不到两万人，一年百万的粮饷，还有自种粮食的支配权，足够挥霍了，祖大寿规规矩矩地接了旨，安安心心地在大凌河呆了下去。
至于其余各城，则纷纷开始撤离，这其中也包括了孙承宗所在的宁远城。
孙承宗是推行堡垒战法的坚定支持者，袁崇焕也是师从于他，他们收复辽土的策略，就是一座接一座地修建城池，前期只要能守好这些堡垒，就能限制后金骑兵的机动性，同时演练关宁军的战斗力，等战斗力足够的时候，再伺机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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