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回来的扎赫瓦塔耶夫也讲了很多情况。我们得知，步兵第36军付出很大代价突破法西斯军队包围圈后，退到了利亚霍夫齐、扬波尔一线，亦即努力向步兵第49军右翼靠拢。骑兵第14师也向那里退却。步兵第37军在诺维基、伊瓦丘夫一线打退了猛攻的敌人。在捷尔诺波尔以西陷入合围的步兵第6军和骑兵第3师所属部队的情况，暂时一点也不清楚。集团军司令员试图以机械化第4军的兵力支援他们，但未成功。不过，机械化第15军在战斗中严重减员的坦克第10师所实施的勇猛反冲击，却取得了意外的成功：法西斯部队被逐出了捷尔诺波尔。遗憾的是到第二天，由C·F·奥古尔佐夫将军继续十分成功地指挥的这个师，被挤出了该市。
由于第6集团军一些兵团陷入困境，第26、12集团军所属部队拉后太远，由于担心方面军其余兵力继续退却会造成军队指挥的更大困难，基尔波诺斯将军被迫于7月3日定下决心，企图在斯卢奇河、斯拉武塔、扬波尔、格尔日马洛夫、乔尔特科夫、斯尼亚滕一线固守。方面军司令员明白，要在敌优势兵力猛攻下扼守这一没有做好防御准备的地区，不是轻而易举的。因此，在同一训令中，他也准许军队在情况复杂化时退到筑垒地域一线，只要不让敌人夺占筑垒地域就行。在此情况下，第5集团军应退至科罗斯坚筑垒地域（鲁德尼采、别洛科罗维奇、谢尔贝）；第6集团军退至沃伦斯基新城筑垒地域（卡捷琳诺夫卡、科罗斯特基）；第26集团军退至奥斯特罗波尔筑垒地域；第12集团军退至列季切夫筑垒地域（新西尼亚瓦、科马罗夫齐）。
一俟各集团军退到这些地区，步兵第6军及机械化第4、8军各兵团余部即应编入方面军首长预备队。它们均应集中于日托米尔周围。我们指望以此在基辅远接近地筑起一道屏障，当然它是太薄弱了，因为这些兵团的人数都很少。但是方面军司令员无法把任何其他兵力编入预备队。
当训令已打印好并送基尔波诺斯将军签字时，他又加上了对集团军司令员的绝对要求：对所属军队实施准确而不间断的指挥。（遗憾的是在各级司令部的活动中，这方面还将长期是我们的要害。问题不仅在于情况复杂和通信技术器材奇缺，而且在于各级司令部没有在战斗条件下指挥军队的应有经验。）
侦察兵不断报告：敌人正在接近。司令部继续留在普罗斯库罗夫是不行了。在基辅已准备了新的方面军指挥所。但是向那里转移，就意味着进一步脱离各集团军，而现在同它们的联系，正如常言所说，已经岌岌可危了。
经过长时间犹豫后，终于决定先将指挥所转移到日托米尔。作战组立即向那里进发，以便同军队建立通信联络。夜间，整个司令部也都撤走了。我率一个参谋人员小组又是最后离开。在控制司令部已在日托米尔开设的信号之前，我们要同各集团军保持联络。在这数小时内，我也曾代表方面军司令部定下一些决心。第5集团军参谋长J·C·皮萨列夫斯基将军问步兵第7军和机械化第19军怎么办。这两个军形式上已转隶第6集团军，但同该集团军没有建立通信联络。
“因此，”皮萨列夫斯基报告，“它们找我们，问怎么办。
我们是否可以给它们赋予任务？”
我回答，在穆济琴科接管这两个军之前，就让波塔波夫先指挥它们，按最近一个训令给各集团军指明的目的行事。我们整夜都试图找到第6集团军司令部，以便将其右翼两军的情况通知他，但却未能做到。穆济琴科的司令部有如石沉大海。我派O·C·阿法纳西耶夫少校去找。他到了司令部所在的活洛奇斯克，但那里正进行激烈战斗。他又前往安托尼内——按计划这是集团军司令部应该转移去的下一个点。但那里也不见司令部。
由于日托米尔发来了号令，要我们前往方面军司令部，所以只好停止寻找。这次在路上没发生什么特殊情况。天刚破晓，我们就驶进了日托米尔郊区。我对这一城市的每一条街道几乎都熟悉，因为我任骑兵第5师参谋长时，曾在这里住过三年。
日托米尔座落在不大的捷捷列夫河的陡岸上。就象大多数乌克兰城市一样，全城隐没在一片绿荫之中。现在这片绿荫却遮掩了住宅遭野蛮轰炸后的断垣残壁。我不费什么劲就找到了方面军司令部，向普尔卡耶夫将军报告了我们从军队得到的最新情报，谈到了寻找第6集团军司令部的毫无结果的尝试。它是不是在沃洛奇斯克遭到德军坦克的突击呢？参谋长对这一推测和我一样感到忧虑。
“要继续寻找。”
回到作战部，一种不寻常的寂静使我感到奇怪。军官们离开电话机围住了我的政治副部长。二级营政委级正给他们读一个文件。我也谛听起来。“……这是苏维埃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是苏联各族人民生死存亡的问题……”清晰的词句提到了战场上的艰难处境，提到了我国人民应在后方和前线做的事情，提到了他们在反法西斯侵略者神圣战争中的任务，这些词句令人感到忧虑和激动。
思维的深度和独创性使人毫不怀疑：只有斯大林才能说这样的话。
“这是什么？”我忍不住问。
“斯大林同志的演说。”二级营政委级回答，一边小心翼翼地把读过的文件放在一旁。
我贪婪地浏览了一下：“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姐妹们！我们的红军和红海军战士们！我们的朋友们，我现在向你们讲话！”
我耳中仿佛真的响起了令人难忘的、不太响亮并带着明显土腔的声音。我们曾多少次屏息听过无线电播送的这一声音。现在我们明白，伟大列宁的党通过斯大林向我们，向人民和军队讲话了。
这一演说一开始就很吸引人。它的精神影响是巨大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更深刻意识到了自己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所负的责任。
文件读完后，大家都想倾诉自己的心里话。这个特殊的集会开得不算长，但大家在会上吐露了多少感受呀！人们激动地说出了祖国危难时刻我们能够和应该为她做的事。
军官们刚返回各自工作岗位，普尔卡耶夫将军就来了，并命令派两个参谋人员去寻找第6集团军司令部。他们出去了一整天，直到傍晚才在旧康斯坦丁诺夫找到了它。普尔卡耶夫知道这一情形后，在以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出的号令中用尖锐的语气申斥了集团军司令员，并要求他和方面军司令部代表一起详细报告集团军行动地带的情况。
我们的联络军官直到夜间才从穆济琴科的司令部返回。他带来了不能令人满意的情报。步兵第36军一部兵力仍然在被合围情况下进行战斗，其余兵力则以严重损失的代价打到伊贾斯拉夫筑垒地域，而法西斯军队一些支队也已从北面突到这里。步兵第49军暂时打退了敌人先遣部队的冲击，而机械化第24军在敌优势兵力猛攻下，则被迫放弃了沃洛奇斯克。
对步兵第37军各部队的情况知道甚少。据一昼夜前的报告，它有一个师在兹巴拉日以北敌人合围圈中作战。第6集团军司令员向步兵第7军和机械化第19军派去了自己的代表，但他们都还没有回来。
去过部队的几位军官报告，我士兵纵队和辎重队在敌不间断的轰炸下，正顽强沿道路向东行进。难民的人流则在路两旁同他们一起移动。难民有好几千人。他们离开故乡，抛弃一切财产，准备经受任何苦难，为的是摆脱法西斯奴役。他们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们红军战士身上，因为只有这些风尘仆仆、遍体鳞伤的士兵能保护他们，使他们免于牺牲。到渡口时情形就紧张起来了。这里聚集了大批大批的人、汽车和马车。法西斯的每一颗炸弹都在寻找目标。但就在这里也见不到张皇失措现象。指战员收集好烈士遗体及被打坏的汽车、马车后，重新修好桥梁和放下门桥。难民耐心地等着轮到自己。有时法西斯坦克向渡口冲来，于是殊死的搏斗就开始了。人民的苦难和人民的英雄气概，真难用言语来形容！我们至今都还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回想我方面军指战员和乌克兰和平居民所经受的考验。但是我们从各种汇报中知道，其他方面军的情况更严重。因此大本营采取了非常措施，从我们这里调走了全部新兵团，以支援我们的友邻。7月4日，大本营指示将骑兵第5军和十一个炮兵团，内八个反坦克炮兵团撤出战斗，并将其调往西方面军。各炮兵部队立即装车取道斯摩棱斯克。骑兵第5军应和南方面军机械化第16军一起集中于莫济里、卡林科维奇地域，以组成快速骑兵机械化兵集群，对深入白俄罗斯的法西斯“中央”集团军群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但它们未能进至各集合点，因为在此之前我们方面军发生的战事破坏了一切计划。
我方面军首长首先关心的是撤出受合围威胁的方面军主力，而对已经到达筑垒地域附近的那些兵团则不那么重视。由于那里的兵力已逐渐集结起来，正在进行巩固，所以我们认为战线情况已开始稳定。方面军首长和司令部便利用这一机会，转移到了早在和平时期就已在基辅附近构筑的新指挥所。7月5日和6日，我们继续由这里对军队实施指挥。仓促重建了由机械化第4、8、15军余部组成的方面军预备队。这几个军的兵力实在太小了，所以方面军首长请求总参谋部准许在每个机械化军的基础上各组建一个有战斗力的摩托化师。但是这些军的坦克所剩无几，莫斯科担心我们把坦克兵当步兵用。因此总参谋部不同意我们的建议，而要求将这几个军撤到后方，编入大本营预备队进行改编。我们只好将它们紧急装车启运。这几个军只留给我们几十辆坦克和少量摩托化步兵。我们用这些兵力兵器组建了几个混成支队。这样，我们预备队的兵力就微乎其微了。
第6集团军首长和司令部一直未能同自己