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副架势显然不是在营业，即使想营业也营不了，帐目都还没清点清楚，怎么可能营业？之所以开着后门，只不过是为了召开一场会议，银行后头有座大礼堂，可容四五百人放的那把火也没波及那间礼堂，因此，这里就成了共和军“盐政善后会议”的召开地点，一场决定中国盐业前途、盐商命运的大会就在这里举行。
主持会议的是和军总司令赵北，列席会议的除了富顺的盐商之外，还有来自于荣县的盐商代表、地方名士，另外还有一些川南的重量级军政人士荣县的王子骧、仁寿的秦省三、威远的杨绍南和甘东山，这些趁乱而起的民军首领哪一个不是威名赫赫的江湖大佬？就连远在州的周鸿勋也千里迢迢带着袍哥队伍赶到了富顺，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这里的井盐！
共和军西征之后，川南虽清军重兵弹压，但无奈地方烂已久，会党横行，清军虽疲于奔命，但各地“民军”仍是一个劲儿的冒着头，同盟会策动的川南起义虽然失败是却进一步削弱了官府在偏远地区的统治力量，有利于地方豪杰的崛起，这王子骧、周鸿勋等人就是那个时候崛起于草莽的，仗着手下有那么千把号弟兄竖起旗子就造反，占着山头敢称王纷粉墨登场，当起了川南的地头蛇，富荣场的清军反正之后，这些江湖好汉就扛起革命的红旗，离开了山寨，带着队伍开到了富顺想分一杯羹，但没等这些杂牌队伍进城牌的革命军就到了富顺县。
虽说“强龙难地头蛇”，可如果地头蛇遇到了蛮不讲理、实力强横的强龙却也只能甘拜下风共和军面前，无论是王子骧还是周鸿勋那都是上不了台面的小角色，论兵他们不及共和军多，论枪他们不及共和军利，又有什么资格跟共和军争？再加上一个“川南镇守使”田振邦从中使坏，共和军没把他们这些地头蛇消灭已经是高抬贵手了。
说起田振邦，那也是个人物，重庆举义，他算是为共和军的西征大业立下大功，为了酬功，总令保举他做了“川南镇守使”，将叙州、州、宁远、叙永这三府一厅的川南地盘划给了他田某人管辖，这块地盘也就成了他田某人的禁脔，虽说与总司令约定在先，盐税、盐业轮不到他田振邦揩油，可这些地方的田赋、厘金却都归田振邦打理，如此财源，田振邦怎肯甘心让他人分润？为了实现“川南王”的理想，下滥药、使坏水、进谗言，什么手段田振邦都试过了，如果不是有总司令的严令，恐怕田振邦早就与那帮地头蛇开战了。
田镇守使打得是什么主意，赵北心里一清二楚，田振邦是想做实实在在的“川南王”啊，但总司令偏偏不想让他得逞。
平衡。一切为了平衡！为政之道就讲究这“平衡”二字。现在就灭了田振邦。无益于赵~信誉。但如果帮着田振邦灭了王子骧、周鸿勋等人。却也无助于牵制田振邦。所以嘛。这最好地办法莫过于和稀泥。让这帮地头蛇互相牵制、互相监视。如此。方可保证共和军在川南地话语权。所以。此次“盐政善后会议”并不仅仅是为了盐政改革。而且也是为了安排这些地头蛇地出路。平衡他们地势力。为总司令主政全川保驾护航。
田振邦要做实实在在地川南王。王子骧、
也要在这川南一带刮刮地皮。双方立场都很坚决。利肯退让？要想调和他们之间地矛盾。可不是一件容易地事。这得总司令一锤定音。
如果从赵北抵达富顺县那一天算起。这位总司令已经在本埠呆了整整两天半。可在这两天半地时间里。富顺盐商和军政要员没有一个人看见过这位共和军地首脑人物。就连精心准备地接风宴也是蓝天蔚、傅华封代为出席地。谁也不知道赵总司令到那里去了。可偏偏从镇守使田振邦地嘴里传出风声。说是共和军方面打算整顿盐政。刷新盐业。
可具体怎么整顿、怎么刷新。却没一个人知道。蓝天蔚、傅华封都是守口如瓶。田振邦刚刚从成都赶到富顺。而且一介武夫。除了银子什么也不懂。结果这两天下来。所有地盐商无论产业大小。均是战战兢兢。现在都知道已经改朝换代了。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坐江山地换了人。连大臣都能换。何况小小盐商？
盐商。中国古代商人中地翘楚。凭借着特殊地位不仅为自己攫取了大量财富。同时也与官场保持着千丝万缕地联系。要想扳倒一个盐商。那需要动用足够地力量。盐政。不是那么容易整顿地。至少在承平年间如此。
前清时候的盐政讲究八个字：裕课、恤商、利民、杜私。裕课，是指最大限度榨取盐税，充裕国库；恤商，是指减轻盐商负担，避免涸泽而渔；利民，是说降低盐价，扩大引岸，不使百姓受淡食之虞；杜私，是说尽力杜绝私盐贩卖，维持盐税收入。
这八字真言看去冠冕堂皇，值得山呼“吾皇圣明”，但实际上却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从清初开始，这盐政就一路磕磕绊绊，就没有走得顺畅的时候，原因也很简单，因为那“八字真言”之间根本就是互相矛盾的，裕课就意味着要加大对盐商的压榨，盐商都不是傻子，自然不会自己承担这苛重的赋税，自然会放弃那些遥远而又毫无利润可得的引岸，还必须想尽办法将私盐变成官盐，以降低成本，如此一来，就造成了两个直接后果：其一，偏远地区的百姓无法吃到官盐，或根本吃不起盐；其二，大量盐税流失，或变成了盐商的豪宅、戏班，或进入了盐官、税吏的口袋，朝廷收入自然而然的降低了。
当然，清朝统治者不是没考虑过对盐政实施改革，从立国之初起，皇帝们就一直盯着那盐税，底下的那帮能臣也没少出好主意，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敢动手而已，所以，盐商得以继续维持着他们的特权，不过这个特权的享受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用一句官场的话来说，盐商就是朝廷养的“肥猪”。
皇帝之所以愿意维持_商的特殊地位，纯粹就是在养肥猪，什么时候缺银子了，什么时候就杀猪，而盐商数量有限，这就决定了杀猪程序的简便，有几口猪，每一口猪有多肥，这些细节官府都一清二楚，按图索骥，没一个能跑得了。没办法，古代中国商业、货币的流动性太差，只有财大气粗的盐商才有足够的现金供官府勒索，其他的商人根本没有这种实力，南方的行商虽有这种经济实力，但现金不足，也不是旱涝保收的行业。
只盐商才是肥猪，宰起来痛快，作为交换，朝廷也就给予这些盐商特殊照顾，甚至可以为盐商子弟的科举应试提供种种便利。
清初的盐法是商引岸制，是直接继承的明代盐法，这一制度在明代就已暴露出许多弊端，明末就已出现了改革盐法的呼声，只是由于明王朝的迅速覆灭而终未施行，到了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盐法败坏已极，严重影响了朝廷的财政收入，雍正皇帝不得不采取措施对盐政进行小范围修整，敲敲打打，勉强应付，自那之后，每一个新继位的皇帝都曾试图对盐政进行彻底整顿，就场征税、民运民销……诸多改革措施一一出笼，直到道光年间，终于出现了“票盐法”，从根本上解决了纲商引岸制的缺陷，但不等进一步推广，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先后爆发，为了解决军费问题，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又对盐政指手画脚，采取了寓纲法于票法的循环票法，等于是又退回了纲商引岸制，从此之后，清朝的盐政就再无回天之力，一直到清朝覆灭，这纲商引岸制也没废除。
如果从明代算起的话，这一古老盐政制度已施行了五百年。
曾有历史学家评论说“古代中国是个保温瓶”，盐政制度或许可以为这句话做个完美的注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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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6章 养肥猪与杀肥猪（下）
过话又说回来，清廷不是不想改良盐政，而是瞻前顾下定决心。
盐政改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普普通通的食盐牵扯着太多的利益团体，盐商只是一个明面上的，藏在盐商背后的则是那数不清、理不明的利益链条，官僚、贵戚、宗族、縻生、皇族，甚至就连那盐滩、井灶上的盐工，也都算作这个利益链条上的一分子，要想彻底解决纲商引岸制的缺陷，就必须对这整个利益蛋糕进行重新分配，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自信，盐法是变无可变。
承平之世讲究得就是一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盐商利益集团担心失去这块巨大的食盐蛋糕，皇帝则担心触动不该触动的势力，导致政局动荡，所以，这彻底改革盐法的构想仅仅只能作为一个构想停留在皇帝的留中奏折里。
但现在不一样了，清朝完蛋了，皇帝滚蛋了，天下烂，政局动荡，不趁此良机快刀斩乱麻的改革盐政，难道要等到承平时候么？
革命，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也是权力的分化整合，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攫取一份果实，前提是你有足够的实力。
放眼天下，如今有实力整合全国权力与利益的就是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其次才轮到赵北的共和军集团，四川大部地区都已落入共和军掌握，所以，这四川利益蛋糕的重新分割、分配就只在赵北一念之间。
带着一丝惴惴，也带着一期待，这富荣场大大小小的军政人物、盐商巨贾都准时来到了大清银行的礼堂，端坐在那西洋式的长条椅上，热情寒暄、老友叙旧的背后，却藏着那无法摆上明面的尔虞我诈、落井下石。按照往年的历史经验一次的盐政整顿总会有一批失势的盐商落马，然后又有一批走对了门路的盐商飞黄腾达。
换句官场上话来讲，这叫“杀肥猪”，猪养肥了当然要杀了吃肉，吃不到肉谁会养猪？
杀了一批养肥的猪，再一批猪仔喂养，养肥之后就是又一轮的循环。
国离不开食盐国家也离不开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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