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还顺便谈到了日常生活情况。老人说起码的生活资料来之不易。他们在山地牧场放牧绵羊和山羊。自己种的粮食不够吃，因为他们耕种的土地石头多，每公顷仅能收三、四公担粮食。以前很长时间无法摆脱地主的奴役。好的牧场和耕地都掌握在地主和富裕农民手里。直到这里并入苏维埃乌克兰以后，大家才扬眉吐气。地主政权被推翻了，所有土地资源成了劳动人民的财富。
“现在可以过得去了，上校大人！”老人心满意足地说。
桑博尔－乌日哥罗德公路所通过的乌若克山口，高度不算大（海拔889米）。它用刺骨的寒风和潮湿的雪花迎接了我们。暴风雪妨碍了现地勘察。只在天气晴朗的短暂时间里才能观察到四周情况。这里的山是由砂岩、泥质页岩、泥灰岩及其他易受破坏的岩层构成的。这也是高地轮廓平缓，春汛和溪流切割而成的深谷纵横交错的原因。我们在一条清澈见底、喧腾不息的小溪旁坐下休息。当时我们未能立即弄明白，我们正坐在桑河这条大河的发源地。
傍晚，试验纵队先头登上山口。最先上坡的是汽车，接着是坦克，再后是牵引火炮的拖拉机。我们未等畜力运输工具上来，而在由山口下来时遇见了它们。马匹在陡坡路上吃力地走着，人们经常不得不停下来，好让它们喘息一下。纵队行进极慢。很清楚，在这一地区，装备笨重、快速性差、不适于山地行动的步兵师，必须尽快改编为轻装的山地步兵兵团。
十月革命节前夕，我们终于回到斯坦尼斯拉夫。我写了详细的旅行报告，指出了某些缺点，对各部队的战斗素养给予了好评。我坚决主张尽快将我们集团军的一些步兵师改编成山地步兵师。现在我回想起这些事就有点伤心，因为战争爆发后，我军山地步兵师不得不在平原作战。改编它们的努力算是白费了……
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已经存在了二十三年。敌人曾预言它维持不了几个星期。历史嘲笑了可怜的预言家们。苏维埃国家茁壮成长着，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全世界劳动人民，所有深受资本主义压迫之苦的人民，都怀着爱戴和希望注视着苏维埃国家。法西斯分子既对它恨之入骨，又深怀恐惧。我们知道它们不会让我们安宁，我们还得同它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人们感到，严峻的考验时刻在迫近。但我们深信我国的社会制度是坚不可摧的，我们勇敢地正视未来。
11月7日那天，我认不出斯坦尼斯拉夫了。前面已经说过，我第一次见到它时，感到它偏僻而平常。可现在我忽然看到它是另一种样子了。街上挤满了欢跃的人群。工人们排成一列列纵队走过去。他们显得多起来了，因为该市工业发展很快。友谊的歌声在人海上空回荡，这是苏维埃人的歌。这个州并入苏维埃乌克兰不过一年，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新生活团结并唤起了人们。我们感到发自内心的高兴：我们在这里也置身于祖国的大家庭里了。
12月，我们集团军的山地步兵第96师向新驻地，即苏罗边界实施行军。该师师长是著名的骑兵将军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别洛夫。帕鲁西诺夫将军命令我去监督行军。这时已经下起大雪，天也冷多了。这一切都加大了行军的困难。
我夜间在兰钦地域赶上了该师前卫。行军是在假设的战斗情况中实施的。纵队行进时，按全部规定组织了行军警戒，做好了随时进入遭遇战斗的准备。在行进路线预先指定的地点配置了高射机枪和高射炮。射手和炮手们警惕地注视着万里无云的夜空。
我在一个积雪覆盖的小橡树林里找到了别洛夫将军。这里已为他的作战组搭起了两个防寒帆布帐篷。将军穿着胸前有两根皮带交叉的长长的骑兵大衣，站在被蓄电池灯照亮的小桌子旁，桌上摊着一张地图。
我和他是在1933年相识的，那时他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函授生，来参加毕业考试。当时这个清瘦的、外表象知识分子、领章上有三道杠的指挥员，以他出色的骑兵姿态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我们攀谈起来。我们相同的骑兵生涯使彼此感到惊奇，我们俩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成为军官，都转而为苏维埃政权服务，都早在1923年就指挥骑兵团。如今，我多少有点奇怪，这个酷爱骑射的骑兵却当上了山地步兵师师长。
他认出了我：
“啊！您好，骑兵！什么风刮来的？”
我说明了我为何而来。别洛夫严肃起来。
“您可以向司令员报告，我师严格按计划实施行军。没有人冻伤，各条行进路线都有取暖站。炊事车在休息地点为人们提供热食。我们的全部物资都拉出来了，如常言所说，连一根钉子也没剩下。因此，一切正常。”
师长在图上给我指出了各纵队的运动。行军秩序极好。
有人给我们每人送来一杯热茶，在这寒冷的夜晚。真是太应时了。
“怎么，朋友，终于背叛骑兵了？”别洛夫问。“或者是鬼使神差把您弄到集团军司令部来了？”
“不过我不遗憾。骑兵已经完成自己的使命。如今，未来是属于机械化兵的。至于高级司令部的工作，它对每个人都有益。因此，我没有理由怨天尤人。瞧你这个天生的骑兵，不是也忽然指挥起山地步兵师来了吗？能说是由于什么过错吗？”
别洛夫的脸色变得阴郁了。
“就是这么回事。我是一个兵。给了我命令，我就指挥步兵，再给我命令，我就带领机械化兵团参加战斗。”他叹了口气。“唉！不过我现在仍然很乐于指挥一个骑兵师！在那里，一切我都熟悉、亲切，不象在步兵里这样。”他用手“啪”地拍了一下地图：“瞧，纵队拉得这样长，步兵在暴风雪中艰难地迈步。让小伙子们骑上马该多好！习惯势力是那样大，我在计算纵队行进速度时都不知不觉地把骑兵具有的能力作为依据了……”
我一连几个昼夜都未离开别洛夫。我们走遍了行军中的部队。当该师拉到目的地后，我才离开。我和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热情地分了手。当时我和他都不知道，这位勇猛的骑兵很快又将回到自己最如意的天地去了。他的骑兵军在莫斯科保卫战中功勋卓著，成了近卫骑兵军……
5．新的任命
我向帕鲁西诺夫报告完成任务情况后，便去见参谋长。
“您好，巴格拉特·伊萨科维奇。”我在门外就向我喜欢的年轻将军问好。
他把目光从放在桌上的一份文件上移开，开玩笑似地回答：
“你好并且再见，亲爱的！”见我迷惑不解，他微笑了。
“祝贺你的新任命：你要到基辅担任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长了。
这是命令。”
将军把文件交给我。我将它飞快看了一遍：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搞录……任命A·X·巴格拉米扬上校为基辅特别军区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长，免去其现任职务……”
“我一点也不明白……”
“干吗要你明白？！把工作交给你的副处长吧。”
我开始不慌不忙地交代工作，打算过了元旦再去基辅。但是鲁布佐夫将军打电话催我了。我的前任调往莫斯科工作，他对此十分高兴，所以急着要走。
“我恳求你。元旦以前我要到达莫斯科。”
临行前我走访了我的所有首长和同事。
司令员以他习惯的方式同我告别：冷淡而过分讲究礼仪。我感觉到我的离去丝毫没有使他动感情。同参谋长则象老朋友一样告别。巴格拉特紧紧拥抱了我，衷心祝我在新的岗位取得成绩。
第二天，我便到了基辅。彼得·尼古拉耶维奇·鲁布佐夫非常高兴：
“终于来了！好，首先向您祝贺。请您尽快帮我脱身。”
我本想从从容容地逐渐熟悉我的职责范围。但鲁布佐夫不给任何商量的余地，他把一切工作往我肩上一推，就急急去莫斯科了。
现在我的工作范围大了。我能胜任吗？但在此时此刻，怀疑是军人的禁忌。既然要我干，那就大胆干吧，要不辜负组织的信任。
军区司令员、参谋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我都没有看见：他们正在莫斯科开会。接见我的是第一副司令员弗谢沃洛德·费奥多罗维奇·雅科夫列夫中将。同他的谈话是简短的，结束交谈时他送了我一句爽快的话：
“干吧”。
同分管军事院校的司令员助理瓦西里·叶夫兰皮耶维奇·别洛科斯科夫将军、炮兵主任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雅科夫列夫①中将、旅政委级政治宣传部长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米哈伊洛夫、分管组织和动员的军区副参谋长——我在总参军事学院的同学和同事倍尔曼·卡皮托诺维奇·马兰金②中将、通信主任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多贝金少将及军区其他领导人员谈得较多。这些人互不相同，也很有意思。读者在后面将会更了解他们。
①雅科夫列夫（1898—1972），苏军炮兵元帅（1944）。战后曾任苏联武装力量部副部长、国土防空军总司令。——译者注。
②马兰金（1894—1961），苏军大将（1948）。战后曾任苏军副总参谋长、总参军事学院院长。——译者注。
要做的事很多。作战部的军官们忙得满头大汗：要迅速拟定国界掩护新计划草案（部队对这个草案已等得急不可耐了），要组织军区和各集团军领导人员轮流集训，要拟制军区首长司令部演习和战役训练作业的实施计划，要仔细研究战区情况，总之，要做的事无法一一列举。
我就是在处理这一堆堆烦冗公事中了解我的部下的。
主管作战事务的第一科，由我的副手，一个有学问、有经验的指挥员，四十岁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达尼洛夫上校领导。他十八岁参加红军，曾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在芬兰战局中，他腿部受伤，变成了终生瘸子。他是个精力充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