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干不好，人民群众在报纸上、广播里，看到听到的都是胡说八道、乱七八糟，那么人民群众就会觉得我们党和政‘府是胡说八道、乱七八糟。”
“所以不是党和政‘府对你们的要求严格！而是人民群众，这些复兴党和中国政府的东家们对你们的工作要求严格！”
对人民群众，王书辉要求复兴党不唱那些没用的高调，不搞那些没用的胡说八道。这是因为从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出发，人民群众不听那些没用的高调，不信那些没用的胡说八道。
王书辉不和人民群众讲理想，所以王书辉只和人民群众讲利益。
事实就是的非常实在的事实。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就是利益。所以和人民群众讲利益，人民群众听得懂，愿意听，容易接受。
王书辉并不怕和人民群众讲利益。对于中华帝国的所有利益的分配，王书辉只怕不能和人民群众讲明白，讲清楚。他最怕的是出现那种隐瞒利益分配，出现特权阶层和利益集团的情况。
所以人民民主制度下，全民所有制的经济体制下，国家拿走多少利益？人民群众拿走多少利益？国家用拿走的利益为人民群众办了多少事情？办了什么事情？
关于这些制度和政策的东西，王书辉不仅要求各级宣传部门在各种媒体上天天讲，反复讲，而且更是直接就把涉及这些东西的原理、原则和法律、条文等等，直接就放到了少年军的政治教科书里面。
王书辉领导的复兴党和人民群众讲利益，人民群众是很爱听很关心的。
可是从另一个方面讲，已经被彻底的撕掉了一切假面具，被复兴党领导人民群众的反封建革命扫进垃圾堆的封建道德崩塌之后，新中国的人民群众开始前所未有的关心自己的利益，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样一股热潮，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比如说，对于近两年出现的生产过剩问题，就有这方面的原因。
无论是王书辉本人，还是王书辉领导的复兴党，都没有从管理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几千个上到几十万上百万人，都没有从管理几个、十几个、几十个上百个企业的情况，转速的转变心态，从根据地管理转化到国家管理这个层面上来。
1630年左右的时候，复兴党还只有湖北、鲁东和辽南这区区三块小地盘，几千万的人口。到了1634年复兴党一下子就开始管理起整个北中国和南方部分地区以及上亿的人口了。
1630年左右的时候，复兴党是只管生产，只管扩建，因为有整个中国作为市场，有整个东亚作为市场，只存在复兴党的工业企业生产的各种产品不足的问题，不存在复兴党生产的产品过剩的问题。
可是等到了1634年中华人民民主帝国建立之后，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同时完成了人口迁移，农业工业化建设和地方工业建设之后，原本的消费者一下子变成了生产者，过去落后原始的农业社会生产力一下子变成了最差也是成熟产品的蒸汽动力的，一般都是电动力的先进生产力了。
如果是几千万人搞生产，一亿多人进行消费，这几千万人生产的产品还不存在什么过剩的问题。
可是当一两亿人搞生产的时候，在这些生产者的消费思想还没有实现转变的情况下，那些把工资都存进了银行，天天节衣缩食，卯足了劲头搞生产赚钞票的生产者生产出来的海量产品，就肯定会出现商品过剩现象。
造成这种情况，一方面肯定是复兴党的在国家层面的经济规划没有搞好。王书辉从现代社会拿回来的那套现代社会的智囊团搞出来的国家经济规划不符合中华帝国的实际情况。而复兴党自己，也还没有把组织全国两亿多人民群众搞生产的能力锻炼出来。
另一方面，调整国内经济，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把一些高端消费品，如汽车（廉价的国民汽车），商品住宅，家电产品等等投放到市场上，也是下一阶段复兴党的一个主要工作之一。
更主要的是，中华帝国突然爆发出来的快速工业增长，超过了尚未进行开发的稚嫩世界市场的容纳能力。
不过到华夏4335年，也就是西元1639年年初，复兴党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制定更合理的全国经济计划方案，进一步开展和完善全国各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全国各个地区的地方企业进行调整，更加主动的积极的开发世界市场，肯定是复兴党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重点内容。
千百年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数量庞大的中国人民，在落后的农业文明生产力和落后的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下，一直过得是一种时刻处于生存危机中，站在悬崖边上的艰苦生活。
突然间，能吃饱饭了。突然间，能穿暖衣了。突然间，能住上有暖气有玻璃的房子了。这些祖祖辈辈艰难的生存着的中国人有不适应，对于利益过度的追求，对于生活支出过度的节约，这都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人民群众永远都是追求美好的生活的。只不过在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复兴党把国家建设的重点放在了重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了。所以在消费品市场方面，市场上的粮食、布匹、基础生活用品等等比较单一的产品虽然在价格上都非常的廉价，可是也都没具备那种让人民群众非买不可，一定想要的吸引力。
王书辉是从借钱买房子，分期付款买手机的时代过来的人。他对中国人民的消费热情和消费能力，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中国国内的庞大市场的消费能力是充满了信心的。
他相信，没有了养老负担，没有了养育子女的负担，没有了各种各样的负担，只有复兴党拿不出来的消费品，没有人民群众不想要的消费品。
就以王书辉在发现中华帝国生产过剩的第一时间里就想到了国民汽车来说吧。价值五万元人民币，相当于一个刚进厂的青工（初级工的工资一个月两千元左右）二十五个月工资的甲壳虫小汽车，在4334年，也就是西元1638年年末，六个汽车制造厂推出的一万两千辆试生产的产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被售卖一空了。
当然了，复兴党在消费品投放的上的努力从长远来说不仅不会降低人民群众对于利益的追求，只会进一步增加人民群众对于利益的追求。
当人民群众体会到了那些消费品的好处之后，他们肯定会想要更多的工资，更多的奖金，更多的分红，从而希望自己生产出来的更多的产品能够更好的卖到市场上去。
不过在那个时候到来的时候，复兴党的执政能力肯定也要随着实践的过程进一步的发展。
特别是随着中华帝国对世界市场的进一步开发，那个时刻的到来肯定是会被不断的延缓的。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复兴党对国家经济的组织和领导能力会不断的提升，随着整个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和产业升级，随着新一代的中国人的不断出生和成长，中华帝国的经济和政治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只能说在现在这个时代里，中华帝国遭遇的这种必然而又突然的生产过剩，只是一个时代发展的小插曲而已。
第499章 、大结局：火星上的对话
荷兰使节团到达中国这件事情，在当时，无论是中华帝国方面还是荷兰人方面都不觉的是一件非常具有重大意义，非常了不起的事件。
当时的中华帝国虽然刚刚建立才五年左右的时间，可是因为在十七世纪前半段这个时间里，中国还是那个伟大的，实力雄厚的，高高的站在人类文明的顶峰上的伟大国家，所以中国人还是用一种俯视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的。
大部分中国人，就是被王书辉亲自教育出来那些的中华帝国的新·中国人，头脑里仍旧是那种骄傲的，自尊心非常强大的，把一切外国人和外民族当成是低等级文明人类的中国人。
而西方人，特别欧洲人，因为他们本身刚刚从中世纪黑暗的泥潭中挣扎出来不久，文艺复兴时代也没有结束多长时间，所以因为文明程度还没有实现本质上的飞跃和进步的，刚刚进入到近代史阶段的欧洲人，还对中国保持着一种感性的认识，对中国和中国文明，以及在他们眼中庞大和富饶的东方帝国，他们一直保持着一种仰视的习惯。
实际上，就是在一百多年后，引导和启发了法国大·革命，从某种程度上塑造了现代文明的西方思想家们，还一直都对中国以及中国文明保持着也一种非理性的敬仰。
著名的法国思想家，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旗手，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欧洲的良心”的伏尔泰，还对已经开始进入到文明倒退阶段的满清中国，对生产力开始陷入到全面衰退阶段中国社会，进行着某种玫瑰色的幻想。
据史料记载，这位思想家居然还是乾隆皇帝的粉丝，认为乾隆皇帝是个了不起的帝王和诗人呢？
所以对于中华帝国和中国人来说，虽然他们已经能够明确的分清“红毛夷人”并不是一个国家的人，知道西欧这个还没有中国大的地方分好多个国家，通过世界地图的普及以及地理知识的学习，认识到西欧那些“撮尔小国”都叫做什么名字，都是在世界的什么位置上，可是大部分中华帝国的公民们对欧洲的了解也就是这么一点儿而已。
相对于欧洲来说，中华帝国的国民们还是对南华洲（澳洲大陆）和东华洲（美洲大陆）那些已经被中华帝国海军舰队宣示了领土主张和没有被中华帝国海军舰队宣示领土主张，但是已经开始着手进行的广大和荒芜的土地更加的关注一些。
中华帝国的国民们，哪怕就是对已经成为中华帝国藩属国属地的，寒冷、广阔、荒芜和人迹罕至，在中华帝国出版的，贴的满中国都是的世界地图中，被标识成一片白色和浅白色的鲜卑利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